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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中村二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近30年来，学者们从社会环境的变更和文化重构的角度归纳了城中村二代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社会认同感低、文化素质低等群体特征，并提出通过空间融合，加强教育和进行文化的整合来促进这一群体的成长。但是，研究的深度、广度存在不足，且实效性不强，有待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城中村二代；回顾；研究现状；展望
1002-2589（2013）22-0121-02
随着“城中村‘富二代’的炫富生活”、“迷茫的城中村富二代”、“城中村村民，坐拥分红租金蜕变成‘二世祖’”等网上帖子的泛滥，这群不学习、不经商、不工作、不务农，被贴上二世祖标签的青年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城中村二代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研究群体。
笔者查找了1990—2012年研究城中村二代的文献，筛选过后对现有的国内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并适当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以期深入地了解城中村二代的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帮助。
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探讨城中村二代的犯罪问题；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头十年，主要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生活方式；第三阶段是2011年代至今，主要分析城中村二代的社会认同和教育等问题。
1.坐享其成，失业率高。城中村二代成长于富裕的城中村，依靠钟楼为生的父母，在各种分红、征地补偿费下，物质生活极其优越，于是主动放弃就业，过上了食利寄生的生活。据调查，珠三角某城中村就业率仅为22%—27%。这些剩余劳动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城市化的阻碍力量。
2.游手好闲，犯罪率高。20世纪90年代，学者立足于网络报纸不断揭露的城中村青少年犯罪的现象，从社会管理体制、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如丘海雄等通过对海珠区四个自然村的调查，发现40%以上的二世祖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并得出城中村二代犯罪以男性为主、犯类型主要表现为吸毒、、敲诈勒索、故意伤害。
3.二元分裂，社会认同度低。由于城中村及其回迁社区的长期性与问题化，学者运用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社会认同等理论来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社群隔离现象。指出城中村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整体呈现“二元性”、“钟摆性”、“分裂性”的特征，且社会认同内部具有潜在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矛盾性[3]。在与城市市民互动中出现的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其陷入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动力贫困状态，严重阻碍了城中村青年融入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4]。
4.学习积极性差，文化素质低。随着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认为教育是影响城中村二代的根源性因素，于是展开了对城中村二代教育的研究。2007年，甘美好等对珠江三角洲的“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存在着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读书积极性低、存在辍学的隐忧等问题[5]。2010年，李珂对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儿童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区环境进行调查，发现“城中村儿童”的各种教育环境都不容乐观，导致儿童出现种种心理问题[6]。
1.社会经济视角：畸形发展的经济模式导致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一个村庄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振兴。对于城中村而言，大力发展集体企业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解决村民就业，提高村民素质，进而适应都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然而政府往往简单地将征地补偿费和土地出租收入分到村民手中，集体发展基金留存很少。此种情况强化了家庭经济得到改善的小生产者的散漫意识。久而久之，造成了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的现象。
2.社会文化视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导致城中村二代的价值观错位。根据总体的文明进程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协调有序地向前前进的。而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却表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迈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在主动城市化过程所获得的土地、房产、股息等利益超越了一般城市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烙印[7]。”即城中村二代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远远跟不上物质层面的转换速度。于是，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容易导致生活错位甚至离轨等状况。 3.教育学视角：不断层化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城中村二代的发展。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条件和动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和反应[8]。带有悖论性质的现象是家境优越的城中村二代，脱离贫穷的同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他们一方面丧失农村原有的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城市孩子的优势。城中村是一个不断层化的社会空间，人们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与搅拌下的分化组合中汇聚到一起，这一外来性、异质性、流动性与缺乏严密内在组织结构的疏散社会在治安、环境等问题异常严重[9]。以上这些，导致城中村二代的教育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也给城中村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难题。
2.发挥教育手段的内在改造作用。针对城中村二代出现的教育困境，学者提倡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完善社会再教育、业余教育体系，培养农民的主动发展意识，逐渐改变落后的文化素质和小农经济意识，让村民积极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锻炼，培育现代文明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10]。
3.进行一种新型制度的文化孕育、重构和整合。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二世祖”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亚文化，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都不能上升为主流文化。因此，只有从文化上进行重构和整合，才能促使城中村二代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76.
丘海雄、张永宏、王兴洲.城郊结合部“二世祖”违法犯罪问题探讨[J].青年研究，1997，（3）.
[3]陈占江，项晶晶.“钟摆”与分化：城中村青年社会认同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1，（9）：119—127.
[4]陈晓莉.从隔离走向融合：城中村青年社群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7）：73—78.
[5]甘美好，汤耀庭.珠三角“上田农民”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及对策[J].青年探索，2007，（5）42—46.
[6]李珂.秦皇岛市“城中村”儿童教育环境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0.
[7]曾坚明，谭媛.关注新的边缘人群体——珠江三角洲“二世祖”生活方式[J].青年研究.2002，（4）：35.
[8]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关键词：城中村二代；回顾；研究现状；展望
1002-2589（2013）22-0121-02
随着“城中村‘富二代’的炫富生活”、“迷茫的城中村富二代”、“城中村村民，坐拥分红租金蜕变成‘二世祖’”等网上帖子的泛滥，这群不学习、不经商、不工作、不务农，被贴上二世祖标签的青年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城中村二代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研究群体。
笔者查找了1990—2012年研究城中村二代的文献，筛选过后对现有的国内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并适当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以期深入地了解城中村二代的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帮助。
一、有关城中村二代研究文献概述
城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结合部出现的由血缘、亲缘、宗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结的却又带有现代化气息的乡土社会。对城中村的研究起于9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成果中偶有提及城中村二代，如丘永雄等1997年在青年研究中发表了《城郊结合部“二世祖”违法犯罪问题探讨》，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专门探讨城中村二代的论文。但直到今天，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当中，不多于30篇的学术论文专门探讨了城中村二代。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探讨城中村二代的犯罪问题；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头十年，主要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生活方式；第三阶段是2011年代至今，主要分析城中村二代的社会认同和教育等问题。
二、城中村二代研究现状
城中村二代一词从2012年原发于大河报被新浪微博广泛传播的“城中村二代架豪车拥豪宅月薪却千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然而在此之前，城中村二代在学术界并没有固定称号，比较集中的有“二世祖”、“城中村青少年”、“上田农民子女”、“主观剩余劳动力”等。而关于城中村二代这一群体，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概念。较为集中的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把城中村二代定义为当地依靠征地补偿费、土地租金分红和租屋收入，不工作也有不错的生活保障的，过着游手好闲的青年群体。(一)城中村二代的现状调查及问题研究
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现状，综合学者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双高双低现象，即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社会认同度低，文化素质低。1.坐享其成，失业率高。城中村二代成长于富裕的城中村，依靠钟楼为生的父母，在各种分红、征地补偿费下，物质生活极其优越，于是主动放弃就业，过上了食利寄生的生活。据调查，珠三角某城中村就业率仅为22%—27%。这些剩余劳动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城市化的阻碍力量。
2.游手好闲，犯罪率高。20世纪90年代，学者立足于网络报纸不断揭露的城中村青少年犯罪的现象，从社会管理体制、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如丘海雄等通过对海珠区四个自然村的调查，发现40%以上的二世祖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并得出城中村二代犯罪以男性为主、犯类型主要表现为吸毒、、敲诈勒索、故意伤害。
3.二元分裂，社会认同度低。由于城中村及其回迁社区的长期性与问题化，学者运用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社会认同等理论来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社群隔离现象。指出城中村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整体呈现“二元性”、“钟摆性”、“分裂性”的特征，且社会认同内部具有潜在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矛盾性[3]。在与城市市民互动中出现的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其陷入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动力贫困状态，严重阻碍了城中村青年融入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4]。
4.学习积极性差，文化素质低。随着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认为教育是影响城中村二代的根源性因素，于是展开了对城中村二代教育的研究。2007年，甘美好等对珠江三角洲的“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存在着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读书积极性低、存在辍学的隐忧等问题[5]。2010年，李珂对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儿童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区环境进行调查，发现“城中村儿童”的各种教育环境都不容乐观，导致儿童出现种种心理问题[6]。
(二)城中村二代问题的归因
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城中村二代的问题成因的研究也有所差异。1.社会经济视角：畸形发展的经济模式导致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一个村庄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振兴。对于城中村而言，大力发展集体企业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解决村民就业，提高村民素质，进而适应都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然而政府往往简单地将征地补偿费和土地出租收入分到村民手中，集体发展基金留存很少。此种情况强化了家庭经济得到改善的小生产者的散漫意识。久而久之，造成了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的现象。
2.社会文化视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导致城中村二代的价值观错位。根据总体的文明进程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协调有序地向前前进的。而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却表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迈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在主动城市化过程所获得的土地、房产、股息等利益超越了一般城市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烙印[7]。”即城中村二代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远远跟不上物质层面的转换速度。于是，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容易导致生活错位甚至离轨等状况。 3.教育学视角：不断层化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城中村二代的发展。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条件和动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和反应[8]。带有悖论性质的现象是家境优越的城中村二代，脱离贫穷的同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他们一方面丧失农村原有的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城市孩子的优势。城中村是一个不断层化的社会空间，人们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与搅拌下的分化组合中汇聚到一起，这一外来性、异质性、流动性与缺乏严密内在组织结构的疏散社会在治安、环境等问题异常严重[9]。以上这些，导致城中村二代的教育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也给城中村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难题。
(三)已有的对策建议
1.以空间融合预防社会群体隔离。孙远东先生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指望把社会重新‘部落化’为一个个孤立的、自我维系的单位，地域性共同体存在的关键是是否能建立起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合体。”因此，为了避免城中村青年因为单独一边或自成一体而再度成为边缘化人群，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空间规划调控作用。同时，要积极创造平等融洽的社会氛围，克服失地农民子女社会交往的空间障碍，增加交往机会，使城市社会各阶层群体加强互动和彼此尊重，从而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保证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4]。2.发挥教育手段的内在改造作用。针对城中村二代出现的教育困境，学者提倡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完善社会再教育、业余教育体系，培养农民的主动发展意识，逐渐改变落后的文化素质和小农经济意识，让村民积极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锻炼，培育现代文明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10]。
3.进行一种新型制度的文化孕育、重构和整合。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二世祖”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亚文化，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都不能上升为主流文化。因此，只有从文化上进行重构和整合，才能促使城中村二代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三、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一)研究有待全面深入
到目前为止，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研究论文数量不足30篇。在研究内容上，缺乏专门讨论研究的论文，相关观点散见于城中村青少年（包括城中村二代和外来青少年）的文献当中，且多数只是用少量文字从一个侧面论述城中村村二代某一方面的内容，缺乏总体上的把握。其次，研究视角局限于社会学和教育学，且处于比较宏观的层面。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成果以描述性研究居多，对成因的分析或浅尝辄止，或过于片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二)城中村二代的标签化现象严重
关于城中村二代各种论点在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没有全国代表性的有关城中村二代的大型调查，且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使得很多研究将城中村二代过度问题化，不够公正客观。即城中村二代的标签化现象严重。盲目地根据个别经验给城中村二代带上过多负面的帽子，只会加剧群体的心理负担，进而诱发更多的群体问题。(三)对策建议的可行性有待加强
针对城中村二代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对策建议多显得可行性不强。加大城中村改造、进行文化整合等，其绝大多数建议都显得大而空，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更多的学者在论及对策建议时只是泛泛地提出要提高认识，要更加重视城中村二代的教育问题，要改善家庭和社区教育环境等，在可操作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今后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参考文献：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76.
丘海雄、张永宏、王兴洲.城郊结合部“二世祖”违法犯罪问题探讨[J].青年研究，1997，（3）.
[3]陈占江，项晶晶.“钟摆”与分化：城中村青年社会认同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1，（9）：119—127.
[4]陈晓莉.从隔离走向融合：城中村青年社群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7）：73—78.
[5]甘美好，汤耀庭.珠三角“上田农民”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及对策[J].青年探索，2007，（5）42—46.
[6]李珂.秦皇岛市“城中村”儿童教育环境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0.
[7]曾坚明，谭媛.关注新的边缘人群体——珠江三角洲“二世祖”生活方式[J].青年研究.2002，（4）：35.
[8]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摘自：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www.udooo.com
[10]郑慧华.肖美平.珠江三角洲富裕农村地区的“主观剩余劳动力”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