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中国近代政治性报刊历史作用

【摘要】中国近代政治性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对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延续和传承关系，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是以外来在华创办的报刊为标志的，《时务报》是将中国政治性报刊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它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时期宏观背景下影响深远的政治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大事件，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关键词】政治性报刊；时务报；新闻传播

一、以《时务报》为代表的巅峰时期的政治性报刊概述

历数中国近代政治性报刊不胜枚举，最初的政治性报刊的杰出的代表《循环日报》，开创了我国近代报纸报刊论政的先河，他的创办者王韬和他所办的《循环日报》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之后有维新运动时期的一系列报纸，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因康有为深受外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宗教性报刊《万国公报》（后侧重于时事政治）的影响，以至于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与其同名，还有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上述划时代意义的《时务报》，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喉舌《知新报》，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舆论阵地《湘学新报》与《相报》，严复的《国闻报》等，这些报刊在维新变法时期极力鼓吹改良，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单作为一个个的历史事件，它们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及其社会形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它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时务报》为例，第一、它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启蒙，使其思想开始首先进入具有进步意识的中下层士大夫脑中，为以后的维新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以及组织准备工作。1901年梁启超追忆起当时人们喜读《时务报》的盛况时说：“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第二，它冲破了封建的言论禁锢，使其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之影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上下唱和，光绪皇帝与中下层的士大夫还有地方大员一唱一和，极力支持，晚清重臣张之洞维新时期极力推行《时务报》“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之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订阅《时务报》，经费由善后局支出。第三，它改变了报人的地位，近代以来，报人为“文人之末路”不被世人所看重，但《时务报》影响空前，耸动朝野，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当时著名报人梁启超、严复、唐才常、谭嗣同都是一流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改变了政界、知识界对报人的看法，“文人办报”“文人论政”变的无比光荣，四十多年以后，著名报人张季鸾在《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事业奖之际说到：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一种特长，以《大公报》为例，检测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第四，它产生了报刊的新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文体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感染力，读来意犹未尽荡气回肠。

二、保皇派与革命派报刊概述

第二个时期的政治性报刊主要集中在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个时期的政治性报刊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报刊，其二，以孙中山、章太炎、陈少白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同年便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个机关报，它以“维持支那之清议”，“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等四项为宗旨，猛烈抨击“逆后贼臣”，之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新民丛体”风靡一时，但在其后与《民报》的论战失败后悄然落幕，这时期改良派在海外的报刊基本上延续了维新变法时期报刊的风格，言论为主，以知识、观念的传播为核心，新闻、事实的报道为俯从。而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还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896年的《苏报》自转卖给陈范后，章士钊任主笔，其立场转向革命，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神州日报》及前赴后继的“竖三民”，《警钟日报》《大江报》《楚报》《商务日报》，还有留学生创办的一系列报纸等等，这些报纸极力鼓吹革命，尤其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民报》与“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大论战，革命派小将气势非凡，最终使得《新闻丛报》悄然落幕，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保皇派改变立场转而投向革命，当然也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报纸大多短命，尤以于右任的“竖三民”最为突出，究其原因，大部分便是锋芒毕露的革命激进言论触怒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内外夹击下，大多革命派报刊昙花一现，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外在的政治社会影响深远，为革命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革命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最终促成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形式上被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确立，其后发布的《暂行报律》掀起了中国新一轮的办报，那个时期的报刊主要是政党性报刊，包含在政治性报刊之内，虽然政党性报刊泛滥成灾，但确是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时期。在新闻业务上开始着重进行选择性和诱导性报道，寓观点于事实之中，类似于现代提出的“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政党性报刊的综述，对于中国近代政治性报刊的作用，我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近代政治性报刊从政治社会影响来看，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启迪民众，解放思想，影响舆论，救亡图存。虽然商业性报刊和宗教性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如《申报》与《万国公报》，但都难以真正引导舆论，在全中国范围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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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舆论，造成影响。这些外来报刊毕竟是外来的，与中国文化的“士人清议”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意图，一个是商业目的和意识侵略，甚至从根本上瓦解中国人的文化自尊，一个是救亡图存和爱国。如果从新闻专业角度来看，《申报》新闻业务纯熟，历久不衰，是这些政治性报刊难以望其项背的。第二、近代的政治性报刊从对新闻传播的内在影响的角度看，其影响巨大，其中尤以《时务报》最为突出，开创了大众传播的新形式——时务文体，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新文体，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典范作用，它适应以后报刊发展的时效性和提高了只提出问题后受众的思考和回馈的可能性，这样更有利于言论或者观年的传播。
中国近代的新闻传播史就是三类报刊的交织叠合的发展，最初的宗教性报刊成为引玉之砖，引出了商业性报刊和政治性报刊，政治性报刊就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来看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从新闻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中国近代政治性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它相当于中国的“本土化”报刊，是中国古代新闻事业（清议）的内在延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也是“新闻本位”和“言论本位”两条线索的交织发展，对于一种报刊的影响地位及其作用，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历史事件而误入歧途出现研究偏差，也应该注意到它创办的内在影响，我们的最终落脚点便是这些报刊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对新闻传播事业本身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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