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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这些概念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种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责任既非权力的规范，也非规范的权力，而是两者的结合责任分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产生的这种责任概念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塑造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且中国有能力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
[关键词] 国际社会； 权力； 合法性； 责任； 中国
同时，本文的讨论回应了关于“规范”和“权力”的一些重大的普遍问题规范是权力的功能吗？或者反之亦然？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围绕这一关系的性质展开的前者涉及秩序的实质性规范的内容，包括其塑造行为的能力；后者指的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物质意义上的权力分配及其相应的影响规范内容的能力但前一层意义上的规范的权力到底是如何与后一层意义上的权力的规范相联系的？有些分析家采取割裂两者的做法，并对前者的稳定性抱有极大的信心，即使同一时间后者正经历重大的变化有些人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物质力量的变化，当前自由主义秩序逐步瓦解，正在崛起的国家偏好的价值自动取代了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然而，除极少数外，大多数分析家都承认，这两个方面对于未来秩序都是重要的，这样的理论分裂将继续存在，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权力与规范的这种困境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战争、大国作用和均势等现实主义特征对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这些实践是在强有力的社会和规范框架内“制度化”的因此，英国学派把这些实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只是物质的然而，有趣的问题仍然是社会的运作规范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它们是作为相对自主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还是反映了最强大国家的规范偏好？如果两者都不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上述两部分之间的动态互动呢？我们怎样才能确切地解释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之间的互动呢？
关于这个有趣的讨论，参见R.Foot & A.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1
简言之，即便国际社会是通过社会建构运作的，那么这种制度化条件究竟是如何创设的？关于“责任”的问题相应地是这种更普遍问题的一个具体实例责任是自由流动、独立运行的规范的一种构建，还是基于最强大国家的偏好并被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的？
本文试图在一般国际关系理论层次上探讨这一问题，并认为该理论为具体研究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主要涉及中国的国际社会成员资格，以及国际社会如何应对这个曾经“反抗”国际社会主导性规范的国家虽然这样的框架并没有从整体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分析相关问题中国案例在特定方式上提出了普遍性问题：国际社会是对中国权力进行约束，阻碍其利益的实现，抑或准备修改这些规范，以反映中国物质力量崛起的现实？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接受战后国际秩序的文化、规范和结构，还是寻求改变它们？”[3]46第一种视角反映了如下普遍看法，即由于西方国家在实际权力上主导着国际社会，它们仍是“文明”标准的设立者、评判者和执行者779，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国缔造的另一方面，其他许多人认为，中国物质力量崛起必然使它从一个规范接受者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规范制定者
笔者不想讨论中国崛起的证据，也不认为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思想没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参见M. Cox， ″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4（2012）， pp.369388
因此，中国也应该表达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观点，并积极地参与重塑国际规范[4]244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对外发展援助，分析人士已经看到一些朝这个方向逐渐变化的证据同理，可以预期中国会塑造什么样的责任规范责任是衡量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预先确定的标准，还是作为反映有些行为体的物质能力而提出的规范内容的标准？责任是规范的规则手册，还是权力的记分卡？
事实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它应该完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5]17但是，在一个“外来的”规范结构中，中国如何被完全接纳？若中国不被完全接纳，它就失去了在未来调整该结构的任何机会这正是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所面临的困境所在：“中国因而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不稳定地位它既不是完全地融入国际社会，又不是完全地游离在国际社会外”[6]250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和不寻常的” [7]4这造成了关于中国地位的悖论：任何“系统地表达关切，都会凸显出
关于早期有影响的讨论，参见R.Foot，″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in Y. Zhang & G. Austin（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pp.2147
此外，已经有大量相关的文献从国际社会框架来考察中国
对此问题可参见：B.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1（2010）， pp.536； Y.Qin，″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2（2010）， pp.129153； S.Suzuki，″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1（2008）， pp.4563； Y.Zhang，″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yon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1（1991）， pp.316； Y.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X.Zhang，″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2011）， pp.763786； X.Zhang，″A Rising China and the Normativ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28， No.3（2011）， pp.235246
因此，如果用国际社会框架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影响，已无任何新意有价值的是我们所构想的国际社会的确切术语，因为研究国际社会可以澄清大量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时对中国的反思激发了我们思考国际社会中责任的不同方式
中国作为一个合适的考察案例，有大量的原因有些是历史的，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存在不寻常的模糊关系有关，特别是通过中国成员资格的方式得到表达从整体上看，它涉及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从较狭窄的角度看，它涉及更具排他性的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首先，在国际社会的主导规范与那些最能反映中国具体国家特征和偏好的规范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同时，有人认为中国的物质崛起现在被认为对国际社会规范的长久稳定性提出了挑战由于这些原因，任何检测定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规范调整，都代表了一般理论问题的特别有趣的案例研究Ikenberry一直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并不想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和原则”，但是“它们希望在该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权”然而Ikenberry没有论述的是，它们希望赢得怎样的权威和领导权，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为目标，但从长期来看这恰恰是为了重塑“规则和原则”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双重成员资格”问题需要从历史视角做简要回顾首先是中国最初进入国际社会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发生于治外法权结束之时即1942—1943年[37]163根据这个解释，“中国直到1943年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认和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因为这时中国通过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773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游离”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后，此时中国的完全成员资格面临外来强加的新“国内”标准的考验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国际规范共识，或者由于冷战结束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这些新强加的考验已经成为可能这个“世界新秩序”是由规范的权力塑造的，还是简单地在权力的规范的影响下人为建立起来的？对后者的理解隐含在这样的看法中，即“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面临着来自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原有’规范变化的巨大挑战”780[7]39然而，如果我们转而关注更传统的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完全的正式成员的数量来衡量，中国无疑
中国的大国俱乐部成员资格很大程度上是个独立问题它最初出现在敦巴顿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之时，“现在中国不仅被公认为国际社会的‘文明’成员，而且至少被象征性地赋予了这个社会中的大国头衔和地位” [6]15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一直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总体来说具有模糊性：“中国是一个潜在大国，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这一象征大国地位的合法权利，甚至对其一般的外交承认，许多年来一直遭到拒绝” [16]177 [3]
[参考文献]
G.J.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3（2011）， pp.5668.
X.Zhang， ″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Schools Engagements with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2011）， pp.763786.
[3]K.Rudd， ″A Journey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Statean， Vol.141， No.5114（2012）， p.46.
[4]X.Zhang， ″A Rising China and the Normativ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28， No.3（2011）， pp.235246.
[5]L.Xia， ″China：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26（2001）， pp.1725.
[6]Y.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7]Y.Zhang & G.Austin（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8]Y.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C.Nari， ″Introduction：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in the English School，″ in C.Nari（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Houndmills： Palgre， 2009， pp.120.
[10]M.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K.J.Holsti， ″Theorising the Causes of Order： Hedley Bulls The Anarchical Society，″ in C.Nari（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Houndmills： Palgre， 2009， pp.125147.
[12]K.Alderson & A.Hurrell（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undmills： Macmillan， 2000.
[13]A.J.Bellamy，″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in A.J.Bellamy（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8.
[14]H.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15]I.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J.D.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17]T.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3][4][5][6][18]P.Keal，″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G.Fry & C.O.Hagan（eds.）， Contending Image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pp.6178.
[19]T.Nardin， ″Legal Positivi a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R.Mapel & T.Nardin（eds.）， International Society： Diverse Ethical
[20]M.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N.J.Wheeler， S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A.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L.R.Le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Norms， Power and Followership in the Wars on Iraq， London： Routledge， 2010.
[24]I.Clark，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uccession of Hegem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1（2011）， pp.1328.
[25]Y.H.Lim，″Locating Transition： The Prospects for a USChina Transition in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7（2010）， pp.913934.
[26]D.Shambaugh（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7]L.M.Goodrich & E.Hambro，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49.
[28]K.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29]T.M.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0]R.Kagan， ″Americas Crisis of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2（2004）， pp.6587.
[31]H.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London： Gollancz， 1977.
[32]S.G.Brooks & W.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I.Clark， The Postcold War Order： The Spoils of Pe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J.Morris， ″Norm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A.J.Bellamy（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65282.
[35]I.Hurd，″Breaking and Making Norms： American Revisioni and Crises of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4， No.2/3（2007）， pp.194213.
[36]T.Dunne，″The New Agenda，″ in A. J.Bellamy（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580. [3][4][5][6][7]
[关键词] 国际社会； 权力； 合法性； 责任； 中国
一、 引言
近年来，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引发的国际危机激发了人们关于“责任”和“大国责任”的积极外交对话，以及对这些术语描述的政策行动实质的关注和探讨许多这样的国际讨论特别关注中国，而中国领导人和评论家也倾向于采用“责任”和“大国责任”这种特殊的语言风格为什么这对于中国是一个重要问题？对这样的“责任”究竟如何检验？责任是如何与权力和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国际社会的框架内明确加以讨论，且该框架足以整合所有上述概念虽然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之外提出关于权力、合法性和责任的理论，但国际社会的框架提供了在单一的理论框架中整合上述三个概念的唯一有说服力的方式本文在国际社会的框架内提出了包括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观念在内的有内在联系的一套概念同时，本文的讨论回应了关于“规范”和“权力”的一些重大的普遍问题规范是权力的功能吗？或者反之亦然？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围绕这一关系的性质展开的前者涉及秩序的实质性规范的内容，包括其塑造行为的能力；后者指的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物质意义上的权力分配及其相应的影响规范内容的能力但前一层意义上的规范的权力到底是如何与后一层意义上的权力的规范相联系的？有些分析家采取割裂两者的做法，并对前者的稳定性抱有极大的信心，即使同一时间后者正经历重大的变化有些人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物质力量的变化，当前自由主义秩序逐步瓦解，正在崛起的国家偏好的价值自动取代了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然而，除极少数外，大多数分析家都承认，这两个方面对于未来秩序都是重要的，这样的理论分裂将继续存在，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权力与规范的这种困境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战争、大国作用和均势等现实主义特征对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这些实践是在强有力的社会和规范框架内“制度化”的因此，英国学派把这些实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只是物质的然而，有趣的问题仍然是社会的运作规范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它们是作为相对自主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还是反映了最强大国家的规范偏好？如果两者都不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上述两部分之间的动态互动呢？我们怎样才能确切地解释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之间的互动呢？
关于这个有趣的讨论，参见R.Foot & A.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1
简言之，即便国际社会是通过社会建构运作的，那么这种制度化条件究竟是如何创设的？关于“责任”的问题相应地是这种更普遍问题的一个具体实例责任是自由流动、独立运行的规范的一种构建，还是基于最强大国家的偏好并被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的？
本文试图在一般国际关系理论层次上探讨这一问题，并认为该理论为具体研究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主要涉及中国的国际社会成员资格，以及国际社会如何应对这个曾经“反抗”国际社会主导性规范的国家虽然这样的框架并没有从整体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分析相关问题中国案例在特定方式上提出了普遍性问题：国际社会是对中国权力进行约束，阻碍其利益的实现，抑或准备修改这些规范，以反映中国物质力量崛起的现实？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接受战后国际秩序的文化、规范和结构，还是寻求改变它们？”[3]46第一种视角反映了如下普遍看法，即由于西方国家在实际权力上主导着国际社会，它们仍是“文明”标准的设立者、评判者和执行者779，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国缔造的另一方面，其他许多人认为，中国物质力量崛起必然使它从一个规范接受者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规范制定者
笔者不想讨论中国崛起的证据，也不认为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思想没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参见M. Cox， ″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4（2012）， pp.369388
因此，中国也应该表达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观点，并积极地参与重塑国际规范[4]244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对外发展援助，分析人士已经看到一些朝这个方向逐渐变化的证据同理，可以预期中国会塑造什么样的责任规范责任是衡量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预先确定的标准，还是作为反映有些行为体的物质能力而提出的规范内容的标准？责任是规范的规则手册，还是权力的记分卡？
事实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它应该完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5]17但是，在一个“外来的”规范结构中，中国如何被完全接纳？若中国不被完全接纳，它就失去了在未来调整该结构的任何机会这正是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所面临的困境所在：“中国因而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不稳定地位它既不是完全地融入国际社会，又不是完全地游离在国际社会外”[6]250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和不寻常的” [7]4这造成了关于中国地位的悖论：任何“系统地表达关切，都会凸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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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寻求国际承认的必要性，同时这会冒对现存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给予过多信任的危险”[8]13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如何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不会产生进一步强化可能倾向于修改或取代现有规范的结果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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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和国际社会
对于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中国案例可以提供哪些进一步见解呢？特别是考虑到权力、合法性和责任的概念，中国案例说明了什么？显而易见，过去十年关于中国角色的讨论已经充斥着这样的语言，尤其是关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关于早期有影响的讨论，参见R.Foot，″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in Y. Zhang & G. Austin（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pp.2147
此外，已经有大量相关的文献从国际社会框架来考察中国
对此问题可参见：B.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1（2010）， pp.536； Y.Qin，″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2（2010）， pp.129153； S.Suzuki，″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1（2008）， pp.4563； Y.Zhang，″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yon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1（1991）， pp.316； Y.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X.Zhang，″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2011）， pp.763786； X.Zhang，″A Rising China and the Normativ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28， No.3（2011）， pp.235246
因此，如果用国际社会框架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影响，已无任何新意有价值的是我们所构想的国际社会的确切术语，因为研究国际社会可以澄清大量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时对中国的反思激发了我们思考国际社会中责任的不同方式
中国作为一个合适的考察案例，有大量的原因有些是历史的，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存在不寻常的模糊关系有关，特别是通过中国成员资格的方式得到表达从整体上看，它涉及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从较狭窄的角度看，它涉及更具排他性的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首先，在国际社会的主导规范与那些最能反映中国具体国家特征和偏好的规范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同时，有人认为中国的物质崛起现在被认为对国际社会规范的长久稳定性提出了挑战由于这些原因，任何检测定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规范调整，都代表了一般理论问题的特别有趣的案例研究Ikenberry一直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并不想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和原则”，但是“它们希望在该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权”然而Ikenberry没有论述的是，它们希望赢得怎样的权威和领导权，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为目标，但从长期来看这恰恰是为了重塑“规则和原则”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双重成员资格”问题需要从历史视角做简要回顾首先是中国最初进入国际社会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发生于治外法权结束之时即1942—1943年[37]163根据这个解释，“中国直到1943年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认和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因为这时中国通过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773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游离”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后，此时中国的完全成员资格面临外来强加的新“国内”标准的考验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国际规范共识，或者由于冷战结束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这些新强加的考验已经成为可能这个“世界新秩序”是由规范的权力塑造的，还是简单地在权力的规范的影响下人为建立起来的？对后者的理解隐含在这样的看法中，即“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面临着来自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原有’规范变化的巨大挑战”780[7]39然而，如果我们转而关注更传统的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完全的正式成员的数量来衡量，中国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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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社会” [8]46中国的大国俱乐部成员资格很大程度上是个独立问题它最初出现在敦巴顿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之时，“现在中国不仅被公认为国际社会的‘文明’成员，而且至少被象征性地赋予了这个社会中的大国头衔和地位” [6]15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一直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总体来说具有模糊性：“中国是一个潜在大国，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这一象征大国地位的合法权利，甚至对其一般的外交承认，许多年来一直遭到拒绝” [16]1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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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中国支持现有秩序的观点存在着普遍共识当然，这种情况的发展并不单凭中国的保证，同样取决于其他国家的适应和接纳“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逐渐推动规则和规范的改变，但并不会采取导致不稳定或造成全球危机的方式”[44]60不过，这种结果也不是中国一国单独所能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虽然权力的规范和规范的权力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参考文献]
G.J.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3（2011）， pp.5668.
X.Zhang， ″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Schools Engagements with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2011）， pp.763786.
[3]K.Rudd， ″A Journey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Statean， Vol.141， No.5114（2012）， p.46.
[4]X.Zhang， ″A Rising China and the Normativ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28， No.3（2011）， pp.235246.
[5]L.Xia， ″China：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26（2001）， pp.1725.
[6]Y.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7]Y.Zhang & G.Austin（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8]Y.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C.Nari， ″Introduction：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in the English School，″ in C.Nari（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Houndmills： Palgre， 2009， pp.120.
[10]M.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K.J.Holsti， ″Theorising the Causes of Order： Hedley Bulls The Anarchical Society，″ in C.Nari（ed.），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Houndmills： Palgre， 2009， pp.125147.
[12]K.Alderson & A.Hurrell（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undmills： Macmillan， 2000.
[13]A.J.Bellamy，″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in A.J.Bellamy（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8.
[14]H.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15]I.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J.D.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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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7]T.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3][4][5][6][18]P.Keal，″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G.Fry & C.O.Hagan（eds.）， Contending Image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pp.6178.
[19]T.Nardin， ″Legal Positivi a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R.Mapel & T.Nardin（eds.）， International Society： Diverse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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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735.[20]M.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N.J.Wheeler， S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A.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L.R.Le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Norms， Power and Followership in the Wars on Iraq， London： Routledge， 2010.
[24]I.Clark，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uccession of Hegem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1（2011）， pp.1328.
[25]Y.H.Lim，″Locating Transition： The Prospects for a USChina Transition in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7（2010）， pp.913934.
[26]D.Shambaugh（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7]L.M.Goodrich & E.Hambro，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49.
[28]K.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29]T.M.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0]R.Kagan， ″Americas Crisis of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2（2004）， pp.6587.
[31]H.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London： Gollancz， 1977.
[32]S.G.Brooks & W.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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