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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妇女《妇女杂志》(1915—1931)传播实践学报

收藏本文 2024-03-03 点赞:7606 浏览:24807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 《妇女杂志》是中国女性报刊史上历时最长的刊物,且在当时社会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妇女杂志》诞生于新旧杂陈的社会背景中,在商务印书馆对文化与商业的共同考量中历经了从保守到激进再到保守的话语变迁,建构起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和独立平等的“社会”女性两种女性形象,而其女性启蒙效果却乏善可陈。究其原因,《妇女杂志》所透出的女性启蒙图景处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虽然通过刊物出版传播了启蒙思想,但在民族救亡的历史浪潮中,女性启蒙终究只是镜花水月。
[关键词] 《妇女杂志》;话语变迁;形象建构;女性启蒙
[]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155—05
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中,在旧社会与新社会、旧制度与新制度反复博弈的漫长探索过程中,“启蒙”成为那个时代生动的注脚。在新旧冲突且交融的社会语境中,大众媒介承载起自由言说、知识传播、思想启蒙的重要功能,反映并加快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部分,妇女运动亦被纳入了议程,开始了女性启蒙的漫漫征程,而《妇女杂志》正是当时讨论女性问题、推进妇女解放的重要的言说空间。《妇女杂志》于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与发行,先后受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历经了多次风格变迁,并以极高的销售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稳坐当时女性出版物中的“第一把交椅”。可以说,《妇女杂志》的传播实践,使其成为那个时期女性形象、妇女生活状态、社会思想观念的鲜活见证。适因于此,本文将以女性主义作为主要理论视角,从语境、文本、传播效果三个层面来深入解读《妇女杂志》的传播实践。
一 话语变迁:商业与文化的合奏
每一种媒介文本都是时代的产物,因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演绎出独特的风貌。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所言,“每种媒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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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面临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它们形成了这种媒介在社会上特殊的采纳方式”。[1]《妇女杂志》的创办与发行,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正式走向了新旧杂陈的境地。政治上,伴随着爱国运动的此起彼伏,近代意义的女权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其与近代革命互相交织,通过组建妇女团体、办报刊等多种方式来争取妇女教育、婚姻自由、妇女参政等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的机会;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在上海等大都市,大众传媒业和印刷出版业与其他商业资本共存互促,其商业运作顺畅,规模也逐渐扩大;社会文化方面,、自由、平等等新思想得到传播,女权思想的萌芽亦以一种张扬却坚韧的态势向前演进。总之,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语境下,各种文化思潮先后涌现,此时,以大众媒介为阵地,思想宣扬、舆论建构的热潮一波一波地袭来,呼应着政治变革的发展。《妇女杂志》等近代妇女报刊的创办,无疑正是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呼应着当时妇女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诉说着近代女性的生活形态,为广大女性传达启蒙思想,从而建构出一个以“女性”为内容的媒介话语空间。
论及媒介话语,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妇女杂志》背后的传播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之一,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一直秉持着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化知识的精神格调,而这主要源于商务印务馆的领导者张元济的理念。张元济是翰林出身,一直坚守“文化救国”的精神追求,并将这种知识分子的追求贯穿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思想中,力求通过编辑出版来实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而同时,作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商务印书馆自诞生起就处于薄弱的民族资本发展环境中。尽管商务印书馆通过教科书发行、招登期刊广告获取了较高的利润,但只有始终维持良好的经济条件才有可能顺利地将其文化传播者的崇高使命付诸实践。于是,“这就给出版社赋予了两副面孔:一副是知识分子,另一副是商人”[2],而《妇女杂志》当时的情形是“只要能确保一定程度上的销售利润,刊物的编排与内容,实际上都是由妇女杂志社的主编及编辑部来决定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987—1992)—我和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
在文化追求与商业考量的综合作用下,《妇女杂志》经历了多次主编更换,并由此形成了不同时期独特的刊物风格及其话语诉求。
从历时发展的视角来看,可将《妇女杂志》(1915—1931)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5年到1919年,期间主编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蕴章,女界名人朱胡彬夏也曾于1916年担任挂名主编。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汇聚了一批以王蕴章为首的鸳鸯蝴蝶派的撰稿者,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偏向于消遣,提供与家政相关的“科学”知识,刊登诗词、小说等传统文学作品,其整体风格趋于保守,致力于“兴女学”以培养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贤妻良母。《妇女杂志》创刊时期的保守风格与“癸丑报灾”给新闻界留下的阴影不无关系,但其所倡导的女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出新思想的端倪。然而,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又快速地将《妇女杂志》甩回了旧思潮的轨道。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社会注入了新道德、新文学、新知识的血液,《妇女杂志》的“守旧”使其成为被文化教育界抨击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更是批评《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卷4期,1919年4月1日。
。当时,不仅商务印书馆“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章锡琛.漫谈商务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妇女杂志》也因不合社会潮流以致销量日渐下滑,文化发展与商业考量的需求共同将《妇女杂志》推向了改革;第二个阶段是从1920年到1925年,章锡琛担任主编对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一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章锡琛汇集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鲁迅、沈雁冰、周建人、巴金等,他们作为撰稿者,以严肃的格调探讨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社交公开、女子经济独立等问题。这一改革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从过去的每月两三千份骤升至每月万份以上,不仅创下了当时期刊杂志的销售奇迹,并且一跃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注妇女问题的主要阵地。然而,这一时期《妇女杂志》的革命激进性也引起了保守知识分子的恐慌,《新性道德专号》的出版受到北大教授陈大齐的强烈抨击,这一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积淀已久的新旧之间的矛盾。并且,《妇女杂志》的新式与激进也使得不少女性读者抱怨“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商务主事者开始对《妇女杂志》的编辑内容进行干涉与审查。之后,章锡琛离开商务印书馆,他的辞职也意味着《妇女杂志》编辑思想与风格的再次转换;1925年之后,杜就田担任主编,《妇女杂志》的编辑思想重新回归保守,此时的杂志稿件大多来自于读者征文,内容也主要集中于讨论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杜就田离开之后,杂志主编先后为叶圣陶、杨润馀,但直到1932年《妇女杂志》在日寇的战火中宣告结束,这期间杂志一直持续着平稳的编辑风格。由上观之,在传播机构商务印书馆“知识分子”与“商人”两种定位并存的经营宗旨下,《妇女杂志》既需要始终关注文化界的思想潮流及其对杂志的评判,又要迎合读者的需求,在文化与商业的合奏中历经了从保守到激进再到保守的话语变迁,而这种变迁在本质上其实是源于当时新旧杂陈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在《妇女杂志》这一媒介所营造的话语生产平台上,女性形象的建构亦呈现出“新”与“旧”的交融和对抗。
二 叙事文本: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建构
从保守到激进再回归保守,事实上,《妇女杂志》建构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可分为两种:一是保守时期的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另一种是激进时期的独立平等的“社会”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保守时期或是激进时期,《妇女杂志》的主要编撰者始终都是男性,男性对妇女报刊的控制,必然导致妇女报刊中男性视角的流行。根据福柯的理论,“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3],进而言之,男性在《妇女杂志》中拥有空前的话语权,并由此形成了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建构。
首先,从1915—1919年、1925—1931年,这两个阶段的《妇女杂志》都显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其所建构的是拥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形象。这一理念从发刊词中便可见一斑:“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事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为注意。”张芳芸.《发刊词三》,《妇女杂志》1卷1号,1915年1月。
据此,在形式上,《妇女杂志》设置了“图画”、“论说”、“学艺”、“家政”、“名著”、“小说”、“译海”等栏目,在内容上,则主要集中于家政知识、技艺教育、家庭管理等。其中,文本的女性形象建构又主要依托于小说叙事。“小说”栏目刊登的故事大多按照同一种叙事模式展开,由此形成了女性形象的定型化乃至“类型化”,其类型包括理想的女学生、贤妻良母、贞洁烈妇,这三者往往又是融为一体的。其一,有关女学生的文本叙事,大多是通过构造“好”、“坏”两种不同的结局来达成某种规训。譬如,在《无才女子》一文中,姐妹两人同受女学教育,姐姐琼英学成后投身女子教育事业,妹妹碧英则活跃于女子参政活动,最后,碧英参政失败,欲回归教书却受阻。通过“旧(好)—新(坏)”这一“双重嵌套式”的二元对立,文本重申了理想中的兼有新知识与旧道德的女学生形象,这又最终指向了新式的贤妻良母;其二,“女学”是途径,“贤妻良母”才是目的。以“具备科学知识的新式贤妻良母”为主体的文章可谓是不胜枚举,其大多通过塑造典型角色来达成女性形象建构。《春宴琐谈》中的主妇葆灵、《鸟类之化妆》中的叶蕣华、《机声灯影》中的寡母等,她们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文化教育,并利用储备的科学知识、文化素养来打理家务、教育儿女,且取得较好的成效。这正如“论说”中所谈到的,“理想之女学生……数学之可用于家计,缝纫之制衣裳,生理之有关于卫生,物理之足矣破迷信,家政之宜如何整理,侍奉之宜如何谨慎,斯诚不愧为德慧双修、中西一贯,将来之贤妻良母矣”飘萍女史.《理想之女学生》,《妇女杂志》,1卷3号,1915年3月。;其三,杂志刊登了不少“节烈”妇女的传记及编撰小说,其叙事多是“从一种稳定而和谐的平衡状态开始,经历了邪恶力量的推翻和积极的反对力量的制服,最终回到稍有改变的平衡状态的过程”[4],由此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叙事模式:女子嫁人——夫死——他人因垂涎财产或美貌而陷害、胁迫女子——女子为保存名节而牺牲生命。《书焦烈女》、《万烈妇传》、《周烈妇传》等都遵循了同一叙事模式,从而强化了“烈女”这一传统女性形象。
由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女学生、贤妻良母还是贞洁烈妇,《妇女杂志》在保守时期建构的女性形象都处于传统观支配下的父权话语框架中,其虽然提倡女子教育,但最终的目的却是培养出更好的贤妻良母、家庭主妇,以让男性能够无所顾虑地参与社会事务。这就仍是将女性禁锢为“家庭”女性,说到底不过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心目中女性形象的重申。[3]
其次,从1920年—1925年,在章锡琛等新文化运动人士的主导下,《妇女杂志》建构的女性形象亦从保守转向激进,从“旧”转向“新”。这一阶段,《妇女杂志》放弃了“贤妻良母主义”的编辑宗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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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转向对妇女解放的探讨,旨在“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编辑余录》,《妇女杂志》7卷2号,1921年2月。
。当时,杂志减少了“小说”栏目,而增加了“论说”栏目,并且出版了一系列专号以讨论妇女问题,如《离婚问题号》、《妇女运动号》、《配偶选择号》、《职业问题号》、《新性道德号》等等。这些专号的主题体现了当时杂志文本的焦点所在:一是倡导男女平等,如瑟庐的《妇女之解放与改造》一文提出应当注重新女性独立健全人格的培养,康白情更是指出“女子与男子同负自为生活之责任,女子亦做男子工作,而女子与男子平等人格于焉表现……对于男子尽义务之外,尚有自谋生活,自存人格,自以其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之余地也”康白情.《答难质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妇女杂志》5卷5号,1919年5月.
,这就表示,新时代的女性应是与男性拥有同样独立人格的“人”;二是倡导婚恋自由。《妇女杂志》中有关婚恋的专号及“论说”都特别关注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如炳文的《婚姻自由》一文就指出:“现在的婚姻,是写卖的婚姻,劫掠婚姻,迫诱婚姻。婚姻只应当是恋爱的结合。”炳文.《婚姻自由》,《妇女杂志》6卷2号,1920年2月.
《离婚问题号》中则广泛地翻译并搜集国外有关离婚的论说等资讯,一方面是引进离婚这一“新兴”思想,另外也探讨何种情况下需要离婚;三是倡导女子从事职业以及经济独立。这一时期的杂志对于教育的主张是培养拥有独立精神、健全人格的“社会”女性,而经受教育的女性大可自由进行职业追求,“她们可以做学校里的老师,工厂里的工人,医院的看护妇或医生,可以做幼稚园的保姆……”,玄之:《女学生的择业问题》,《妇女杂志》11卷6号,1925年6月.从而争取经济独立。除此之外,激进时期的《妇女杂志》还倡导社交公开,新的性道德标准等等。总之,新时期的《妇女杂志》通过“论说”文本塑造了重要的舆论空间,也建构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可以自由婚恋、从事职业,达成自我实现的“社会”女性形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激进时期的《妇女杂志》的女性形象建构仍然逃脱不了男性话语的掌控,甚至于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已成为一群受过西欧新思潮启迪的年轻男性知识分子共同享有的妇女问题的讨论空间”[6]。虽然独立平等的“社会”女性已不同于传统教条之下的刻板的“家庭”女性,但是这一形象更像是男性塑造出来的完美的“人”的形象,是以男性形象为标准,供新时代的女性模仿、投射与追逐。这样,女性全然成为了失语者,并且,究竟从女性自身出发,其内心所渴望的形象是怎样的,文本并未给我们提供答案。
作为商业机构生产出来的媒介文本,《妇女杂志》在男性话语的主导下建构出保守的与激进的、“旧”的与“新”的两种女性形象。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新事物是从旧事物演变而来,但新事物也终将成为旧事物,“旧”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而“新”事物却会在这时间内被视为“异端邪说”。新旧的变换,终归是取决于现有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力量的博弈。无论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还是独立平等的“社会”女性,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都是具有启蒙意义的,然而,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中,这种启蒙所达到的效果也有其局限性。
三 传播效果:女性启蒙之镜花水月
媒介文本不仅传播内容,同时也建构意义。作为兼具实用性与导向性的女性刊物,《妇女杂志》承载了女性教化及女性启蒙的重任。然而,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被“不再看成是具有自身意义和对所有读者产生相似影响的一种自足的独立体,相反,它被认为具有多种潜在意义,有很多方式能够激活这些潜在意义”[7],受众的心理动机及社会历史语境都将影响文本的传播效果。由于不同时期的《妇女杂志》的办刊宗旨及读者群并不一样,我们在此仍从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时期来分别探讨文本的传播效果。
其一,保守时期的《妇女杂志》的读者结构“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职员、一部分大学校教职员、军官以及公务员等。总括起来说……不是纯消费的学生,便是收入清廉的教职员、军官及公务员等”《读者与编者》,《东方杂志》31卷14号,1934年7月。
。由此看来,此时杂志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以女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从资料记载来看,杂志与读者有着长时间的互动,收到的反馈也较多,如王蕴章主编时期的“文苑”栏目经常接收、修改并刊登学生作文,后期杜就田主编时期更是专门开辟征文渠道,整个杂志的稿源大多是依靠读者投稿,这其中又是以“通信”形式为主。可以想见,保守时期的《妇女杂志》对于其特定的受众——女学生等群体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不无关系,“贤妻良母主义”是深刻嵌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理念,这在新旧杂陈的民国时期必定也是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与认知框架的,属于理所当然的社会“常态”,而其所倡导的“兴女学”在当时又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可以说是既普遍又有其新意。那么,文本的传播会产生哪些效果呢?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毋庸讳言,对女学生等知识女性群体而言,有的可以通过阅读“小说”栏目实现情感的释放,从悲剧中缓解痛苦,从喜剧中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的倾向于从“学艺”和“家政”栏目中学习烹饪、女红、育儿和美容,既可获得生活的指导,又能建构一种有品味的生活格调;有的女性还能通过征文渠道以写信的方式诉说生活的苦楚、困难和疑惑,以实现精神的慰藉,获得有益的启迪和策略……进而言之,保守时期的《妇女杂志》实则是以一种启蒙(女性教育)的方式将女性重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导话语中。另外,在文本的话语框架之外,仍会形成其他的意料之外的传播效果。《妇女杂志》主要针对的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中上层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受众的局限性,因此,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妇女杂志》是她们实现身份认同、建构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本”,这又于无形中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区隔。
其二,激进时期的《妇女杂志》将读者群扩大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女性,而不是只局限于拥有中上经济文化水平的阶层。然而,文本想要影响的受众群往往并不一定与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受众群完全重合,这仍取决于社会历史语境。毋庸置疑,激进时期的《妇女杂志》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社交公开等理念虽然在当时得到了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推崇,但这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仍是属于绝对的“新”思潮,其激进性与革命性难以为广大的社会民众所接受。这就导致了传播效果的尴尬:杂志于 1923年举办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共收到155名读者的回应,而据当时的统计结果,男女人数分别是129名及26名,即83%的应征者是男性。《本杂志特别征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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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杂志》9卷8号,1923年8月。
从杂志编辑者的本意来说,《妇女杂志》“可以说是为女子们而编辑的,可惜读者之中,竟以男子居大多数,而撰述者之中,女子尤其是非常之少。这几乎使我们男子有霸占妇女研究的嫌疑,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情”《编辑余录》,《新女性》1卷6号,1926年6月.。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下,受众对文本在理论上有三种解读方式,即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倾向式解读;大体认同却加以一定修正的协商式解读;还有完全明白话语的字面意思和内涵,却偏将讯息在另一种参照体系中进行重新组合的反抗式解读。[8]由此看来,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妇女杂志》的主要男性读者及少数拥有女权思想的新式女性大多是参与到婚恋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的探讨中,主要呈倾向式解读,也有部分协商式解读;而大多数的女性读者却倾向于反抗式解读,如“新性道德观”当时就被评价为“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谈这种新道德只可作为一种幻想去追寻,那完全是另一种社会的产物,和我们的社会是根本地不同的”金仲华.近世妇女问题在文学上的反映[J].妇女杂志.17卷11号,1931年11月.
,并且,也常有女性读者寄信表示对杂志内容的不满,“希望多登教育的材料,以应读者需要”《读者来信》,《妇女杂志》7卷12号,1921年12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仅是个体的心理差异,而更多的源于社会结构内的文化差异。在新旧杂陈的社会语境中,旧思潮、旧道德的文化力量仍是庞大而坚韧的,《妇女杂志》的激进思想与社会传统结构缺乏共有的“经验范围”,因而导致了传播效果的局限性,而这也表明女性启蒙之路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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