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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外国受众为中心”意识

收藏本文 2024-01-10 点赞:10981 浏览:4481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等一系列的国际盛会。通过这些活动,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并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随之而来的外宣工作也日益繁重,但过去的外宣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外国读者对外宣翻译的接受度不高。针对上述问题,从外宣的概念入手,阐述外宣翻译的宏观策略,特别是译者应增强“外国受众为中心”的意识,结合具体实例论述如何运用翻译的技巧,从而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
关键词:外宣; 外国受众; 翻译策略
16721101(2012)01008704
收稿日期:2011-11-24
作者简介:施蒙(1986-),女,江苏海门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口泽、翻译学。
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交流的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还局限于熊猫、乒乓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表面,或者因为接受一些错误信息而对中国产生误解。中国如果想真正地走出去,就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本文从外宣的概念入手,阐述外宣翻译的宏观策略,特别是译者应增强“外国受众”的意识,再结合具体实例论述如何运用翻译的技巧,从而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

一、外宣的概念

外宣全称为对外宣传,目前国内有几种英语翻译的译本,汤富华在《中国科技翻译》中翻译为foreign propaganda[1]; 张基珮在《上海科技翻译》中译为external publicity[2];另一种翻译为translating for overseas audience,译者为李欣,发表于《上海科技翻译》[3];还有一种类似的翻译 reporting on China for foreign audience,译者张健在“英语对外报道并非逐字翻译”一文中提及[4]。从外宣的定义可以看出外宣是一种传播,并且是一种有特殊目的传播。下文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外宣重新定义。
根据美国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ewell)提出的“传播五要素”模式,即“传播的主体 who”、“传播的对象whom”、“传播的渠道channel”、“传播的内容 what” 和 “传播的效果 what effect”。我国现阶段的外宣翻译工作可以定义为:我国各级对外宣传部门和对外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将中文媒体上有关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具有国际意义或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或成就,以外国民众以及居住在国外的华人华侨等受众群体所能接受的语言形式翻译出来,并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网络等传播媒介播发出去,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形象,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5] 。

二、 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外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译者的翻译观点和综合素质的不同,外宣翻译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词汇语法错误、中式英语、缺少具体语境的直译、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不当等。其问题的根源是把外宣翻译等同于文学翻译,过分强调译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忽视目标语受众的思维习惯。就像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兼电影制作人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曾说过的:“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6]这句话给正从事或准备从事对外报道和翻译工作的人一个启示:即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国内同胞,必须树立“外国受众意识”。

三、外宣翻译的宏观策略—“外国受众为中心”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工作,更是语言之后蕴含的文化意象和内涵的转换工作。外宣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有其强烈的目的性,所以译者需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熟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还要了解外宣的受众和过程,才能正确地选择翻译策略,实现外宣翻译的目的,即成功传递外宣资料的信息,并使外国人和中国人对同一现象的认识趋同。下文从翻译学和传播学两个视角探讨“外国受众为中心”策略的可行性和外宣翻译的受众是谁及其过程。

(一)翻译学角度

对翻译中可能出现的文本类型,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彼得· 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可以分为表达型、信息型或呼唤型[7]。外宣的翻译文本属于呼唤型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思考、感受,并做出反应,语言强调通俗易懂。因此,在翻译这类文本时遵循的是“ 读者第一” 的原则。外宣的核心在于宣传,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之后,更看重读者的反映,是否理解并接受信息。

(二)传播学角度

1.外国受众的内涵。 外国受众简单的说就是外国人,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可以指所有非中国国籍的人。这里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华人,另一个是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外国人。我们外宣工作的重点是第二类人,与国内的受众相比,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了解甚少,对大众媒体的态度和阅读习惯也不同。如中美对“隐私”的不同理解和西方社会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就要求译者在一些“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上多加注意。再如国外媒体运作完全商业化,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兴趣,译者需要准确翻译并且运用新闻写作技巧对外宣资料做一定的处理,否则外国读者不会感兴趣,更不会阅读。而且对于外国读者,外宣资料等同于报刊,用于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因此阅读的速度较快。大多数情况读者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完一篇文章,译者应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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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快速地传达信息。
外国受众还可以分为直接受众和间接受众。传播理论早期的“靶子论”认为受众是一群对大众传播毫无抵抗能力和抵抗意识的人,事实上受众并不是被动挨打的靶子,传播也不是单方向的灌输信息。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对美国大选的分析发现,大众传播的受众分为两个阶层,“舆论领袖”和大众,即非常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拉扎斯菲尔德发现:第一,“大众媒体对选民的影响非常有限”——“有限效果论”;第二,“大部分选民获取信息并接受影响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大众传播媒介,而是一小部分其他选民,他们熟悉媒体,了解情况。”——这些人被称为“舆论领袖” [8]。根据这个理论,中国的对外宣传实际上有直接受众和间接受众之分。所谓“直接受众”是通过阅读收看中国外宣资料的途径直接接受中国信息的受众;所谓“间接受众”,是经由直接受众接收到中国信息的受众。从数量上看,当然是后者大于前者;从外宣工作的重点来说,当然是前者“直接受众”。通过对外国受众的内涵的分析,译者应当清楚外宣翻译的主要对象是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外国人(非华人)和直接从中国对外传播的各种渠道接收信息的受众,从而根据对象的特征提高外宣翻译文本的针对性。
2.传播影响受众的过程。根据多温·卡特赖特的传播效果衡量理论,我们可以把传播影响受众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起受众的注意,你的信息才能进入他们的感官,进而产生影响。目前西方的经济危机重重而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外国受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有兴趣,外宣工作必将承担起更多的工作。
第二阶段,人们接到讯息之后对它是接受还是拒绝,取决于它是否与人们现有的“认知结构”相一致。如果一致,便会接受;如果不一致,则结果将是:a.拒绝;或 b.把它歪曲使之符合认知结构;或c.改变现有的认知结构,使之与它保持一致。译者在翻译资料时要考虑到这个心理信息筛选过程,充分分析外国受众的心理过程,多做解释,使他们接受外宣资料所要表达的信息。
第三阶段,如果所传播的讯息是希望说服受众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必须使他们看到这种行动可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在外宣翻译中,译者要根据外宣目的选择翻译策略,提高受众的接受度。
第四阶段,如果受众决定行动,他们的行动在特定时间内必须为一种适当的认知结构和动机结构所控制。也就是说外宣翻译传达的信息在未来会对受众的行动产生影响。如外宣中

摘自:学士论文www.udooo.com

经常出现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些新的词汇会进入受众的词汇库,当下次阅读中国媒体相关报道时可以自动调用[9]。
通过对外国受众接受信息过程的分析,译者应当在外宣翻译过程中分析受众心理信息筛选过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受众的接受度,并且对他们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

四、外宣翻译的微观策略

上文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外宣的对象和过程进行了分析,针对所提及的特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 直译法

直译即直接把汉语词汇翻译成对应的英语词汇。采取直译手段的前提是该词汇在源语和目的语中意象相同,直译的结果能被大部分外国受众理解并接受。如继“虎妈”热潮之后,“狼爸”再一次激起了关于“棍棒教育”的争论,“棍棒教育”可以翻译为“stick parenting”。如“暗箱操作”翻译为“black case work”,外国读者完全能理解指的是不规范不公平的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直译并不等同于“死译”,前提是两种语言中存在共同的意象,否则就会出现中式英语或是文化上的误解。如将在社区工作的“街道妇女”(house-wives in the neighborhood)直译为“street women”(娼妓)。

(二) 归化翻译

归化翻译指向目的语的倾斜,充分运用其文化因素,尽量不干扰读者,译者尽量向读者靠拢,在具体翻译方法上具有意译倾向。译文更符合英文表达方式,更接近西方文化,因而,也就更容易被西方受众接受。
如“国家主席”译为“(State)President”可以令外国读者产生共鸣,也体现了中国正逐步同国际接轨。如醉驾可以翻译为DUI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更加地道。如“池子里捕鱼,太湖里放生”则可替换译为“penny wise,pound foolish”,避免读者因相关地名和文化联想的不了解而误解原文。

(三) 注释法

注释法旨在向目的语受众传达更多的源语文化及其表现手法,具体翻译手段较多地采用直译加注法。汉语行文,尤其是公文中常见“数字式略语”,如“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此类表达即使在汉语语境里也需要进一步展开和解释,因此仅靠直译不能完全达意,需要顺应读者的认知心理辅以补充说明,采用直接注释。
如“五讲、四美、三热爱 ”可以译作five stresses, four points of beauty of mind,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 (stress on decorum, manners, hygiene, discipline and morals, beauty of mind, language, behior and the environment, love of the motherland, sociali and the communist party)。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并加以注释,使读者完全了解这个口号的内在的真实含义,需要指出的是以源语为中心并不是简单的字对字翻译,而是对深层次意思仔细挖掘后保持源语特色。如果完全没有外国受众意识,翻译为“five talks, four beauties, three loves”就会使外国读者不知所云。再如“三个面向”翻译为“Three orientations: Educ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the world, future and modernization.”,译者翻译这类文字时应充分考略外国读者不具备中国读者的政治背景知识,因此注释是非常必要的。

(四) 音译法

音译就是把汉语词汇按照发音以合适的方式翻译成英语的词汇,这些词被翻译成英语前其对应的英语翻译词汇不存在。音译保留了汉语的音韵美,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表现形式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能更好的保留原词的文化内涵和异域风味,音译尤其适合文化内涵丰富,且在译入语语境里完全没有对应或近似物的表达.
实际上很多语言都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英语和汉语都存在大量的借用外来词,如功夫翻译成“kung fu”,“龙”翻译为 “Loong”、豆腐翻译成“tofu” 等。以“不折腾”的翻译为例,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折腾”这一口语化北方方言的翻译五花八门,像“翻来倒去”(don’t flip flop)、“别走岔路”(don’t get sidetracked)、“别反复”(don’t sway back and forth)、“不踌躇”(no dithering),还有翻译成“没有重大变化”(no major changes)的,但都没有把“折腾”里头还带着的“混乱”、“自我消耗”涵义体现出来。随后12月的新闻发布会中直接译为“bu zheteng”,这一拼音翻译则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需要注意的是,当音译第一次翻译中国特色的词汇时需要注释,外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刻内涵,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注释可以省略。通过上述翻译技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宣翻译应尽量寻找目的语中与源语相同的词汇,如果不存在的话,译者应多做解释,适当注释,努力向读者靠拢。当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所承载的信息已经被外国读者广泛了解后,可以考虑让读者向原作者靠拢,采用音译法或者已被外国读者接受的表达法,如loong,harmonious society。
五、结语
外宣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越发重要,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向世界介绍中国,表达中国的观点,从而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外宣翻译的好坏决定了所要传递的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外国读者是否可以将蕴含中国元素的信息纳入自身的意识体系,最终影响外宣工作的成败。所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意识应当贯穿外宣翻译工作的始终,译者在其影响下正确选择翻译策略,提高外宣工作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汤富华.谈企业对外宣传品的文体特点及英译技巧[J].中国科技翻泽,2000,13(1):24-26.
[2] 张基佩.外宣英译的原文要适当删减[J].上海科技翻译,2001(3):21-24.
[3] 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上海科技翻泽,2001(1):18-22.
[4] 张健.英语对外报道并非逐字英译[J].上海科技翻译,2001(4):24-28.
[5] 哈罗德 ·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 苏嫣娴.报道好给老外读的本地社会新闻——《上海日报》社会新闻版的定位与特色[J].新闻记者,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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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8] Lazareld, Paul. Radio and the Printed P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adio and Its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M].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0.
[9] 董天策.传播学导论[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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