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捐赠

近代早期，在人文主义、新教和清教教义的影响和推动下，英国的王室成员、贵族官僚、商人、乡绅、约曼农等社会各界人士，为了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和范围，纷纷捐资创办文法学校、大学学院，捐赠图书、设立奖学金，增开公开讲座，掀起了一股教育捐赠的热潮。教育捐赠的结果使得文法学校的数量增多，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改善，这不仅推动了英国教育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面貌，并对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英国；教育捐赠；文法学校；大学
[]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27-06
喻冰峰（1975-），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化史。（四川成都 610064）
近代早期，特别是在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期间，一股私人捐赠教育的“办学热”在英国蓬勃兴起。与中世纪主要由教会创建学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教育的创办主体是俗界人士。教育捐赠的结果使得文法学校的数量增多，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改善，极大地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以致英国教育史研究专家斯通将1560-1640年间英国出现的教育变化称之为“教育革命”。

一、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捐赠的兴起

(一)对文法学校的捐赠

文法学校起源于中世纪。最初为了传播基督教和培养新一代传教士，英国教会创办了大教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这些学校都以教授拉丁文法为主，且都附属于教会。从15世纪起，由私人或慈善团体捐赠的一种不受教会控制的文法学校开始兴起，到16、17世纪，这种捐赠文法学校（Endowed Grammar School）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据乔丹统计，在1480-1660年间，英格兰的10个地区用于文法学校捐赠的资金高达448899英镑8先令。宗教改革时期的20年间，用于资助文法学校的资金高达29000英镑。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40年间，共有72736英镑13先令的资金用于建立文法学校，远远超过了过去80年对学校捐赠的总和。这一时期的教育捐赠在1620年达到最高峰，该年用于文法学校捐赠的资金近100000英镑。在10个被调查的地区中，既有伦敦这样的富裕大都市，也有西部较贫穷的萨默赛特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教育捐赠不仅数额大，而且波及的面也很广。
由于私人的大量捐赠，英国文法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十六世纪，伦敦创办了三所大规模的文法学校，即圣·保罗文法学校、威斯敏斯特文法学校和泰罗文法学校。”到16世纪末，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一所文法学校。至17世纪70年代，克利斯多福·威士的调查报告认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文法学校统计总数大约为700所。
王室对私人捐赠文法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很多私人捐赠的学校在获得女王的特许状后，纷纷以女王学校命名，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40年间，英国出现了100所以女王学校命名的私人捐赠文法学校。
在文法学校数量得以扩展的同时，文法学校的图书馆也由于私人的捐赠而得以建立。这一时期，许多城市里的文法学校都有图书馆，并且有书供出售。现存资料表明：在斯雷伯里（shrewsbury）、佛雷斯德（Felsted）、圣阿拉巴（st Ala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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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文法学校里，都有图书馆，其中有些图书馆是由捐赠建立起来的，如阿巴拉汉姆·科尔弗（Abraham Colfe）由雷维斯汉姆（Lewisham）文法学校的老师捐赠了图书馆和房子。
捐赠者为了鼓励学生在上完文法学校后继续深造，通常还在文法学校设立大学奖学金，通常交由学校董事会或独立的托管会，如城镇法人团体负责管理。

(二)对大学的捐赠

尽管与文法学校相比，大学从教育捐赠中获利要少，但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大学的办学条件在此期间也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为学院和图书数量的增加、校舍的修建和许多新讲座的开设。
首先，由于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捐赠，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学院的数量都有了大大的增加。在16世纪期间，牛津大学共有布拉斯诺思学院、基督圣体学院、基督教堂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耶稣学院六所学院因得到捐赠而建立。同期的剑桥大学也有七所学院因得到资助而创办。它们分别是基督学院、圣约翰学院、莫德林学院、三一学院、贡维尔与凯斯学院、伊曼纽尔学院、西特尼·苏塞克斯学院等。
其次，大学的图书馆也获得捐赠，图书的数量有了大量增加。在1582年时，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总藏书只有300卷，写本150卷；16世纪后期，由于获得多批赠书，其中坎特布里城的大主教巴克尔（M·Parker）捐赠了100卷，使图书馆的藏书量开始有了缓慢的增长；到1650年时，剑桥大学藏书约有1000卷；写本400卷。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剑桥大学由于受到皇家的关注，图书馆又获得多批的捐献和遗赠。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英国波德莱（Bodleian）图书馆，也是那时人们对高等教育投入极大热情下的产物。该图书馆是由波德莱（Bodley）于1598年在牛津大学建立，历经15年捐巨资而建成。此外，他还首先把自己多年积攒的1300件抄本捐给了该图书馆。
为了打破神学在大学里的垄断地位，丰富大学授课内容，捐赠者还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新讲座的开设。像几何、天文学、道德哲学、古代史、解剖学和音乐等各种公共讲座在大学里都有开设。亨利八世捐资分别于1540年和1546年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设立了希腊语、希伯来语、民法、神学和医学5个钦定讲座教授席位。
此外，捐赠者也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设立奖学金。如1615年外科医生斯蒂文·珀斯在剑桥大学的贡维尔与凯斯学院设立了六个研究生和六个本科生的奖学金。
在得到社会捐赠后，一些学院也注重加强教育设施的改善。如1616年起，埃克塞特学院用社会捐赠的款项，建立了新的宿舍、教堂、礼堂及改善厨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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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英国的教育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天主教会几乎垄断了一切有组织的教育。教师大多由牧师担任，学校校长由主教任命，学校依附于教会或教堂，各级学校以神学教育为主，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为神学怎么写作，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成为教士。随着教育捐赠的出现，天主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被打破，世俗人士开始参与到教育系统的建设中来，并使英国教育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语法教学思想渗透到英国教育的各级机构，打破了神学的统治地位。各地建立的语法学校不但提供基本的读写能力和进人大学深造的相似度检测教育，还开设了包括写作、记账和世俗就业所需的技艺课程。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牛津、剑桥大学推行导师制，开设了古典文学、逻辑学、修辞学和近代语言等课程，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如数学、几何、地理、天文学等讲座。其次，在人才的培养目标上，改变了此前以培养教士为唯一目标的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学校和大学都被看做是培养教士的阵地，以致长期以来，许多富裕家庭的家长由于担心自己的儿子被劝说去担任圣职或加入修道院、托钵修会，都不愿将其长子送入大学学习。宗教改革后，随着修道学院的解散，以及国家行政事务的发展，这种传统观念逐渐淡化，他们纷纷将儿子送入大学学习，以致雷蒂默（Latimer）主教在1549年4月的一次法庭布道会上声称：“在学院中，学生都是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他们的父亲并不指望他们成为传教士。”

(三)使一些学而有成者获得了向上层社会升迁的机会，从而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

在中世纪，贵族可以凭借其出身的高贵而获得进入政府部门的特权；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是通过父亲将技艺和家产传给儿子，来实现子承父业的更替；农民则必须充分依靠全家的劳力，努力从事田间耕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小。自近代社会后，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和部门，而这些新兴的行业和部门往往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时，富裕的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纷纷将其孩子送入文法学校和大学接受文化教育，为其今后的生计进行智力投资。一些家庭穷困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进入免费文法学校的方式接受初中等教育，少数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可以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另外，大量的贵族子弟涌入大学也为平民子弟进入大学提供了便利，许多平民子弟往往以贵族绅士的仆人或半工半读的减费生（sizar）的身份，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
这样，无论是在文法学校里学习到的拉丁文、读写算等知识和技能，还是在大学里接受的高等教育，都为他们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和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可能。如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理查德·威尔斯在谈到自己所受过的教育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关系时说到：他在格洛斯特城（Gloucester）一所免费文法学校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之后还成为那里的一位教师，教师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先后充任了许多贵族甚至国玺大臣的秘书。
许多大学生在毕业后，或加入教会，成了教士；或进入法律界，成了律师；或进入政府部门，成了政府官员。如在1563年的英国下议院中，420名议员中有67人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1584年议会中，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的人数增加到145人，而到1593年，增加到161人。在17世纪上半叶的议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下院议员受过大学教育。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一定的正常流动，不仅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获得了上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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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其才能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减缓。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教育捐赠而带动的文化教育发展，也为17、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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