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文学观念和政治情怀设计

关键词：白居易；文学观念；政治情怀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检测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背离其文学观念的。由此可见，文学中的政治应该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的，而不是特别指点出来的。
10012435(2012)04040405
刘淮南：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

源于：大学生毕业论文www.udooo.com

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1］108109
一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很显然，作为生活实际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难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学创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学，她也可以不表现有关政治治理的内容，再加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伤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学应该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可是，某作家的远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能够脱离政治，所以，我们应该探讨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不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现政治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既表现了政治内容又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创作并不少见呢？比如屈原的《离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等。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作为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叙述了诗人的出生和成长，尤其是叙述了自己如何辅佐楚王进行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因为触动了有些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围攻和打击，而楚王也听信谗言，不再信任他，并放逐了他。在遭受打击后，诗人重华陈词，上扣天阙，下求佚女，灵氛占卜，巫咸劝阻，历数历史上的有关政治人物，辨析着行为的是是非非，选择着自己的何去何从。很明显，《离骚》中的叙事和抒情都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但是，谁都承认，屈原的《离骚》其情感之充沛、想象之丰富、形象之生动，都是之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也可以说，《离骚》是屈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后，对其情感实际的一次充分的抒发，或者说，它是以情感为主的，而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正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盖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由此也可以说，文学的功能在于她能够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上，在于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文学的”内容上，而并不就是表现在她对社会的立竿见影的作用上，所谓的“无用之用”，正是这方面的意思。真的将“补察时政”作为文学的目的的话，此时的“文学”不过是成为了包裹政治性内容的外衣，实质上是等同于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等行政文书的，或者说让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的内容更易于大家阅读和传颂罢了。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辞赋）》中所说的“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客观上更充分地说明了白居易的文学观念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或者说，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浓郁的政治情怀。同样，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中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内容。比如，《长恨歌》开始时对唐明皇重色误国的批评，《琵琶行》中对自己被贬谪遭遇的诉说都是政治内容的明显表现。然而，我们又应该看到，这些政治内容却是为了表现诗人的情感实际的，而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正是因为情感的客观分量，以及诗歌中丰富的想象以及生动的形象，使得它们成为了人们非常喜爱的篇目。而且，就《长恨歌》来说，虽然写于元和元年白居易的创作还是以“兼济天下”为主的时期，但是这首诗却并不像他所说的“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其事核而实”（《新乐府序》）那样，而是情感浓郁、想象驰骋并不乏虚构。全诗以歌咏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为主，却渗入了诗人与湘灵的情感遗憾［2］，虽然描写了李、杨之情，又并非对之的历史追叙，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传说而脱离了原样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回环往复的描绘，委婉细腻的铺陈，曲折多致的刻画，出神入化的想象，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感伤情味，具有非常的魅力。也可以说，白居易与湘灵永志不忘的恋情在对李、杨之情的咏叹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或者说，诗人将自己有过的切身体验“移植”到了对李、杨之情的叙述中，这自然也就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无论是对诗人自己还是广大读者。白居易从贞元十五年（799）到贞元二十年（804）与湘灵在洛阳相恋，期间也有过几次分别。虽然二人一见钟情，心心相印，情感缠绵，难舍难分，但是因为门第的原因一直未能结婚。从贞元二十年，白家迁往秦中后，就再没有与湘灵见面。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与杨氏结婚。所以，一定程度上，《长恨歌》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就此，我们可以从白居易写的与湘灵恋情的有关诗句同《长恨歌》中有关句子的对照中见出。如：《长相思》中的“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潜别离》中的“河水虽浊有清时，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还有，写于相恋期间和相思期间的《感镜》中的“经年不开

摘自：毕业论文摘要www.udooo.com

匣，红埃覆青铜。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与“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流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感秋寄远》中的“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与“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相知”。《庭槐》中的“忽向天涯见，犹在故园时。……树木犹复尔，况见旧亲知”与“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等等。只要将前后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它们都有着相似、相通甚至是相同的地方。换句话说，白居易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使得他能够叙述和表现出李、杨“同样”刻骨铭心的情感来，而在对李、杨情感的咏叹中，也使得白居易郁结在心的对湘灵的情感得到了抒发。为此，也可以说，白居易所写的有关湘灵的诗篇，某种意义上为《长恨歌》进行了创作上的准备。换句话说，在《长恨歌》中，白居易使自己对湘灵的情感由生活体验转换成为审美体验。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诗意、模仿、惊心动魄、有趣——这些因素在艺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是他们不可能用来代替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3］521托翁的话强调了情感体验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客观上也说明了《长恨歌》何以能够为人们喜爱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检测如白居易没有经历过与湘灵那种生死相依的恋情，即没有情感方面的深刻体验，恐怕未必会在朋友王质夫的建议之后就动手创作《长恨歌》，即使写了，也恐怕难以有现在《长恨歌》中体现的前所未有的情感实际，文学史上恐怕也就要少了一首回肠荡气的不朽诗篇。
二
此外，《与元九书》中虽然认为杜甫的成就很大（“诗之豪者，世称李杜”），却又话锋一转，“然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门花》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也就是说，依照白居易的观点，杜诗中最有成就的也就是三四十首直接反映了现实的民生疾苦的篇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非是杜甫的这些篇目符合白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及“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显然，由于白居易的“事”限于“政事”、“时事”，所以也就制约了“事”的广泛性，自然也制约了他对杜甫和其他人的理解。我们放过其他人不谈，就以杜甫来说，《新安吏》等篇目虽然直接面对并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人民的疾苦，也有着讽喻之意和早日结束战乱的愿望。可是，在这些篇目的创作中，杜甫是从其亲身经历和现实的感受出发而非从某种政治理念出发的，所以他也没有通过几首诗歌就改变现实的意愿，也没有“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体式。而且，杜诗写时事的诗又多为古体，“虽然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4］285这些，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偏见，是不可能认识到的，自然对杜甫的评价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公允的。
而再就白居易的《新乐府》予以分析时，同样可以看出，由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客观上也限制了这些诗歌的成就。
可以说，50首《新乐府》作为“讽喻诗”的代表，是很好地体现了白居易“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的观念的，而“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强调也很好地适应了“补察时政”的目的，再加上呼告语、三三七和三七杂言的灵活使用，既使得诗歌的节奏十分通俗，也便于诗歌内容的表达。可是，创作目的的偏离文学，又使得《新乐府》只能说都是很好的时政报告、社情民意而难以说都是很好的诗歌。很多篇目由于以直接的功利目的结构全诗，自然缺乏应有的真情实感。为了“首句标其目”，在诗的标题下加了注释（如《杜陵叟》是“伤农夫之困也”，《红线毯》是“忧采桑之费也”，《卖炭翁》是“苦宫市也”）；为了“卒章显其志”，不必要的议论大量增加。虽然其中的《卖炭翁》等篇目不错，但是整体上的问题又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白居易本人已经有所察觉，在《寄唐生》中所说的“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饥”可以作为证明。如果说“权豪怒”反映了这些诗因其对现实的不公、不平进行了强烈批判而触怒了权豪的话（就此方面，我们应该敬重白居易的政治情怀），那么，让“亲朋饥”则恰恰说明了《新乐府》的很多篇目诗性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完全可以说，白居易的文学观念由于突出了政治功利，只是充分反映了他关心现实的政治情怀，或者说，他的讽喻诗是其政治主张的一种延伸、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观念是工具性的，是难以揭示文学的实质的，也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要求和人们对文学的希望的。本来，文学中的政治，是情感中、想象中、形象中的政治，而非调查报告、社情民意中的政治。政治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因素，是完全可以进入文学的，它既是引发情感的内容之一，也是文学想象中的对象和文学形象中的内涵之一。我们不是反对政治公文中的文学性，而是反对将文学观念中添加更多的政治成分，特别是政策性的成分。原因在于，添加了政治成分的文学观念往往是工具性的，是为了政治而非为了文学的，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换句话说，当文学观念中的政治成分突出后，也就等于将文学纳入了政治的系统，这时的文学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制约，成为了政治的一种特殊的载体，于是，文学的审美追求、情感性以及个体性要素等必然会被放到次要的位置。而在强调文学所应有的情感性、想象性、形象性以及个体性这些“文学的”要素时，则是政治成为了文学中的一个因素。自然，文学的审美追求也就会得到高扬，文学也就会在应有的轨道上前进。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提供了为政策而牺牲文学的事实，“”中的不少创作同样证明了这样的道理。或者说，这些创作体现的是政治价值而非文学价值。虽然说，与儒家的诗教相比，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那么“温柔敦厚”，既有热泪，更有热血，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目的，又使得这些讽喻诗同样难以摆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窠臼，或者说就是为了“礼义”。而同样是白居易，其《长恨歌》、《琵琶行》虽然也有着政治的内容，可因为不是那种“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的创作，且远离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目标，反而步入了文学的轨道并且走得很好，从而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目。
三
这里，我想到了王国维就“诗人之言”和“政治家之言”所进行过的区分：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垅，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5］238
在王国维看来，“诗人之言”是“诗人之眼”观物的结果，而“政治家之言”是“政治家之眼”观物的结果，所以，作为诗人应当具备“诗人之眼”，这样才可能避免“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的局限性，从而“通古今而观之”。很显然，由于“诗人之眼”具有丰富的情感性和想象性，自然能够突破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局限，从而能够体现出一种普遍性来。可见，这里所说的“通古今”并不仅仅表现在时间上，同时也表现在空间上。
虽然，王国维没有看到并指出文学与政治的相同之处，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6］，但是能够就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之处予以说明，能够就“诗人之言”和“政治家之言”进行区别,又是非常可贵的。上面白居易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诗人之言”和“政治家之言”的区别。也可以说，《长恨歌》、《琵琶行》是作为“诗人之言”的结果，而讽喻诗却是作为“政治家之言”的结果。作为“政治家之言”，讽喻诗虽然是文学，但是因为过于关注当下和眼前的利益，即“域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了，所以局限性十分明显，自然也就比不上突破了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作为“诗人之言”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了。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文学作为人类想象并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带有明显的理想性，政治在某些时候同样也是人类想象并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自然也有着明显的理想性，换句话说，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政治在想象并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时往往表现在理性设计当中（即上面说的“某些时候”）而未必是具体实施当中，或者说，具体实施当中的政治与理性设计阶段相比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距离。作为理性设计当中的政治，往往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长远的利益，其想象性和理想性是突出的，而实施中的政治，则往往在具体实施者和具体实际的制约下，将想象性予以束缚，将理想性予以打折甚至丢弃，而这也就是白居易讽喻诗诗性不高的原因，也是历史上为现实政治（并不是理性设计中的政治）怎么写作的文学其价值性有限的根源。试想，作为通观古今的“诗人之眼”与受到具体事件和具体环境制约的“政治家之眼”能够完全一致吗？由此，刘锋杰所说的“文学作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政治作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它们的遇合，正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基础，我认为这种关联就是文学对政治的想象”［7］是值得注意的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观点。由此也不难理解，讽喻诗中的政治，由于是眼前的、直接的，诗人与之是没有拉开距离的，或者说，因为理念的凸显，使得其情感的来源仅仅限于特定的时事本身，而这在客观上也就限制了情感的丰富性，并且锁定了想象的翅膀，自然其想象的成分也是有限的。就以《卖炭翁》来说，其感人之处是对卖炭翁烧炭过程的描绘和对最后结果的叙述，诗人的用笔是简练的，反映的问题也是准确的，引起了人们的同情也是肯定的。但是，就诗歌的内容来说，也仅仅是“苦宫市也”，读者在更大范围内的想象是难以展开的，即使是现代，也不过被认为是对封建压迫的揭露和批判而已。检测如它所“上达”的问题被“天子”解决了，那么，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此时，它的文学价值还有多少呢？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文学中的政治应该是情感中、想象中与形象中的政治（如屈原的“美政”），而不应该是具体政策中的政治，如果文学中的政治受到了具体

摘自：学术论文网www.udooo.com

政策的左右，那么必然是文学的被限制，也必然是文学价值的被打折。虽然说，现实中这样的文学历来都是不可避免、大量出现的，但我们却应该看到其对于文学建设的有限意义。自然，在尊重这样的文学存在的同时，思考如何才能有利于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的创造，也就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戴武军.白居易婚前恋情详考［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73-76.
［3］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52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85.
［5］王幼安.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38.
［6］刘淮南.“诗人之言”的建设性和局限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9,(2)：130-132.
［7］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08-113.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