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种族、文化

摘要: 随着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兴起, 少数族裔要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华裔女性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族裔身份将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经验发掘出来，她们的创作充满了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对种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讨和重塑。这里围绕种族、性别、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汤婷婷、谈恩美等华裔女性文学的创作主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华裔女性；种族；文化；性别
回顾美国华裔文学百年历史，从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蛮声美国文坛的汤婷婷、谭恩美等女作家，我们发现，华裔女作家无论在创作数量上抑或创作主题及内容上都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她们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打破华裔女性“双重边缘”身份下的极度沉默，反抗文化霸权和男权中心，在多元文化下寻求建构女性主体之路。

一、女性沉默的被打破

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华裔女性，长期以来，作为少数族裔女性被种族和文化“消声”，她们在无声的世界中演绎着自身生命的缠绵延续。华裔女作家通过写作挖掘历史、重塑历史、最终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正是贯穿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的主题之一。
在《女勇士》中，开篇作者就被施加了这种沉默。“你不能把我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我们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没有恪守妇道的姑姑不仅被剥夺了生的权力，死后也遭到家族的惩罚，这种惩罚首先就是以“语言”为表现形式的。姑姑的不被人提起，她所有的痕迹从家族的历史上被抹掉，这种惩罚对女性而言最残酷也最严厉。作者最终不仅将姑姑的故事付诸文字，并且运用多种手法对其进行改写，打破了“我”及“姑姑”被强加的沉默，使原有的意义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
华裔女性一方面遭受美国华人社会中毫不掩饰的对女性的贬斥与否定；另一方面美国文化中围绕“发声”的肯定性话语系统给她们带来强大压力，无法抵抗主流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她们无意识之间接受了“如果你不说话，就没有个性”，“我认为讲不讲话是正常人与疯子的区别所在”的评判标准。强烈的自卑感使华裔女性自动放弃了言说的权利，汤婷婷自幼儿园时代的沉默就最好的证实了现实社会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然而作家通过写作打破了这种沉默，她们不仅是故事里的英雄花木兰，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女勇士，她们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振聋发聩，向主流社会和男权中心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二、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寻觅

对于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华裔美国人而言，两种文化的冲突为他们提出了文化身份问题，即如何在两种文化之间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取舍以及获取认同感。
长期以来，美国华裔作为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沦为被表述和叙述的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他们遭到歪曲甚至妖魔化，从“黄祸”到“龙女”的描绘，甚至后来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无疑都是将华裔置于“他者”位置。美国华裔文学的“反话语”写作策略之一就在于重新找回被白人主流话语抹煞的真实。汤婷婷、谭恩美等人针对主流话语中“唐人街”文学的书写模式，从故事场景、话语表述策略、人物形象都力图摆脱白人主导话语系统。她们笔下的唐人街截然不同于白人观念中那个阴森可怖的“异端”世界；华人也冲破定型化形象，重新恢复了真实、人性和善良。
而对故国文化的远离与陌生无疑使他们处于第二重“他者”地位。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华裔美国人由于文化身份不确定而造成精神的痛苦和无助。在谭恩美的写作中所表现的母女交往中的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生存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移民后代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母亲在这里代表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女儿们代表的则是现代的美国文明，她们之间的隔膜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摩擦和碰撞。
《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和《灶神之妻》里的威妮，这些母亲都属于第一代移民，她们从中国到美国实际上原有的民族身份已经丧失，虽然已经获得美国国籍，但是主流社会的制度和对待华人移民的政策使得她们丧失了原有民族身份后又难以为美国社会所接受。所以她们尽管也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努力去学英文但内心深处仍然强烈依恋并继续秉承原有的文化，表现出自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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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是她们对自己身份的文化认证，同时也是对美国文化的排斥。而孩子们往往对母亲蹩脚的英语和东方式的思维嗤笑，对母亲加诸她们身上的期望难以忍受，对母亲束缚式的管教加以反抗。孩子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在社会中，是接受西方教育的西方社会的一份子；在家庭中，是接受了西方教化的孩子，实际上女儿们在这两方面的定位都没能使她们自己满意，即使她们与美国人结了婚，在婚姻生活上也能感受到丈夫那或隐约或明显的优越感。她们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意味着什么。但当别人把她们作为中国人，问起中国或中国文化而她们又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时候；或者当她们在家庭或华人社区中受到的文化熏染及生存于她们血液里的文化影响，与周围的美国文化出现不协调和冲突时，会突然意识到不能够正真地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无法去建构自身的地位与身份。母亲和孩子给自己及亲人在家庭、社会等方面都未能找到最恰当的身份定位，文化差异和代沟引发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而一次次的冲突也终于使她们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应该在哪里。

三、女性主体的构建与母女关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华裔女性在对本族男性的描述中，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使他们缺席，“在场”的只有祖母、母亲、妹妹等母系成员，而祖父、父亲、儿子几乎是“缺席”的，即使“在场”，也是沉默的，失声的。由于受到种族社会中的白人男性的剥削和歧视，华人男性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也自动地丧失了权力地位。《女勇士》、《喜福会》中“沉默的父亲”的意象就是集中的体现。并且由于本族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和在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他们会表现出夸张的大男子主义，华裔男性所受到的歧视最终会由华裔女性来承受，给她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父性力量的缺场和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使华裔女性自然而然地疏远了本族男性。而华裔女性写作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她们与白人男性的关系。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本中，这些第二代华裔女性都嫁给了白人男性，但是在与白人男性的相处中，由于内化了的，她们的婚姻遭遇了挫折。本族男性的软弱和无力，以及白人男性的掺杂着种族色彩的性别压迫，使得华裔女作家从异性搭建的空间出逃，转而从同性中吸取力量建构其主体性。当女儿遭受种族和性别挫折时，母亲以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智慧给她们力量。无论是汤婷婷、谭恩美还是伍慧明，都是在与母亲的关系上建构文本，所有的故事都围绕母亲展开。母亲，这个给予女儿永恒之爱和精神家园的角色，在华裔女作家笔下，即是血缘之母又是文化之母。对于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华裔女儿而言，一方面，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使她们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以期得到承认和认可；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母亲却又以中国文化标准来要求女儿，对这些美国标准嗤之以鼻。女儿只有挣脱母亲的束缚，才得以进入充分自立的人生阶段。但是，叛逆母亲并不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完全确立。当走出母亲的怀抱，华裔女儿发现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文化、种族和性别的种种冲突和身处夹缝之中的巨大压力。在现实的压力下，她们再次感到迷茫困惑。因此，对母亲的重新回归和认同成为她们的必然选择。母亲同样代表着中国文化之根，对母亲的认同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女儿们通过对母亲的继承与延续，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两种文化冲突的态度。
四、总结
一直以来华裔女性都处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经历了长久的沉默后，随着一系列举足轻重的女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等登上历史舞台，华裔女性的独特诉求得到抒写与审视。她们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以独特的族裔身份，通过自身创作，深刻的探讨了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裔女性所面对的性别、种族、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她们打破了华裔女性的极度沉默，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还是一场声音的盛宴。面对主流文化的“他者化”叙述和刻意歪曲、丑化，她们在对种族历史的挖掘和重塑中，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在对文化身份的苦苦寻觅中，从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否定到延续、认同，实现了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冲突，达到了两种文化的和谐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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