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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
关键词：政治存在论； 此在； 让存在；偶然唯物主义； 方法论
10074074（2012）05007808
在一些思想家看来，现代西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等）所凸现的社会危机与困境，表明了传统政治原则已经丧失了引导我们行动的效力。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寻找一个思考与引导人们政治行动的新的途径，这种新的路径就是政治存在论的路向。虽然一些人对政治问题的出路寄望于存在论（ontology，或译为本体论）不抱乐观的态度，甚至提出，政治正好构成了对任何存在论范畴的颠覆，应该在“政治的”与“存在论的”两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治不能回避存在论，两者实质上不可分割，政治只有在存在论的路向上才能摆脱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框架，最终走上正确之途。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率先强调了政治概念的存在论特质，在他看来，“划分敌友”这一政治概念从来就是生存性的，关涉人的生存处境，根本与社会其它领域如经济学、美学等无关。（P109） 他的政治概念一般被解释为“存在论式的决断论”。现当代西方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西方学者大都把海德格尔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与后期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运用到政治概念的建构与政治事件的阐释上，前者如墨菲（Chantal Mouffe），他基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阈，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着重于对“存在的”（ontic）和“存在论的”（ontological）的区分，它们是海德格尔对于此在（Dasein）分析的两个层次的区别。存在的（ontic）层次涉及此在的具体的、特殊的和局部的方面，即可观察到的的事实的方面；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次涉及位于存在者或生存者方面之下的深层结构，提供现象学的描述，这个结构被海德格尔称为“生存论性质”。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在于它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第16
18页。对 “政治的”（the political）和“政治学的”（politics）两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politics特指“存在的”（ontic）层面，与传统政治科学只停留于经验领域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关，而the political特指“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面，涉及政治的事实以及政治的本质，主要关注人类社会赖以建构的正确方式。他认为，正是人们对政治缺乏“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才是造成了我们不能政治地思考的核心问题所在。[3]（P89） 后者如阿伦特，她基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认为，政治乃是语言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对公民自身的“彰显”与“展现”。[4]（P139140） 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的这两种思维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或运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方法，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了政治存在论的转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存在论路向上重新开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阐释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是，它不能解决自身建构的新的政治范畴所重新陷入的理论困境，并且造成了某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与政治实践逸出政治哲学讨论的视野之外；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做法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完全相背逆的。
一、詹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强调当前我们仍然必须重申萨特的著名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按照詹姆逊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实质上“包容”了所有其它的解释学理论；它不但指证了这些理论“作为部门哲学在自身内部的有效性”，而且在它精辟的阐述中凸现出来的“深厚的语义学意蕴”，“消解并保存”了这些解释学理论。[5]（P10） 在这里，詹姆逊所指的“部门哲学在自身内部的有效性”实际上是指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当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巴迪欧（Alain Badiou）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应该拒绝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任何兴趣时，詹姆逊却始终保持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热情，甚至直接运用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最近他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简要而极具挑衅性的言论，充分体现了他的立场，他说，“如果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如资本在其所有的层面上运动，放进最普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进行考察。”那么，马克思哲学“理应”包括体现早期海德格尔存在论特质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6]（P138）
詹姆逊的政治存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海德格尔所谓“政治承诺”的存在论解释上，显然他是基于早期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阈，如墨菲所言的存在论层面上的“政治”（the political）范畴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进行辩护的。
在《海德格尔路向的马克思主义》这部论文集中，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相互牵涉理论”（interactionist）与早期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内在的关联，突出体现在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世界”的说法。在他看来，“此在”与马克思提出具体的、当下思想着并行动着的主体概念直接相涉；而“世界”正好契合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的世界范畴，世界并不仅仅是理性用来研究的“外在”（out there）对象，而是一个与人们相牵涉并不断改变着的实体，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P57）。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为西方哲学走出主客体二元分裂的困境提供了出路。因为，“此在”作为有意识的“在世界中存在”，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意味着意识和理论研究不仅仅是内在于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意识的领域必须相应地建立在客观历史必然性领域中此在存在的意识之上，这样，科学和哲学就不再被理解成一种被动的认识方式，直接创立自然界规律，相反，真理和知识就是不断观察世界的主体与它作出诠释的客体之间的相互牵涉的结果。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海德格尔表明了“存在的显现为何要求此在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偶然性的人同时是绝对自我显现的惟一地方。”[16]（P89）
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哲学认识论重新思考主客体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他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马尔库塞成功地在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集体的主体与历史的客体这一概念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正如早期马克思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及的潜在革命主体一样，“此在”意味着“共在”（Mitsein），或与他人同在（Being￣with￣others），其中，我作为存在者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与我同他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相涉。马尔库塞认为，正是革命群众或无产阶级的概念，它以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身份最终最终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与“被抛状态”。因为，“革命本身”能够“改变历史性此在的存在”，而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一种全新的“决定性态度”为这种改变作好准备。[17]（P33 ）因此，革命行动并不是纯粹现象学意义上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毋宁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自我创造的行动，他的真正存在取决于这样一种主体目标：它为了生存必须在客观的历史领域中展开行动反对资产阶级的强权。马尔库塞说：“当革命实践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存在并且现实的改变被认为是世界的真正运动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认为在其历史进程中正在走向灭亡并且必然会灭亡。此在的被抛正好包含了此在被抛的扬弃。历史性的行动在今天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存在之中的此在，这种行为才能被给予。”[17]（P32）
马尔库塞并不认为，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之间没有矛盾与冲突。他指出，海德格尔虽然强调了“共在”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哲学根基仍然是孤立的“此在”，它栖居于“非本真性的”的抽象的境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人们“被抛”进去的那个世界并不是此在存在方式的全部。海德格尔罔顾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的现实，因此抽离了人所生活的历史世界而把人理解为与社会隔绝的抽象存在物。[17]（P16） 即使这样，他还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即使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明显错误的”，他著作的“实质性意义”仍然是“正确的”。[17]（P14）由于在思想主旨中设定了“此在”，海德格尔使当代哲学找到了一条回归到“本源性前提”的思路，而在这本源性前提中，“具体的人——在他具体的和历史的处境中——被认为是所有哲学思想的基础。”[17]（P1415）
三、阿尔都塞：让存在（Gelassenheit） 德文Gelassen
阿尔都塞的政治存在论体现在他精心营建的所谓“偶然的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思想中。这一思想是他运用后期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向后的语言解释学方法和“让存在”概念意蕴而提出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或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st）理论。 对后期海德格尔来说，存在（Sein）在形式上是一种原初的、前于认识的本源境域，它先在于、并且变得逐渐从人这一“此在”领域中相脱离，这样，作为终极境域的“存在”与被降格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存在者的”领域（ontic realm）之间具有“存在论差别”，实质上，这是一种强调存在的非决定性、偶然性具有优先地位的哲学，它为后人道主义批判笛卡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主义哲学提供了灵感。一般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体现在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一文中。按照兰恩·尚伯斯（Lain Chambers）的理解，阿尔都塞“偶然的唯物主义”理论路线是后期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一文所提立场的逻辑结果。[18]（P6） 根据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尚伯斯认为“后人道主义”时写作技巧解人存在的关键就在于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后人道主义把主体看成是语言的产物，是一种超越个体和集体意识的整全实体，因而“实体就产生于并包含于存在的寓所之中”。[18]（P5） 如果语言就是对存在的开启，那么，语言就不是思想家用来与他人交流其已获取有关世界知识的工具，毋宁说，它是“打通”思想达致原初存在之道，尚伯斯说，“存在的这种意义，如语言自身，不但超越了并且先行于我的存在，就是它使我们得以存在——以一种非逻辑的、不论是语言还是技术都能够充分地展现的方式。”[18]（P192） 思想的目的并不是借助理论去型构或重建世界，而是让世界以其不可言说的、神秘性的本质，以一种反思性的“让在”（Gelassenheit）方式出让自身，从而如其所是地显现。这样，由于一种新的本质，即“语言”的出现，主体被驱逐出哲学话语的中心地位，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的：语言在言说，而不是人说，“人只是他应合于语言才说。”[19]P1004） 正是这种语言的哲学方法使我们抛弃了作为“历史性此在”和马尔库塞的前期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概念。甚至是，我们被抛弃于一个“让存在”和沉默的境域之中，完全漠视了存在在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意义。晚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解释学“转向”，借助于“让存在”（Gelassenheit）这一范畴，强调了偶然性、非决定性、非主体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这一点被后期阿尔都塞的后人道主义紧紧抓住了，并成为他型构所谓的“偶然的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在这意义上，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把阿尔都塞的后期著作描绘成海德格尔的语用学“转向”在法国哲学界的当代版本，[20]（P58是非常有见地的。尚伯斯认为，阿尔都塞在1980年代的后期论文集《遭遇者的哲学》中，引用了它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名言，“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21]（P227）重申了他基于后期海德格尔存在论立场的思想路向。
在《遭遇者的哲学》中，阿尔都塞倾心于一种“偶然性”宰制“必然性”的存在论，其中，偶然性是人存在的关键所在。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一种所谓的“意义的非先在性”的“偶然的唯物主义”理论，强调物理原子在无限空间的随机性碰撞导致了宇宙的诞生。由此，阿尔都塞认为，物质存在是一种“完成了的事实”，先行于人性的出现以及“意义”、“理性”等的建构。所以，人类社会最终“不过是纯粹偶然性的结果”。[22]（P168169）
如果遵循阿尔都塞的理论路线，就意味着认同了一个先天的纯粹“被给予的”偶然性自然界，并且给予了后期海德格尔预设“存在”是几乎排斥其它一切事物这一存在论前提更消极方面的思想立场的优先地位。阿尔都塞说：“存在的、‘这是被给予的’的哲学，……‘打开’了一个重新恢复一种我们被抛的世界的先验偶然性和有关世界的意义的境域，它依次指向了存在的展现、存在及其‘命运’的原初涌动，离开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认识或思考。”[22]（P170） 我们看到，阿尔都塞的“偶然的唯物主义”强调了存在的“先验偶然性”，这对当代那些致力于批判机械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路向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一些思想家明确指出，“偶发性”（aleatory）一词只要没有被赋予其“先验的”性质，它就能够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的要旨。丹尼尔·伯萨德（Daniel Bensaid）就指出，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经济矛盾成熟的产物（即把革命当作是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直接结果），而是包括了“拜物教魔咒破灭”那一“意外时刻”的“偶然性行动”；而且，偶发性的概念并不仅仅特指历史进程纯粹“失序”意义上的“突发事件”，而是同时意味着“机遇”的创造，体现在历史过程中的充满“机会”与“幸运时刻”。[13]（P29） 他说：“机遇不再是突发事件或依系于因果律，而是与‘必然性的发展’直接相关，是另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意义上的相遇，如同‘自由并不意味着任所欲为而只是摆脱了限制’一样的道理。” [13]（P29 ）不论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都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个方面，是构成在“连续而不均匀发展”过程中多因素决定的整体交互性力量。但是，阿尔都塞过分强调存在的“先验性”，从而使他的“偶然的唯物主义”有离开历史主体的危险。但是，吊诡的是，在《遭遇者的哲学》中，阿尔都塞却把“世界的先验偶然性”转变成自然规律，然后又直接转化成社会文化斗争的逻辑。他又声称“偶然的唯物主义”的主要论点就是主体被抛进一个人的发展被“混乱先行于秩序”所支配的世界中。[22]（P189） 另外，后期阿尔都塞公开声称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仍然坚持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立场。一方面，他声称不能接受历史的发展由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如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对话，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和启示作用。但是，这种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来诠释与“接合”马克思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渡海德格尔化，这种做法在方法论意义上非但不可行，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立场是完全相背离的
对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方法论路径，当代西方哲学界已保持了相当的警惕，皮尔·鲍迪尔（Pierre Bourdieu）对晚期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所谓语言解释学“转向”作出如下评述：“工于心计而虚伪的做法，以便从早期纳粹‘革命’的政治主张脱身。”[8]（P257） 巴迪欧则直接指证了这种方法论的神秘性与超验性，在他看来，后期海格格尔的语言解释学方法，特别是所谓诗的存在论，最终只是引导我们回归上帝的一种手段。[7]（P9） 阿多诺则指出了这种方法论立场的前后不一致与矛盾，在他看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早期缘构性存在论哲学与他后期所谓转向之后思考的“存在”（Bing）和“生存”的沉思（Existence）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紧张。对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论述最深刻、最有说服力莫过于海德格尔的弟子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认为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症结就是其形而上学性，它歪曲和误解了人之实践的基本结构，从而出现“盲昧与罔顾政治”之倾向。而海德格尔沉沦于精神的内在性，用思维来“生产”人自身和他的存在，成为“形而上学谬论中的最后一个”[24]（P239） 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本人试图“超越形而上学”，但是，“看来仍然留在形而上学框架内”。[24]（P78） 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按照真理的模式来解释意义，明确地说：“‘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说了同样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形而上学谬论是一种“最新的和在某些方面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更重要的基本谬论”。[24]（P15） 这种形而上学谬论与康德的政治“唯理论”方法论无本质区别。
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并不需要并不建基于任何精神内在性的语言、“我思”等形而上学的命题之上，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人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化，他们的做法，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可能会致使马克思政治哲学陷入阿伦特所指责的困境，即与海德格尔一起成为当代“形而上学谬论中的最后一个”。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的确关切人的生存处境与意义，但是，政治存在论并不带任何神秘的与思辨的色彩，而是建基于物质的生产实践活动所展开的现实生活过程。 对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特质及其存在论方面的意义，请参见：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24
39页。关于阿伦特政治存在论方法论的特质及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评论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拙文：《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5—39页。人的存在处境与自身意义只有放在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理解。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说：“正是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5]（P5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明确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P16）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已经与人的本真性存在相背离，人的真正存在方式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只能存在于“必然劳动”终止的“世界历史”之中。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中克服了“异化劳动”后才能实现。“世界历史”真正呈现了人的本真性存在境域。在马克思哲学中，语言及其意义的交互性并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给予的东西，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语言对世界敞开状态的言说，只有在生活世界的行动中才是可能的，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予以承认的，生活世界甚至成为《存在与时间》的重要主题之一。“生产的实践性概念”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歪曲的“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之上”、“把政治变成可计算性的形而上学命题”[27]P57） 相反，生产的实践性概念使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以其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明确区别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现象学诠释学方法论，也构成了对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的批判。
参考文献：
Critchley，Simon.Infinitely demanding，ethics of commitment，politics of resistance[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7.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 Mouffe，Chantal.On the political[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4] [美]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5] Jameson，F.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London：Methuen，1981.
[6] Jameson，F.“Philosophy after Marx”.New Left Review，2d ser.，no.55.
[7] Badiou，A.Bing and event[M].Trans.O.Feltham.London：Continuum，2007.
摘 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
关键词：政治存在论； 此在； 让存在；偶然唯物主义；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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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思想家看来，现代西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等）所凸现的社会危机与困境，表明了传统政治原则已经丧失了引导我们行动的效力。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寻找一个思考与引导人们政治行动的新的途径，这种新的路径就是政治存在论的路向。虽然一些人对政治问题的出路寄望于存在论（ontology，或译为本体论）不抱乐观的态度，甚至提出，政治正好构成了对任何存在论范畴的颠覆，应该在“政治的”与“存在论的”两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治不能回避存在论，两者实质上不可分割，政治只有在存在论的路向上才能摆脱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框架，最终走上正确之途。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率先强调了政治概念的存在论特质，在他看来，“划分敌友”这一政治概念从来就是生存性的，关涉人的生存处境，根本与社会其它领域如经济学、美学等无关。（P109） 他的政治概念一般被解释为“存在论式的决断论”。现当代西方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西方学者大都把海德格尔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与后期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运用到政治概念的建构与政治事件的阐释上，前者如墨菲（Chantal Mouffe），他基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阈，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着重于对“存在的”（ontic）和“存在论的”（ontological）的区分，它们是海德格尔对于此在（Dasein）分析的两个层次的区别。存在的（ontic）层次涉及此在的具体的、特殊的和局部的方面，即可观察到的的事实的方面；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次涉及位于存在者或生存者方面之下的深层结构，提供现象学的描述，这个结构被海德格尔称为“生存论性质”。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在于它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第16
18页。对 “政治的”（the political）和“政治学的”（politics）两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politics特指“存在的”（ontic）层面，与传统政治科学只停留于经验领域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关，而the political特指“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面，涉及政治的事实以及政治的本质，主要关注人类社会赖以建构的正确方式。他认为，正是人们对政治缺乏“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才是造成了我们不能政治地思考的核心问题所在。[3]（P89） 后者如阿伦特，她基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认为，政治乃是语言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对公民自身的“彰显”与“展现”。[4]（P139140） 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的这两种思维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或运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方法，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了政治存在论的转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存在论路向上重新开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阐释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是，它不能解决自身建构的新的政治范畴所重新陷入的理论困境，并且造成了某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与政治实践逸出政治哲学讨论的视野之外；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做法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完全相背逆的。
一、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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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森：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容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强调当前我们仍然必须重申萨特的著名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按照詹姆逊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实质上“包容”了所有其它的解释学理论；它不但指证了这些理论“作为部门哲学在自身内部的有效性”，而且在它精辟的阐述中凸现出来的“深厚的语义学意蕴”，“消解并保存”了这些解释学理论。[5]（P10） 在这里，詹姆逊所指的“部门哲学在自身内部的有效性”实际上是指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当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巴迪欧（Alain Badiou）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应该拒绝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任何兴趣时，詹姆逊却始终保持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热情，甚至直接运用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最近他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简要而极具挑衅性的言论，充分体现了他的立场，他说，“如果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如资本在其所有的层面上运动，放进最普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进行考察。”那么，马克思哲学“理应”包括体现早期海德格尔存在论特质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6]（P138）
詹姆逊的政治存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海德格尔所谓“政治承诺”的存在论解释上，显然他是基于早期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阈，如墨菲所言的存在论层面上的“政治”（the political）范畴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进行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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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的做法，一度被认为是卢西恩·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一大理论创见。在战后，戈德曼提出，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对话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理论起点。在《卢卡奇与海德格尔》一书中，他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走出“经济主义”的思路去分析被海德格尔称为当代存在的“非本真性”现象（用卢卡奇的哲学术语，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所衍生的“物化”现象）。戈德曼还指出，海德格尔与卢卡奇都致力于克服传统主客体二元论的谬误，该理论已经使西方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问题上陷入困境。戈德曼把海德格尔与卢卡奇的思想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詹姆逊并不认同。詹姆逊认为，戈德曼凭借《存在与时间》的书末脚注部分提及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就得出海德格尔在好多年前就一直关注卢卡奇的思想这一结论，这也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参见：Jameson，F.“Philosophy after Marx”.New Left Review，2d ser.，no.55，p.138. 后来，随着人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研究的深入，人们才发现马尔库塞早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期间，即海德格尔担任他导师这段时期，就从事于马克思理论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对话的研究工作，戈德曼的上述做法应该受到马尔库塞的影响。在《海德格尔路向的马克思主义》这部论文集中，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相互牵涉理论”（interactionist）与早期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内在的关联，突出体现在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世界”的说法。在他看来，“此在”与马克思提出具体的、当下思想着并行动着的主体概念直接相涉；而“世界”正好契合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的世界范畴，世界并不仅仅是理性用来研究的“外在”（out there）对象，而是一个与人们相牵涉并不断改变着的实体，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P57）。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为西方哲学走出主客体二元分裂的困境提供了出路。因为，“此在”作为有意识的“在世界中存在”，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意味着意识和理论研究不仅仅是内在于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意识的领域必须相应地建立在客观历史必然性领域中此在存在的意识之上，这样，科学和哲学就不再被理解成一种被动的认识方式，直接创立自然界规律，相反，真理和知识就是不断观察世界的主体与它作出诠释的客体之间的相互牵涉的结果。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海德格尔表明了“存在的显现为何要求此在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偶然性的人同时是绝对自我显现的惟一地方。”[16]（P89）
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哲学认识论重新思考主客体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他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马尔库塞成功地在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集体的主体与历史的客体这一概念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正如早期马克思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及的潜在革命主体一样，“此在”意味着“共在”（Mitsein），或与他人同在（Being￣with￣others），其中，我作为存在者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与我同他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相涉。马尔库塞认为，正是革命群众或无产阶级的概念，它以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身份最终最终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与“被抛状态”。因为，“革命本身”能够“改变历史性此在的存在”，而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一种全新的“决定性态度”为这种改变作好准备。[17]（P33 ）因此，革命行动并不是纯粹现象学意义上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毋宁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自我创造的行动，他的真正存在取决于这样一种主体目标：它为了生存必须在客观的历史领域中展开行动反对资产阶级的强权。马尔库塞说：“当革命实践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存在并且现实的改变被认为是世界的真正运动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认为在其历史进程中正在走向灭亡并且必然会灭亡。此在的被抛正好包含了此在被抛的扬弃。历史性的行动在今天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存在之中的此在，这种行为才能被给予。”[17]（P32）
马尔库塞并不认为，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之间没有矛盾与冲突。他指出，海德格尔虽然强调了“共在”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哲学根基仍然是孤立的“此在”，它栖居于“非本真性的”的抽象的境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人们“被抛”进去的那个世界并不是此在存在方式的全部。海德格尔罔顾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的现实，因此抽离了人所生活的历史世界而把人理解为与社会隔绝的抽象存在物。[17]（P16） 即使这样，他还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即使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明显错误的”，他著作的“实质性意义”仍然是“正确的”。[17]（P14）由于在思想主旨中设定了“此在”，海德格尔使当代哲学找到了一条回归到“本源性前提”的思路，而在这本源性前提中，“具体的人——在他具体的和历史的处境中——被认为是所有哲学思想的基础。”[17]（P1415）
三、阿尔都塞：让存在（Gelassenheit） 德文Ge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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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t，用英文可表达为“letting￣be”，中文可译为“让在”、“让存在”，它蕴含着原初境域如其所是地显现或开启。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译法，如张祥龙译为“任凭”、“任其自行”；王庆节译为“任之状态”；戴晖译为“泰然任之”。分别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39页。本人把之译为“让存在”，意在凸现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的思想意蕴。 与“偶然的唯物主义”的主旨阿尔都塞的政治存在论体现在他精心营建的所谓“偶然的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思想中。这一思想是他运用后期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向后的语言解释学方法和“让存在”概念意蕴而提出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或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st）理论。 对后期海德格尔来说，存在（Sein）在形式上是一种原初的、前于认识的本源境域，它先在于、并且变得逐渐从人这一“此在”领域中相脱离，这样，作为终极境域的“存在”与被降格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存在者的”领域（ontic realm）之间具有“存在论差别”，实质上，这是一种强调存在的非决定性、偶然性具有优先地位的哲学，它为后人道主义批判笛卡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主义哲学提供了灵感。一般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体现在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一文中。按照兰恩·尚伯斯（Lain Chambers）的理解，阿尔都塞“偶然的唯物主义”理论路线是后期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一文所提立场的逻辑结果。[18]（P6） 根据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尚伯斯认为“后人道主义”时写作技巧解人存在的关键就在于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后人道主义把主体看成是语言的产物，是一种超越个体和集体意识的整全实体，因而“实体就产生于并包含于存在的寓所之中”。[18]（P5） 如果语言就是对存在的开启，那么，语言就不是思想家用来与他人交流其已获取有关世界知识的工具，毋宁说，它是“打通”思想达致原初存在之道，尚伯斯说，“存在的这种意义，如语言自身，不但超越了并且先行于我的存在，就是它使我们得以存在——以一种非逻辑的、不论是语言还是技术都能够充分地展现的方式。”[18]（P192） 思想的目的并不是借助理论去型构或重建世界，而是让世界以其不可言说的、神秘性的本质，以一种反思性的“让在”（Gelassenheit）方式出让自身，从而如其所是地显现。这样，由于一种新的本质，即“语言”的出现，主体被驱逐出哲学话语的中心地位，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的：语言在言说，而不是人说，“人只是他应合于语言才说。”[19]P1004） 正是这种语言的哲学方法使我们抛弃了作为“历史性此在”和马尔库塞的前期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概念。甚至是，我们被抛弃于一个“让存在”和沉默的境域之中，完全漠视了存在在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意义。晚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解释学“转向”，借助于“让存在”（Gelassenheit）这一范畴，强调了偶然性、非决定性、非主体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这一点被后期阿尔都塞的后人道主义紧紧抓住了，并成为他型构所谓的“偶然的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在这意义上，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把阿尔都塞的后期著作描绘成海德格尔的语用学“转向”在法国哲学界的当代版本，[20]（P58是非常有见地的。尚伯斯认为，阿尔都塞在1980年代的后期论文集《遭遇者的哲学》中，引用了它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名言，“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21]（P227）重申了他基于后期海德格尔存在论立场的思想路向。
在《遭遇者的哲学》中，阿尔都塞倾心于一种“偶然性”宰制“必然性”的存在论，其中，偶然性是人存在的关键所在。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一种所谓的“意义的非先在性”的“偶然的唯物主义”理论，强调物理原子在无限空间的随机性碰撞导致了宇宙的诞生。由此，阿尔都塞认为，物质存在是一种“完成了的事实”，先行于人性的出现以及“意义”、“理性”等的建构。所以，人类社会最终“不过是纯粹偶然性的结果”。[22]（P168169）
如果遵循阿尔都塞的理论路线，就意味着认同了一个先天的纯粹“被给予的”偶然性自然界，并且给予了后期海德格尔预设“存在”是几乎排斥其它一切事物这一存在论前提更消极方面的思想立场的优先地位。阿尔都塞说：“存在的、‘这是被给予的’的哲学，……‘打开’了一个重新恢复一种我们被抛的世界的先验偶然性和有关世界的意义的境域，它依次指向了存在的展现、存在及其‘命运’的原初涌动，离开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认识或思考。”[22]（P170） 我们看到，阿尔都塞的“偶然的唯物主义”强调了存在的“先验偶然性”，这对当代那些致力于批判机械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路向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一些思想家明确指出，“偶发性”（aleatory）一词只要没有被赋予其“先验的”性质，它就能够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的要旨。丹尼尔·伯萨德（Daniel Bensaid）就指出，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经济矛盾成熟的产物（即把革命当作是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直接结果），而是包括了“拜物教魔咒破灭”那一“意外时刻”的“偶然性行动”；而且，偶发性的概念并不仅仅特指历史进程纯粹“失序”意义上的“突发事件”，而是同时意味着“机遇”的创造，体现在历史过程中的充满“机会”与“幸运时刻”。[13]（P29） 他说：“机遇不再是突发事件或依系于因果律，而是与‘必然性的发展’直接相关，是另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意义上的相遇，如同‘自由并不意味着任所欲为而只是摆脱了限制’一样的道理。” [13]（P29 ）不论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都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个方面，是构成在“连续而不均匀发展”过程中多因素决定的整体交互性力量。但是，阿尔都塞过分强调存在的“先验性”，从而使他的“偶然的唯物主义”有离开历史主体的危险。但是，吊诡的是，在《遭遇者的哲学》中，阿尔都塞却把“世界的先验偶然性”转变成自然规律，然后又直接转化成社会文化斗争的逻辑。他又声称“偶然的唯物主义”的主要论点就是主体被抛进一个人的发展被“混乱先行于秩序”所支配的世界中。[22]（P189） 另外，后期阿尔都塞公开声称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仍然坚持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立场。一方面，他声称不能接受历史的发展由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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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引起质变等规律）所决定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自然界的偶然性“事实”无须质疑地必然转化到社会领域中去。这一观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做出了有力的批判，他说：“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23]（P51） 在他看来，正是自然界在时间逻辑上优先于人类社会，才使得我们不能认为自然规律任何情形下都优先于社会规律。仅仅从自然界原子之间的原初“碰撞”而建构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不论是否是“任意的”，它只是把人的实践看作是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反映与延伸，忽视了人的意识在社会和历史现实建构中的创造力。面对自身的理论困境，并且为了消除人们把《遭遇者的哲学》理论主旨完全等同于“让存在”和“先验偶然性”的概念，阿尔都塞在理论上作出了妥协，提出“偶然的唯物主义”“对世界敞开境域的思考，不但要面对事件、迄今为止尚不能想像的东西；而且要面对所有生活实践，包括政治的领域。”[22]（P189）四、简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对话，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和启示作用。但是，这种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来诠释与“接合”马克思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渡海德格尔化，这种做法在方法论意义上非但不可行，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立场是完全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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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政治存在论的方法，以其现实的、历史性原则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方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政治存在论的建构不用借助于反思性的或现象学化的“此在”或“存在”，而是奠基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对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方法论路径，当代西方哲学界已保持了相当的警惕，皮尔·鲍迪尔（Pierre Bourdieu）对晚期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所谓语言解释学“转向”作出如下评述：“工于心计而虚伪的做法，以便从早期纳粹‘革命’的政治主张脱身。”[8]（P257） 巴迪欧则直接指证了这种方法论的神秘性与超验性，在他看来，后期海格格尔的语言解释学方法，特别是所谓诗的存在论，最终只是引导我们回归上帝的一种手段。[7]（P9） 阿多诺则指出了这种方法论立场的前后不一致与矛盾，在他看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早期缘构性存在论哲学与他后期所谓转向之后思考的“存在”（Bing）和“生存”的沉思（Existence）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紧张。对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论述最深刻、最有说服力莫过于海德格尔的弟子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认为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症结就是其形而上学性，它歪曲和误解了人之实践的基本结构，从而出现“盲昧与罔顾政治”之倾向。而海德格尔沉沦于精神的内在性，用思维来“生产”人自身和他的存在，成为“形而上学谬论中的最后一个”[24]（P239） 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本人试图“超越形而上学”，但是，“看来仍然留在形而上学框架内”。[24]（P78） 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按照真理的模式来解释意义，明确地说：“‘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说了同样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形而上学谬论是一种“最新的和在某些方面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更重要的基本谬论”。[24]（P15） 这种形而上学谬论与康德的政治“唯理论”方法论无本质区别。
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并不需要并不建基于任何精神内在性的语言、“我思”等形而上学的命题之上，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人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化，他们的做法，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可能会致使马克思政治哲学陷入阿伦特所指责的困境，即与海德格尔一起成为当代“形而上学谬论中的最后一个”。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的确关切人的生存处境与意义，但是，政治存在论并不带任何神秘的与思辨的色彩，而是建基于物质的生产实践活动所展开的现实生活过程。 对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特质及其存在论方面的意义，请参见：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24
39页。关于阿伦特政治存在论方法论的特质及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评论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拙文：《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5—39页。人的存在处境与自身意义只有放在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理解。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说：“正是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5]（P5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明确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P16）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已经与人的本真性存在相背离，人的真正存在方式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只能存在于“必然劳动”终止的“世界历史”之中。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中克服了“异化劳动”后才能实现。“世界历史”真正呈现了人的本真性存在境域。在马克思哲学中，语言及其意义的交互性并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给予的东西，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语言对世界敞开状态的言说，只有在生活世界的行动中才是可能的，这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予以承认的，生活世界甚至成为《存在与时间》的重要主题之一。“生产的实践性概念”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歪曲的“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之上”、“把政治变成可计算性的形而上学命题”[27]P57） 相反，生产的实践性概念使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以其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明确区别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现象学诠释学方法论，也构成了对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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