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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行业协会组织变迁受到日本政府和文化的双重影响，日本行业协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4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态度及其影响也不同，政府的行为影响到行业协会的发展及其组织的变迁；同时，日本文化也有利于在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建立信任，促成两者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 行业协会； 组织变迁； 官民协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
1政府的影响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阶段
根据相关研究，有学者把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划分为5个阶段，但本文将其重新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之前日本行业协会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战后发展阶段（1945-1
（1） 战时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各个行业的物资供给和消耗都以国家战时需要为重心，政府对于行业控制力量强大，企业间需要合作以达到政府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统一操控下，通过产品固定的配额与供给量，加强了垄断巨头以及中小型企业的合作趋势。
（2） 日本政府通过多次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强制加入协会，同时促进大企业间的组织化。日本政府在1941 年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强化大企业间的组织化联系，形成涵盖所有企业的“组织网络”。
（3） 政府开始利用行业协会的组织网络对经济进行管理。行业协会的职能也由战前促进垄断扩展转变为监管行业里每一个成员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而且开始为行业经济做全盘的计划考量。因此，日本行业协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战时政策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日本行业协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和发展，也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战后振兴经济的措施，可以简单归结为：① 通过立法、补贴、技术引进等途径大力发展支柱型企业；② 实行合理的计划经济，加强对各个行业的行政指导。③ 放宽反垄断法，鼓励行业内部实行产量统一规划以及限制。因此日本政府鼓励大型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扮演积极的经济促进者的角色都间接地促进了行业协会的内部整合作用，使行业协会成为企业间以及和政府间的协商合作平台。
日本政府经常通过日本行业协会的帮助完成行政指导。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通常是行政指导的思想库。另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是行政指导的执行者与监督者。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逐渐紧密，成为日本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得力助手。
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即行业协会组织职能的变迁和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更为明确。
政府管理放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政府改革的实施； ② 经济萧条； ③ 新兴产业的涌现。这一阶段，行业协会组织出现两大变化，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职能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信誉进一步提升。在90年代以前，政府推崇行政指导，进入90年代后，政府管理的放松导致行业协会行业自治增强，职能扩展到包括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进入资格的审批、行业产品检验等，有时还对违反行业规定的企业进行经济或者名誉上的处罚。这些职能带有更多公共管理的性质，使得行业协会在社会上具有更强的公信力。
从历史角度看，政府的政策对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及其组织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还存在着差异。日本行业协会的真正形成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制和主导特征。在行业协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日本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促进了行业协会职能的拓展。在第三阶段，日本政府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行政指导直接地影响到行业协会组织职能变迁。然而，在第四个阶段，日本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管制，行业协会自主性增强。2文化因素对日本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的影响
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不但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也受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倡导者。这种观念作为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扎根于日本社会，这种集体主义倾向显然也对行业协会产生了影响。
（1） 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企业对行业协会的忠诚度。行业协会的行动应该是同行业竞争者的集体行动。企业是否有合作精神是影响行业协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行业协会数目众多，企业入会率和会员企业忠诚度都非常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的合作精神更强。
（2） “协作意识”有助于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方合作，应对危机。愈是在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难的时刻，日本社会各界愈倾向于互相抱团共同应对危机而非明哲保身。人们通常认为在危机时脱离行业协会是行业协会的初衷相违背的，在危机时信息交换和合作更加重要。这也是日本行业协会能够在经济以及社会局面出
（3） “共识文化”有利于“官民协商”机制的形成，促进两者合作。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和社会内部的一致性。社会共识需要在社会中重要的不同主体之间达成。因此，政府在出台政策前会广泛征集与政策相关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听取建议并对原有政策进行修改和扩充，以求达到“政、商、学”界的统一。“官民协商”机制是日本集体主义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
3当前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
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密切，不断演化，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官民协商”的“法团主义”模式。在日本的法团主义中，政府并不直接就各行业协会的协商结果下达命令，而给予行业协会较大的自主性。这种模式可以更加具体地称之为“自由式法团主义”。[4]日本政府在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利益协调的作用，并尽可能地通过行业协会将社会各种利益整合到政府决策中来。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制度化联系以及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的行业协会主要通过审议会与政府联系。日本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各局、厅下设一些审议会或协议会。审议成员既有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又有制造商、贸易公司参加，还有有关行业协会的专职理事和部分会员企业的经理参加。政府通过这些组织对行业进行管理和控制，行业组织也通过它们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在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形成了确定的有秩序信息沟通方式。
（2） 行业协会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政府往往仅提出自己的有关目标，如产量、就业等，而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任务交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制定有关的措施，组织实施，而且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规写作定往往比执行更加花费时间和精力，而真正执行政策的过程就变得非常顺利了。在这样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都需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为整个行业利益进行考虑，行业协会成为了政府的政策助手，从而增进了政府的信任。
（3） 行业协会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一个行业协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丰富性直接决定着所能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会费和政府补贴是日本行业协会对资金的两大主要来源。日本同样存在很多官助民办型的行业协会，接受政府各种形式的拨款。[5]在日本，行业协会获得贷款也比一般企业要容易一些。
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行业协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从政府的角度看，日本政府沿袭的强大的政治权威可以保障政府处于一定的中立地位，并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和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强大的权威是保障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形成法团主义的先决条件。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日本也重新定位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空间。同时，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行业协会成员更加考虑某种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接受行业协会内部管理体制的等级化模式。“共识”文化或者说和谐文化成为行业协会内部及其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日本政府体制、政策及社会文化是日本行业协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张潇雨，曹庆萍. 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历程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08（11）.
雷鸣. 商会和行业协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J]. 现代日本经济，2006（4）.
[3] [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 北京：党校出版社，1992.
[4] 安戈， 陈佩华. 中国、组合主义和东亚模式[J]. 战略与管理， 2001（1）.
[5] 翟鸿祥. 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 行业协会； 组织变迁； 官民协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
2. 052
[]A[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2）22- 0090- 031政府的影响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阶段
根据相关研究，有学者把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划分为5个阶段，但本文将其重新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之前日本行业协会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战后发展阶段（1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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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年）；第三阶段是行业协会职能提升阶段（1975-1995年）；第四阶段是日本行业协会职信誉提高阶段（1995年以后）。1.1第一阶段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市场带来了众多变化：机械制造工业代替传统手工工场和家庭式生产；行业内部竞争加剧，大量资本聚集到实力强劲的生产者手中，逐渐出现行业巨头，带来行业垄断。这个时期的行业经济联合组织还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行业协会，而是以谋求垄断利润为动力的经济组织。日本行业协会的真正形成与政府密切相关。在二战时期，战时经济的特殊需要以及日本政府的市场监管措施促使了行业协会的正式形成。（1） 战时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各个行业的物资供给和消耗都以国家战时需要为重心，政府对于行业控制力量强大，企业间需要合作以达到政府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统一操控下，通过产品固定的配额与供给量，加强了垄断巨头以及中小型企业的合作趋势。
（2） 日本政府通过多次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强制加入协会，同时促进大企业间的组织化。日本政府在1941 年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强化大企业间的组织化联系，形成涵盖所有企业的“组织网络”。
（3） 政府开始利用行业协会的组织网络对经济进行管理。行业协会的职能也由战前促进垄断扩展转变为监管行业里每一个成员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而且开始为行业经济做全盘的计划考量。因此，日本行业协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战时政策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1.2第二阶段（1945-1973年）
战后，日本经济开始了战后重建，创造出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1955-1973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引起全球经济界的瞩目。
日本行业协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重要转变。①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供给增加，行业竞争者增多； ② 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政策，日本行业协会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且监督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 ③ 行业协会的经济功能得到扩展。日本行业协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和发展，也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战后振兴经济的措施，可以简单归结为：① 通过立法、补贴、技术引进等途径大力发展支柱型企业；② 实行合理的计划经济，加强对各个行业的行政指导。③ 放宽反垄断法，鼓励行业内部实行产量统一规划以及限制。因此日本政府鼓励大型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扮演积极的经济促进者的角色都间接地促进了行业协会的内部整合作用，使行业协会成为企业间以及和政府间的协商合作平台。
1.3第三阶段（1973-1995年）
日本行业协会在这一时期成为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得力助手，在职能上与政府分工明确，得以进一步扩充和发展。尤其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各个行业实行更加严格的行政指导。所谓行政指导是指根据法律建立的政府各部门具有的权力，在某一个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对企业或管辖对象颁发指示、要求、通知、建议和表彰[3]。政府的行政指导多数都被企业所接受，这是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如：国家财政补助金的分配权限、行政机构拥有为数众多的审批权限，特别是行政机构还拥有被称为第二预算的财政融资权限及政策性减税的批准权限。日本政府经常通过日本行业协会的帮助完成行政指导。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通常是行政指导的思想库。另一方面，日本行业协会是行政指导的执行者与监督者。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逐渐紧密，成为日本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得力助手。
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即行业协会组织职能的变迁和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更为明确。
1.4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
政府不再像以前对行业进行过多的干预。行业协会的自治能力增强，同时政府管理放松使得行业协会的信誉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放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政府改革的实施； ② 经济萧条； ③ 新兴产业的涌现。这一阶段，行业协会组织出现两大变化，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职能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的信誉进一步提升。在90年代以前，政府推崇行政指导，进入90年代后，政府管理的放松导致行业协会行业自治增强，职能扩展到包括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进入资格的审批、行业产品检验等，有时还对违反行业规定的企业进行经济或者名誉上的处罚。这些职能带有更多公共管理的性质，使得行业协会在社会上具有更强的公信力。
从历史角度看，政府的政策对于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及其组织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还存在着差异。日本行业协会的真正形成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制和主导特征。在行业协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日本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促进了行业协会职能的拓展。在第三阶段，日本政府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行政指导直接地影响到行业协会组织职能变迁。然而，在第四个阶段，日本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管制，行业协会自主性增强。2文化因素对日本行业协会组织变迁的影响
日本行业协会的组织变迁不但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也受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倡导者。这种观念作为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扎根于日本社会，这种集体主义倾向显然也对行业协会产生了影响。
（1） 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企业对行业协会的忠诚度。行业协会的行动应该是同行业竞争者的集体行动。企业是否有合作精神是影响行业协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行业协会数目众多，企业入会率和会员企业忠诚度都非常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的合作精神更强。
（2） “协作意识”有助于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方合作，应对危机。愈是在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难的时刻，日本社会各界愈倾向于互相抱团共同应对危机而非明哲保身。人们通常认为在危机时脱离行业协会是行业协会的初衷相违背的，在危机时信息交换和合作更加重要。这也是日本行业协会能够在经济以及社会局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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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危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3） “共识文化”有利于“官民协商”机制的形成，促进两者合作。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和社会内部的一致性。社会共识需要在社会中重要的不同主体之间达成。因此，政府在出台政策前会广泛征集与政策相关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听取建议并对原有政策进行修改和扩充，以求达到“政、商、学”界的统一。“官民协商”机制是日本集体主义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
3当前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
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密切，不断演化，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官民协商”的“法团主义”模式。在日本的法团主义中，政府并不直接就各行业协会的协商结果下达命令，而给予行业协会较大的自主性。这种模式可以更加具体地称之为“自由式法团主义”。[4]日本政府在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利益协调的作用，并尽可能地通过行业协会将社会各种利益整合到政府决策中来。日本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制度化联系以及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的行业协会主要通过审议会与政府联系。日本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各局、厅下设一些审议会或协议会。审议成员既有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又有制造商、贸易公司参加，还有有关行业协会的专职理事和部分会员企业的经理参加。政府通过这些组织对行业进行管理和控制，行业组织也通过它们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在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形成了确定的有秩序信息沟通方式。
（2） 行业协会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政府往往仅提出自己的有关目标，如产量、就业等，而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任务交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制定有关的措施，组织实施，而且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规写作定往往比执行更加花费时间和精力，而真正执行政策的过程就变得非常顺利了。在这样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都需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为整个行业利益进行考虑，行业协会成为了政府的政策助手，从而增进了政府的信任。
（3） 行业协会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一个行业协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丰富性直接决定着所能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会费和政府补贴是日本行业协会对资金的两大主要来源。日本同样存在很多官助民办型的行业协会，接受政府各种形式的拨款。[5]在日本，行业协会获得贷款也比一般企业要容易一些。
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行业协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从政府的角度看，日本政府沿袭的强大的政治权威可以保障政府处于一定的中立地位，并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和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强大的权威是保障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形成法团主义的先决条件。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日本也重新定位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空间。同时，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行业协会成员更加考虑某种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接受行业协会内部管理体制的等级化模式。“共识”文化或者说和谐文化成为行业协会内部及其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日本政府体制、政策及社会文化是日本行业协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张潇雨，曹庆萍. 日本行业协会发展历程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08（11）.
雷鸣. 商会和行业协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J]. 现代日本经济，2006（4）.
[3] [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 北京：党校出版社，1992.
[4] 安戈， 陈佩华. 中国、组合主义和东亚模式[J]. 战略与管理， 2001（1）.
[5] 翟鸿祥. 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