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进程信

近日，总书记在新进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以为总书记的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进程的一次全面把握和科学判断。

一、充分认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间的继承性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并最终落地生根的奠基者。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这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及其思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够清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不够准确，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了道路上的迷茫。尽管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有着重要区别，但是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基本逻辑继承性同样不可否认。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时代的继承与发展。早在《论新阶段》中曾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时间中轴上而言，直接延续衔接着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作为历史主义者的中国人，更是直接继承与发展了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横向看，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内在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实践在中国的“在场性”，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性探索。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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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那样，时代的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具体而言，二者之间的基本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实践主题与领导力量的继承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主题和性质与时代完全一致，继续坚守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导向，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时代所奠定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基础之上，及其以后的中国人，把握民族特性和时代需要，研究新情况，关注新问题，形成新思路，铸就新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以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基本的实践主题，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导向与奋斗目标。正如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物质基础与基本政治制度的继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性延续，接受了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质生产条件。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为后世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诸如，建立了比较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时代在尖端科学技术发明方面的探索与积累，为当下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和国防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脱离了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很难想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固立基与蓬勃发展。同时，时代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
作为方法论指导的思想的继承性。时代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的基本方法论，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以实事求是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此外，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有益探索，诸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探索，都作为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历史遗产而被继承与发展。在这一点上，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将其纳入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而加以坚持与发展。
发展动力与发展契机的基本继承性。在发展动力与契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开辟的重要基础就是科学总结了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与教训。有学者曾明确指出，为后世留下了双份历史遗产，一是思想，二是晚年的失误教训，二者都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3]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关联的隐性线索。

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时代的“突破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中国特色”，而“特色”一词主要是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二分，正是基于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基本框架、基本原则上大致沿袭苏联模式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完全否认时期在检验苏联模式和反思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提供的宝贵经验，无疑在人为地制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断裂，也注定无法理解党的建设思想一脉相承的优良特质。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维度或对时代的“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实践主题都是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但是在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总体上是比较封闭僵化的。而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动力的重要战略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代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改革的前提是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开放主要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形态中从未曾出现。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先进性与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重要转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区别于时代的重要特征。尽管时代也十分重视经济建设，但是其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在看来，其发动的阶级斗争是为了扫清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而其社会主义建设又依赖于阶级斗争的推进。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不可避免地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去，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正是建立在总结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基础上，拨正了党和国家前行的航向，成功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拓展。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探索，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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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面”出发并加以展开的。更多地侧重于从一种相对静态的结构性视角出发去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由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要素组成。但是，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并未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更多地从动态的、功能性的视角出发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综合国力增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个有利于”的功能性视角出发，科学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腾飞与发展，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的认识突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弊端，私有制的内在缺陷是直接催生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关键原因。因而，为了规避所有制问题上的潜在风险，公有制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唯一存在形式。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选择，基本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但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基础上，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有着重要区别。所有制形式从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从根本上而言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时代追求以“一大二公”为代表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形式，与中国落后生产力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最终极大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发挥。而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明确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刻洞察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总体水平与基本结构，在基础上打破了单纯公有制的一元局面，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既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是所谓私有化运动，而是在坚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沿用“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高度集中并且渗透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方面能够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另一方面也对经济管得过死、过严，缺乏必要的市场调节、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二元对立”的定势思维与“路径依赖”，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互区别，明确给予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经济手段的中立属性，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因为“经济的集权化和管制程度越高，就会越僵化、无法适应变化的市场”[4]。因此，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新界定与思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三、辩证理解两个历史时期之间逻辑关系的

重大意义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大概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两极分化的样态未见势弱，局部还在强化，一部分群众认为未能公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因此怀念时代相对公平正义的状态；第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经济低迷，传统的外向型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很大，经济增速势必放缓，进而导致“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一思路的信心减弱；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生态环境问题等因素的存在，使社会建设领域的治理难度加大；第四，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着先进性、纯洁性等方面的挑战，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件多发。这些因素合并在一起，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归根到底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之路究竟应当走向何方？是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走回头路？如果继续改革，那么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如果需要进一步与西方整体并轨，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整体趋势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全球化”与“改旗易帜”？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如果要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那么是不是要退回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老路”？
显然，当前时刻，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与区别，关系到能否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持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关系到能否一心一意、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大方向，关系到能否动员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搞建设、谋发展。笔者以为，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在坚持改革开放道路毫不动摇的同时，必须深刻反思改革中所出现的系列问题。诚然，改革开放在关键时刻成功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在坚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成功地引入了西方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把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引上通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但是，我们又必须时刻牢记“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的“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我们不仅要实现“小康”、“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更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此，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色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改社会主义之弦，更社会主义之张，动摇社会主义的本色，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其次，我们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八个字紧密关联，人民群众拥护中国、拥护及其思想，愿意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事业，最重要的一条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信心、充满憧憬和想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不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懂得在初级阶段背景下如何去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社会主义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总之，无论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都是在中国的领导下进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来武装思想，共同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两者之间不存在质变点。因此，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但在承认二者基本连续性的基础上，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3]刘林元.的两份历史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J].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4）.
[4]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153.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10D710012）、江苏省教育厅重大项目（2010ZDIXM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