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文化软实力语境下国学经典传承新探

摘要：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学经典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石。国学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现实应用性，其核心经典的生成早于任何文化流派。国学经典又是国学应用的结果，其文化指向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学经典传承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汇聚民族复兴力量。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体系，实施国学经典传承的策略有很大区别。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国学；国学经典；民族文化精神
1003—0751（2013）08—0095—05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让其他人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按照你的设想行事。”①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有三种资源，即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②由于软实力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来体现，所以文化和文化力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石。我国学者赵宇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③。近几年来，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关键词，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总体格局中，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体现出来的影响作用丝毫不亚于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有形扩张。在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正在逐渐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引起了各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从中华传统文化总体格局上看，国学和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所在。所以，加强国学经典传承、培育国学精神、传接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活力，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当代学人以文化担当的无比豪情投身于国学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国学概念探源及近代学人国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西方学界相比，国内学界在国学的文化学理论研究、国学经典内涵的探讨、国学经典传承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等方面，还面临着更待深入下去的问题。

一、国学及其文化特征

国学最早指国家开办的学校，《周礼·春官·乐师》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④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产生于中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近代社会。以战争为标志，在西方社会的坚船利炮面前，已经腐朽的清政府统治风雨飘摇。为了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从洋务运动开始，掀起了一股学习西学的热潮，而相对于西学的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就被称为国学。国学最早还被称为“中学”，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梁启超的“国学”概念已经相当成熟，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⑤，并产生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⑥。1905年，邓实、刘师培、柳亚子、黄季刚等组织成立了“国学保存会”，高举复兴国学的大旗。1906年，由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主讲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成立，国学概念迅速流行开来。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辜鸿铭则在中西文明比较中盛赞国学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称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⑦。
国学是指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学术文化，它囊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章太炎在主持的国学讲习会，“讲学科目为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⑧，学术视野甚为广阔。从理论上来讲，国学可以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所有的学术文化，大凡历史、地理、哲学、思想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医学、术数、星相、建筑等，都可以看做是国学的范畴。2007年，季羡林先生对国学的民族性进行了界定，指出国学是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⑨。
国学的文化特征非常鲜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性。国学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结晶，国学体系的形成、国学概念的产生、国学在近代以来的应用、近期掀起的国学热潮，都体现出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和复兴的过程中对本体学术文化的认同与珍视。国学的民族性使之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在内的华夏主体人群的文化认同基础，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全体华夏侨胞长期以来人文精神的归宿，还成为无数国外友好人士对华夏文化无比热爱和向往的根柢所在。
第二，包容性。“天人合一”思想是华夏哲学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是中华民族无数民众和历代圣人贤哲的智慧结晶，统摄了儒释道百家思想的精髓，在华夏民族历史发展中为人与生态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天人合一”思想重融洽、求和谐的观念也使国学具有了极强的包容性，国学精神融通诸子百家，国学内容综合学术百科，国学发展脉络与时俱进，其体系不断地得以充实与完善。
第三，现实应用性。中华传统学术注重义理性，讲究学术考据，追求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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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终极目标，这些都体现出国学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性。国学的现实应用性这一特征不仅使它在华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作用，在当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仍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国学经典及其文化内涵

一般来说，经典概念的指向主要是关乎人类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典范著作或宗教典籍，中国的“四书五经”、印度的佛经、西方的圣经，这些被人们称为经典的著作都是教人安身立命的典籍，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总结和直接表露，是民族传统传承延续的命脉，更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核心”⑩。国学经典是华夏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沉厚积淀的硕果，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承担中华学术体系的文化载体，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常理常则，具有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笔者认为，对于国学经典概念的理解，以下四点至为重要：
第一，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石。国学经典中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智慧，它特别注重集体观念，在哲学方面具有“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在个体方面特别关注德性的养成，在人际关系方面重包容、讲礼仪，在处理人与生态自然方面重节制、求和谐。这些精神特质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珍贵精神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对于人类的延续与发展，对于处理当今世界人与人、国与国、人类与自然等关系方面，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精神意义。国学经典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已被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精英们所认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于1988年在巴黎发表演说时宣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B11
第二，华夏文化元典的生成先于文化流派的产生。华夏文化元典是国学经典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流派产生的时间关系，是先有文化元典的传播，然后才有文化流派的生成。就典籍与文化的关系来讲，一种文化流派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典；不同的文化流派也往往从同一种文化元典中汲取营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文化形态明显不同于西方。西方文化中的《圣经》既是基督教起源的记载，也是基督教的根本要义所在；但在中国儒学文化中，你就根本找不出类似的文化典籍。《易经》、《诗经》、《尚书》等文化元典的生成远早于儒学流派的形成，这些文化典籍不仅是儒学思想的渊薮，也在不同程度上孕育了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等学术流派的文化因子。即使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深受这些中华典籍的浸染才得以扎根于中华大地并成长为中国化佛学的。
第三，国学经典是国学应用的结果。经典著作形成于历史上的经典时代，但却一直鲜活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美国教育家、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M.赫钦斯说：“经典著作乃是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书籍。例如，苏格拉底的对话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同柏拉图写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的紧迫。”B12由于国学概念所指对象极其广泛，所以在国学整理、国学研究、国学传播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国学内容进行精炼化，把国学的内容限定在华夏民族的学术精华方面，以区别于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围。反观现实，国学经典之所以再次强势回归国人的视野，是由于人们“对金钱追逐和名利竞争的世态中所造成的精神贫乏，已经从厌倦到痛恨，人们想从国学经典中找回中国人曾经珍惜过而现代却缺失了的国魂”B13。
第四，国学经典的文化指向因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不同认识而有所区别。经典的选择不仅在于它本身具有涉及人类基本性问题的文化因子和其文化因子的原创性，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发现和认同。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处于华夏文化的主导地位，而道德涵养方面的内容又居于儒家学术体系的核心，所以造成国学经典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反映儒家道德价值的文化典籍。对于我们今天而言，经典内容的选择要突破道德评判标准和功利观念的局限，更多地着眼于典籍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样的经典才能超越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表现出开放的、内在的、理性的价值。

三、国学经典传承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传承国学经典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任务，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和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汇聚民族伟大复兴的各方力量等方面。

1.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

国学经典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所在，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特色的形成、对于华夏民族在中世纪以前始终保持着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今世界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就是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强势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力量的全球性扩张，它表现为在全球化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强势力量的标准逐渐成为普适标准，而弱势力量的标准在不对称的对话过程中逐步地被消解、置换和改造”B14。因此，在当今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语境下，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它对于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拓展，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与世界影响力的扩大，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2.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加强国民道德修养

国学经典传承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国民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这是由中国传统学术特别重礼义、讲修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国学不只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行为标准、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体现。比如对于《诗经》，当代学人多从文学、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解读，孔子却特别看重它的道德教化作用。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的学生子夏由描写美人的诗句领悟到学礼的原则，就受到了孔子的大力赞赏。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谈论修身，说人的品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诗》、《礼》、《乐》正是国学经典中非常重要的三部典籍。到了战国晚期的荀子，甚至提出了“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儒效》）的观点，把诗书中所蕴含的道德养育功能看得比文化典籍本身还要重要。在当今社会，加强国学经典教育，无论是对于各级各类的在校学生，还是对于身处各种职位的公务员或政府官员，或是对于普通民众，在增强道德修养、提高人生境界、预防违法犯罪、增强社会和谐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3.提振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

国学经典形成的过程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与壮大、团结与繁荣，见证了华夏民族长期建立起的内顺外服、讲究礼仪却又不失扩张力的伟大国度的变迁。国学经典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把华夏民族的强者之音与和谐处世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学经典便成为激励英雄儿女的精神动力。顾炎武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提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正是对国学经典在提振民族精神方面作用的伟大诠释。林则徐毕生以身许国，因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世人敬仰，他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受到《左传·昭公四年》所记载的郑国子产受人诽谤时所说的名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激励。在当前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国学经典传承更是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必将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坚力量，必将全面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4.提升文化认同感，构建民族文化精神家园

国学经典的形成与发展历经数千年，吸收了诸子百家思想学说，融汇了儒释道三教九流的思想精华，包容了南北诸民族的文化因子，是全世界华人共同体认的文化基石。国学经典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它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丰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是华夏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源泉。所以说，国学经典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源动力。国学经典传承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典籍，注入到我们民族大众的心理层面，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蕴涵于华夏民族文化深层的那些永恒不变的真谛得以延续与创新。在国学经典传承过程中，我们应加强受教育者与国学经典进行对话、交流，使受教育者了解历代圣贤的立身处世原则，在国学经典的学习过程中灵魂得以不断塑造，智慧得以不断启迪，情操得以不断陶冶，从而自觉地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5.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整合民族复兴力量

国学经典的包容性决定了它能够团结与滋养华夏民族数千年，能够成为华夏各民族共同体认的文化渊薮。例如，元朝统治者来自于纵横蒙古草原的游牧部族，但在建立起大一统的蒙元帝国之后，要求“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B15。在政治理念方面，元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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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治国”B16的治国策略，深受忽必烈赞赏。清朝统治者早在入关之前就在沈阳建立了文庙并派员拜祭孔子，顺治皇帝亲临国子监释奠孔子，康熙皇帝亲至曲阜孔庙行“三跪九叩”式的尊师大礼B17，乾隆皇帝“曾8次躬诣阙里祭奠先师孔子”B18。清朝统治者把尊儒重道思想表达到了极致，国学经典也成为凝聚当时华夏各民族的绝对权威著作。目前，我国正处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加强国学经典的传承，充分发挥国学经典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大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整合国内以及海外的各方建设力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国学经典传承的策略

普及国学经典知识、倡导国学精神，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以传承国学经典为内容的实践活动也应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的教育体系，有着不同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之相适应的国学经典传承活动也应该体现出相互差别的策略。

1.小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策略

小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应以生活准则作为主要内容，以文化精神培育作为国学经典传承的主要目标。小学阶段的教育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让学生掌握学习科学的方法和基本的生活准则、培养学生健康进取的文化精神。因此，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教学任务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小学教育应该有两大任务需要完成，即性格养成和文化入门。而中学教育需要完成的任务则是学科入门，大学教育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专业入门。”B19孔子对基础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有着深刻的论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孝、悌、信、爱、仁”等品行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心，品德修行之余才谈得上文化学习。国学经典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于受教育者责任感的培养、审美观念的形成、学习习惯的养成，都有着极强的文化解释力。集体观念、德性修养、礼仪行止、人际包容、生态和谐，既是国学经典对于人生准则的高度概括，也是小学阶段国学经典传承的核心内容。

2.中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策略

中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应以国学基础知识传播作为主要内容，以养成学生获取国学经典智慧的技能作为主要的培育目标。中学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对中学生的要求不仅仅是健康成长、品格养成、文化熏陶，还要求他们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科基本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中学教学的重点内容。目前，成都市已经全面推行“国学经典进中学课堂”的国学经典传承活动，但对全国大多数地方而言，国学经典传承在短时间内列入中学必修课程体系是很难实现的。在当前条件下，中学阶段的国学知识获取和经典学习能力培养的任务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在语文、历史、政治等课程教学中融入国学经典传承的内容，二是开设国学经典传承的选修课程。

3.大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策略

大学阶段的国学经典传承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实践类别，一是为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国学经典专业教育，二是为加强国学修养、培养大学生民族文化精神为目标的国学经典普及活动。
国学经典专业教育是指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建立国学系或国学院、开设国学经典专业。国学经典专业教育的自然延续已经中断了数十年，其学科体系被肢解后融入了现代多种学科之中，国学专门人才已出现了严重短缺现象，所以成立国学院或开设国学经典专业并非易事，只有在少数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中才能成为现实。目前，我国高校中成立国学院的只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顶尖级高校，设置国学经典教育专业的也只有武汉大学等少数部属综合性高校。这些高校在国学经典专业教育实践方面进行了不少有效的尝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培育了难得的国学人才，营造了国学经典教育氛围，为国学经典传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普通高校中，国学经典传承应该纳入通识课程教育范围。通识课程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它不要求受教育者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也不注重对教育者的技能训练，其教育目标主要在于对受教育者人文素养的培养。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重心所在，而经典文化的普及是人文精神塑造的根基和保持民族精神特色的关键。所以，即使西方国家也特别重视经典文化传承在通识课程中的作用。“西方高等教育中实行的通识教育，从来就植根于欧洲古典以来的文化传统，再辅之以融通性的智识教养、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训练，以弥补专业教育之局限与不足，增强受教育者的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意识，同时令受教育者生成文化眼光和追求卓越的格调。”B20作为通识课程的国学经典传承，对于塑造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有着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葛洪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刍议》，《红旗文稿》2012年第2期。
②[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③赵宇：《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④[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93页。
⑤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⑥迟成勇：《国学概念之辨析》，《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
⑦周良发：《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⑧孟琢：《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⑨周宁：《季羡林生前认为：“大国学”集56个民族文化于一身》，《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7月20日。
⑩王财贵：《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读经出版社，2009年，第2页。
B11蔡德贵：《儒学在港澳台和海外的新际遇》，《学术界》2005年第5期。
B12杜霞：《国学经典教育的尺度与分寸》，《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
B13王宁：《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中学课堂——读语文出版社〈论语〉选修教材》，《人民教育》2007年第5期。
B14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B15李瑞杰、宁炜婷：《元朝国子学教学模式初探》，《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
B16[元]耶律楚材：《寄万松老人书》，谢方《湛然居士文集点校》（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第293页。
B1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三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6页。
B18赵秉忠：《论乾隆帝躬诣阙里祭孔》，《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
B19李志红：《全球化背景下小学教育的特质和目标》，《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B20于亭：《当代中国高等“国学”教育建设之省思》，《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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