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则纲《史学通论》历史教育思想

摘要：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怎么写作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关键词：李则纲；《史学通论》；历史教育思想
1001－862X（2012）05－0117－004
李则纲（１８９２—１９７７），安徽省桐城人，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学术成果丰硕，著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等。
李则纲早年做过中学教师，后投笔从戎，在武汉国民革命政治部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又重执教鞭，１９２８年开始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任教，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两校均遭日寇破坏，李则纲又来到当时位于安徽省府安庆的省立安徽大学担任教职，讲授国文与历史。
李则纲在上海中国公学时主讲“史学通论”课程，来省立安徽大学后继续讲授这一课程。１９３５年，李则纲将“史学通论”一课的讲义编撰成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史地小丛书”之一出版，是为《史学通论》。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新史学”思潮影响深远，但“五·四”运动之前，处于初起阶段的“新史学”还是着重于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破坏多于建设。受不断大量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史学界的自觉意识也不断增强，进一步加快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史学界不再限于泛泛的历史观的讨论，而着重于践行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利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具体研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１］其时，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经历了一个由盲从到批判接受再到自主创造阐发的过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次史学理论研究的，翻译、编撰出版了许多具有总结性、概述性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则纲《史学通论》正是这一史学理论研究时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对于史学理论的认识也直接反映到历史教育之中。这一时期的许多史学理论著作本身就是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如罗元鲲的《史学概要》、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其他许多史学理论著作也都不同程度地谈到了历史教育问题。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在他教授同名课程的讲义基础上补正改就的，可以说《史学通论》其实也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李则纲在书中论述对史学理论的认识，也必然反映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之中。

一、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而非历史的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历史教育中，史学的地位得以凸显［２］。在此背景下，历史教育思想必然受到对于史学本身认识的影响，对于史学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教育思想。阐述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体现的历史教育思想，可以先从他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开始。
（一）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批判反省。李则纲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从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批判反省开始。因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李则纲对传统史学功能进行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史学家鲁滨逊的思想。
李则纲将“旧史家所承认历史的功效”即传统史学功能总结为“把历史当作一种垂训”［３］１４８，“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李则纲在书中说道：“无论是中国的史家，外国的史家，在古代都有以过去的事情，做现代的鉴戒主张。”［３］１４９指出传统史家记述历史是为了教育指导后人。但李则纲立即运用进化史观的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垂训”功能进行了批判：“人类的状况变化，一个一个的时代不同，他们想拿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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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认自古迄今，人类的状况始终是一致的。所以前人的陈迹，可以永久为后人的先例。这是把时代看作一个永恒静止的状态，是多么一件错误的事呢。”［３］１４９ 显然，李则纲对传统史学那种照搬历史硬套现在的旧观点是反对的，因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把“时代看作一个永恒静止的状态”是错误的。在这里，李则纲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指出传统史学功能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是“想拿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这实际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倒退历史观，以为“前人的陈迹，可以永久为后人的先例”，就是以历史压倒现实，传统史学这种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处理是错误的。
李则纲认为，旧史家把史学功能当作是一种“劝惩”，认为史学具有“极伟大的惩劝作用”［３］１４９，还把史学当作“辩护的资料”［３］１４９。李则纲对于传统史学的“辩护”功能是尤其反对的，他在《史学通论》中指出，“旧有史家，率有偏袒，用史实以为政治宗教哲学等参政之资” ［３］１５０，这样做就是把史学当作是“攻守之武库，抉择史料以达其目的，不合者则压抑，弃置，或加以诬蔑焉”［３］１５０，这无疑违背了史学最根本的“求真”属性。
李则纲还提到了西方传统史学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他在书中将１９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史学家所认识的历史功效总结了两点，这和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总结的相近，可以说是对鲁滨逊观点的接纳。李则纲在书中指出，欧洲旧史家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一是“把历史当作娱乐用的”，一是“把历史当作特殊事件的纪录”［３］１５０。这两种功能虽然可以“娱乐我们的情绪，满足我们的幻想”，但“人类的记忆力是有限，历史的工（功）用就是弥补这种记忆力的缺陷”［３］１５０，但毕竟这不是史学最主要的功能。
（二）对史学功能的重新阐发。李则纲在对传统史学功能进行批判之后，在《史学通论》中总结说，“在新史学的倾向中，他们认历史的功用，不是给人类的鉴戒和惩劝，也不是供人们的娱乐，亦非独纪录特殊的事实”［３］１５０，很明显受到了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影响。鲁滨逊认为，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参与社会改革事业的需要才是促使人们去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４］强调史学为现实社会怎么写作的功能。李则纲在接受鲁滨逊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史学的功用，仅为一种纯净简洁的知识，由这种知识，可以帮助吾人明白社会的变革和现在的状况”［３］１５０，他甚至还在书中引用鲁滨逊的话：“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的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３］１５１在鲁滨逊的观点影响下，李则纲认识到传统史学功能颠倒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正确地指出“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这就是新史学对于历史的功效的解释”，是“侧重在现在问题”［３］１５１，端正了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李则纲抓住对史学功能认识中如何如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这一个关键点，重新阐发了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则对于进行历史教育的目的也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二、对历史教育目的的认识

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已认识到传统史学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忽略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潮又促使中国史学界认识到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表现出走向普通民众、贴近民众生活的新特点，史学功能中以往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在人生方面的作用就得以凸显。其时，许多史家都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历史对人的教育这一环节，使人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最终才能达到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的目的”［４］。李则纲认为，史学的功能应侧重于现实的问题，从史学对于人生作用这一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历史教育思想，他在《史学通论》专门设立了“历史学与现代的人生”一章论及此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上，李则纲受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的影响较大。
（一）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新文化运动举起的“科学”大旗，影响深远，随着“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不断提升，追求科学精神已经泛化到人生、社会、知识等各个领域。对于科学精神的解释，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引用李大钊《史学要论》：“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定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３］１６２李则纲认为史学因有“求真”的要求而同样具备科学的精神，“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这是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史学的精神”［３］１６２，人们接受史学教育，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也就“熏陶渐渍，深入于人心”［３］１６２，必然会使人“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３］１６２。所以，李则纲认为“史学对于人类科学精神的培养”，是大有“补助”的［３］１６２。
（二）历史教育可以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李则纲认为，“历史学是决定我们人生观的指南”［３］１６４，指出史学对于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历史的活动，是进步的，我们的人生观，当然亦是肯定的乐观的”［３］１６５，通过正确的历史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树立乐观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为说明这一问题，他又引用了李大钊《史学要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陆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的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乐天努进的人生观。”［３］１６５李则纲正确地认识到历史教育对于树立人生观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现代史学”其实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李则纲阐述历史教育思想，对史学以及史学功能的认识仍没有超出新史学的范畴，他在这里引用李大钊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相关认识，只是看到了两派史学都有促进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观这一共同之处，而并未看到新史学进化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对认识“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的本质区别。诚然，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对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所认识，但毕竟有限，在这里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三、具体的历史教育方法

李则纲是一名历史学家，但作为一名长期在教学一线的历史教师，他在重视历史研究的同时，同样给予具体的历史教学以足够的重视，将教学看作是与研究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情。在长期进行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他总结了许多学习历史的具体方法，在《史学通论》中，他也专门谈到了这一问题。
（一）对系统化学习方法的认识。李则纲认为学习历史要有系统化的学习方法。在《史学通论》中，李则纲提倡史学研究要有开放的研究思维，打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封闭，将“真为历史学所需要”的学科成果也应用到史学中来。“历史学有所进步，必须有其他学科的互助”［３］８１，学习历史，要借助其他学科，要学好其他学科。这种系统化的学习方法，在今天的历史教学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学习历史的具体方法和原则。李则纲在《史学通论》的最后专门设立“怎样读史论史与著史”一章，第一节“怎样去读史”论述了怎样去学习历史的具体方法和原则，李则纲一共总结了５点：
１.“要决定自己的目的”。在胡适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李则纲指出，阅读史书之前，“必须将我们自己所要求的是什么决定了”［３］１７５，要带着目的去学习历史。要求读者根据自己不同的要求，去选择读史书的方法，因为“成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和“欲成为历史学家”之间，读史的目的不同，则读史时的“注意点”也就会不同［３］１７５。
２.“要选择书籍”。读史的目的确定之后，就要“视读者的目的所在”，选择不同的史籍进行阅读。至于具体怎样选择史籍，李则纲提出了５条原则：（１）“所读的书，不得偏重文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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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其实质，即其书诬妄之处少，而信实之处多，以免为书所欺”；（２）“所读之书，必须对于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比其他的书丰富，以免时间虚度”；（３）“所读之书，必为著者原本，以求得史实的真面，不可图阅读便易，取删削之本”；（４）“所读之书，宜为校注精审之本，以免对于史文多费解释的心力”；（５）“对于自己所欲探讨之史实，关于同类之书，必须多阅数种，甚至求至外国文书，以资参稽互校”。［３］１７５－１７６
３.“要注意谱表和拟构谱表”。李则纲批判了对史籍中图表作用比较轻视的现象，并指出图表有三大作用：（１）“可以易于得到简括明显的史的过程”；（２）“可以易于得到精确的史的比较”；（３）“易于从数字中得到史的精细详密的活动”。李则纲认为在读史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史书中已有的图表，而且还要“能随时制造谱表”，以便能更清晰地阅读史书。［３］１７７
４.“要有批评的精神”。李则纲在书中阐述“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正确地指出，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与作为本体的历史或曰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认识到史料或史籍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之间并不是等同的。他认为人们在阅读史书学习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有“批评的精神”，他在《史学通论》中指出，“以历史留给人群的事实，纵号称良史信史，也难免可以致疑之处”，“必须拿出我们批评的精神来，方不致为呆板的陈编所束缚”［３］１７８。
５.“要有发现的智力”。李则纲认为不但要在面对“历史已供给我们的材料”的时候有“批评的精神”，更要“从历史里所未备的动作，射出我们犀锐的目光”，“有发现的智力”，就是“不能仅仅复习几条历史学上的规律，或几件历史上的大事，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智力，来发现前人之所未发”［３］１７９。
李则纲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并重，其历史教育思想自然受到自己史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他强调史学为现实怎么写作，并超越中国传统史学“鉴戒”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这种历史教育思想不仅因结合当时史学理论认识而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对于今天的历史教育仍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１］房鑫亮、吴忠良．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Ｊ］．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５，（４）：４２－４７．
［２］赵世瑜．２０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Ｊ］．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４）：１５－３０．
［３］李则纲．史学通论［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４］刘俐娜．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６，（３）：８２－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