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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限制可译性的最常见也是最忌简单处理的因素，文化障碍在翻译实践中给译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本文旨在通过充分剖析认识语际转换中的文化障碍的构成，找出适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文化障碍；民族性；词汇
刘宓庆认为，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的人们在认知、思维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他们表达和承载其认知、思维和文化的语言之间具有同构性，存在语际转换的可行性，即“可译性”，但是这种性质和特性是相对的。再加上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使得翻译的可行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存在“可译性限度”。
萨格尔（Sager）将翻译中出现的困难分为四类：语用翻译问题、跨文化翻译问题、跨语言翻译问题和与具体语篇相关问题。他认为，在这四类困难中，跨文化翻译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的规范和风俗习惯。
刘宓庆也将翻译中语际转换面临的障碍进行划分，得出以下五类：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提供保障。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这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胡文仲，2002：49）。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要翻译好那一国的语言是不可能的，相对应地，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翻译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翻译并使用这一语言。
同时，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胡文仲，2002：55）下面通过列举一些反映文化词汇的例子，来更加深入地理解刘宓庆提出的五方面的文化信息符号。
1．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包括产生这一文化的民族的一切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信息。民族意识化符号往往间接反映该文化的观念形态。（刘宓庆，2005：159）
中国文化深受佛教、儒教、道教的影响，在汉语词汇中大量反映，如“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而基督教在法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渗透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成为法国社会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法语里许多典故传说、宗教节日来自基督教，如“l’Ascension”，“la Pentec？te”等。
2．语言中的民族声像化符号
语言音位系统和文字系统都属于民族声像化符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象征性。比如声色词、比喻词、形象性词语以及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俚语等。（刘宓庆，2005：159）
由于汉民族崇尚对称和谐，汉语重视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因此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格，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对称，十分上口，例如：朝秦暮楚、晨钟暮鼓、色厉内荏、风和日丽、心慈面软、日新月异等。（常敬宇，1995：9-10）
法语中对“妻子有外遇”的表达是être peint en jaune或porter en jaune，汉语的相应表达却是“戴绿帽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黄为贵”，常常被看做君权的象征。汉语里，还指代表、、暴力等不良内容。
3．语言中的民族社会化符号
反映民族习俗与风情以及人际的、社会的、阶级的、群落的惯用称呼、服饰、体语、行为特征、活动形式、生活方式的词语都属于民族社会化符号。（刘宓庆，2005：160）
汉语和法语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社会化符号。比如“拱手”，也称“作揖”，是汉民族的交际礼节。见面时，双手合抱举前，向对方致意。而法国人见面，特别是熟人之间常常“faire un bisou”。
4．语言中的民族地域化符号
反映操某一语言的民族或群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与特征、山川、市镇称号等等文化内涵的词语都属于该语言的民族地域化符号。（刘宓庆，2005：160）
吴牛喘月是说吴地（江浙一带）气候炎热，当地的水牛非常怕热。到了晚上看到一轮明月升上天空，误以为是太阳出来了，就发出怕热的喘息。人们用这个词来比喻人遇事过分惧怕，而失去了判断。这是带有非常浓郁的中华民族地域色彩的成语，与地域及气候条件相关，无法在法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
[关键词]文化障碍；民族性；词汇
一、有关文化障碍的提出
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界的争论焦点。随着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加广泛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达成的基本一致的共识就是：绝对的可译和绝对的不可译是不存在的，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都是相对的。现在问题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可译性和可译性限度问题上。刘宓庆认为，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的人们在认知、思维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他们表达和承载其认知、思维和文化的语言之间具有同构性，存在语际转换的可行性，即“可译性”，但是这种性质和特性是相对的。再加上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使得翻译的可行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存在“可译性限度”。
萨格尔（Sager）将翻译中出现的困难分为四类：语用翻译问题、跨文化翻译问题、跨语言翻译问题和与具体语篇相关问题。他认为，在这四类困难中，跨文化翻译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的规范和风俗习惯。
刘宓庆也将翻译中语际转换面临的障碍进行划分，得出以下五类：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
源于：论文网www.udooo.com
法障碍、语义表述障碍和文化障碍。显而易见，虽然刘宓庆与萨格尔的划分标准不一致，但是二人关于文化障碍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刘宓庆认为，文化障碍是限制可译性的最常见也是最忌简单处理的因素（刘宓庆，2005：138）。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翻译理论中语际转换的文化障碍问题”涉及两个关键要素：语言与文化，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简言之：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映文化。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提供保障。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这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胡文仲，2002：49）。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要翻译好那一国的语言是不可能的，相对应地，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翻译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翻译并使用这一语言。
三、文化障碍的分类
刘宓庆认为，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刘宓庆，2005：159），因此，在语际转换中，将文化信息符号正确、精确换码十分关键。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符号是一个庞大的以散点式结构广泛包容五个方面信息符号的“象征系统”。这相互交融的五个方面包括：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声像化符号、民族社会化符号、民族地域化符号和民族物质化符号。同时，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胡文仲，2002：55）下面通过列举一些反映文化词汇的例子，来更加深入地理解刘宓庆提出的五方面的文化信息符号。
1．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包括产生这一文化的民族的一切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信息。民族意识化符号往往间接反映该文化的观念形态。（刘宓庆，2005：159）
中国文化深受佛教、儒教、道教的影响，在汉语词汇中大量反映，如“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而基督教在法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渗透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成为法国社会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法语里许多典故传说、宗教节日来自基督教，如“l’Ascension”，“la Pentec？te”等。
2．语言中的民族声像化符号
语言音位系统和文字系统都属于民族声像化符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象征性。比如声色词、比喻词、形象性词语以及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俚语等。（刘宓庆，2005：159）
由于汉民族崇尚对称和谐，汉语重视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因此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格，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对称，十分上口，例如：朝秦暮楚、晨钟暮鼓、色厉内荏、风和日丽、心慈面软、日新月异等。（常敬宇，1995：9-10）
法语中对“妻子有外遇”的表达是être peint en jaune或porter en jaune，汉语的相应表达却是“戴绿帽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黄为贵”，常常被看做君权的象征。汉语里，还指代表、、暴力等不良内容。
3．语言中的民族社会化符号
反映民族习俗与风情以及人际的、社会的、阶级的、群落的惯用称呼、服饰、体语、行为特征、活动形式、生活方式的词语都属于民族社会化符号。（刘宓庆，2005：160）
汉语和法语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社会化符号。比如“拱手”，也称“作揖”，是汉民族的交际礼节。见面时，双手合抱举前，向对方致意。而法国人见面，特别是熟人之间常常“faire un bisou”。
4．语言中的民族地域化符号
反映操某一语言的民族或群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与特征、山川、市镇称号等等文化内涵的词语都属于该语言的民族地域化符号。（刘宓庆，2005：160）
吴牛喘月是说吴地（江浙一带）气候炎热，当地的水牛非常怕热。到了晚上看到一轮明月升上天空，误以为是太阳出来了，就发出怕热的喘息。人们用这个词来比喻人遇事过分惧怕，而失去了判断。这是带有非常浓郁的中华民族地域色彩的成语，与地域及气候条件相关，无法在法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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