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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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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独具特色。他扩充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把广告指认为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广告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成为了包含象征和修辞的元语言,并催生了符号消费的产生。广告成为意识形态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消费剥削机制的诞生。它通过对人们的控制,将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一一纳入消费社会的体制中。具体来说,这一控制过程的实现是由大量功能化的符号系统——“次体系”来完成的。基于生活世界的平台,列斐伏尔实现了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符号学与微观转向,具有显著的后现代风格。
关键词: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符号
1004-1605(2012)08/0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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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方洁(1984- ),女,河南濮阳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怎么发表展研究中心秘书长,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法国著名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研究范围涉及辩证法、日常生活、消费社会、空间生产等诸多领域。他将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并构建了独特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列斐伏尔剖析了日常生活领域滋生的各种新的异化形式,在其分析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消费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符号,符号通过制造无休止的图像消费实施着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作为语言和符号系统的“次体系”发展出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牢固地统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列斐伏尔从生活世界入手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充满着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广告: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

列斐伏尔认为,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内涵得到了拓展,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着。“今天的意识形态必须不再被看作这样,即它必须不诉诸于感性,不忠诚于特定的领导权,而是在科学的掩护下模仿某种精神分析或者神秘主义,并且愚蠢地以非理性作为赌注。”[1]96他列举了消费社会中盛行的意识形态,如经济主义、女性主义、科学主义、广告等。在诸种意识形态中,列斐伏尔认为广告构成了消费社会最主要、最重要的控制手段。他指出,在19世纪,广告仅仅在商品领域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是描述、改变以及唤起人们的,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描绘商品的用途以达到劝说人们购写商品的目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广告的这一初始功能逐渐被遮蔽,开始具备了赋予商品神圣化意象和象征性价值的功能。这种意象不仅复制着物品的物质性及其能让人感觉到的存在,而且复制着和快乐。
列斐伏尔进一步分析道,在消费社会中,广告意识形态地位的获得是通过将能指和新的所指联系起来而实现的。广告作为一种包含了象征、修辞和元语言的商品语言,成为现代社会制造消费的意识和意象的基本途径,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所有功能。例如,遮盖、掩饰、改变现实、生产出各种关系等。广告打着人性、关怀、教导的幌子宣扬着消费主义,成为统治阶级、官僚体制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得力工具。籍由广告宣传,消费社会告诉人们,消费为人们提供最具个性的物品,关注每个人的自由,给人们带来良好的祝愿与帮助。如今的广告不再是通过不断的重复来说服人们购写商品了,而是以微妙的形式描绘着对生活的整体态度,告诉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使人们在自己感受到的关怀中“自由”地作出选择。广告通过运用华丽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以及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使无意义的事物看起来令人着迷。它以符号的形式向人们展现着各式各样的消费品,通过赋予商品充满诱惑力的文化意义吸引人们,使其沉迷在消费中。在这里,真实消费与意象消费之间的界线模糊了,表面的现实的消费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行为,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和满足也是虚检测的。
在广告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符号消费(sign-consuming)产生了。符号消费是指把具体的消费物品或行为仪式化为某种涵义的象征,进而促使人们在疯狂的消费中获得一定的意义。消费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符号,消费物被符号所粉饰和美化,消费不再是同物自身而是同符号相关联。符号成为消费物的所指,代替物本身去满足人们的需求。受到广告意识形态和符号消费双重控制的现代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检测装(make-believe)”世界,即是一个符号——物脱离真实存在物,能指与所指、消费与生产相颠倒的世界。
由于人们将符号图像当作现实的存在,因此,丧失了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看似独立的消费行为不过是各种体系控制的结果,人的主体性根本无法通过消费得以实现。面对广告和符号消费,大写的人消失了,每个阶层都丧失了自我意识,渗透在消费中的失望感无处不在。“消费行为看起来是真实的行为(‘现实’自身被划分为强制与适应),但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的)行为,隐喻(沉浸于每次的口福中,沉浸于每一次对物体的细读中)和换喻(所有的消费以及沉浸于每个物体和每次行为的消费快乐)也是如此。”[1]90某个牌子的洗发精并不能有效地促进你的爱情生活,用某种新潮家具装潢的居室也不能填满你孤独的生活,这些商品并没有履行它们的允诺。在“检测装”的社会中,消费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快乐。由于符号成为消费物的所指,因此,当没有任何比符号更多的东西去满足人们时,沮丧与失望将不可避免。
总之,在以广告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有力控制下,主体的消费行为与日常生活统统沦为被符号体系所操作和奴役的地带。整个社会丧失了统一的结构和共同的发展理想与价值目标,流行的消费导向和盲从的文化无意识充斥其中。消费意识形态取消了消费者能动的想象,剥夺了消费者曾经拥有的快乐和理性。在消费创造的意象中,不仅消费者甚至连消费物本身都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关于消费过程的幻觉。消费的背后只剩下虚无和意象,个人日益远离着群体,社会文化也趋于支离破碎。

二、的控制: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新策略

列斐伏尔详细剖析了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是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际上也为我们揭秘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即消费主义及由其所编织的一系列体系替代了国家政权和理性主义成为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它们来操纵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意识。究其本质,这是一种崭新的由资本操纵的消费剥削机制。
在多数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控制是通过不断制造虚检测需求和满足引导人们进入焦虑不安的文化心理世界来实现的。“满足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目的,也是这个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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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每个人都认为和想象需要会——或将会——被满足。就需要被尽可能地满足而言,这种满足存在于过度获得中。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诱惑时,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和被掏空了的内容,等待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直到饱足为止。需要就这样不停地被各种方法刺激着,在满足和不满足之间摆动。”[1]79由此可见,消费社会由以前对经济政治的控制转向了对人微观心理和的控制,这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控制形式。在新的控制形式下,日常生活沦为被殖民化的对象,它不再是一个独立和边缘化的领域,而成为被各种消费体系所操纵和瓦解的“碎片化”状态与过程。
需要的“过时性”与“流动性”是消费社会实施控制的新途径,并构成了其阶级策略的一部分。消费社会一向具有合理的目的和意图,它以目的性原理为重要前提,通过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等手段全方位和全天候地计划、组织着一切,利用“过时性”和“流动性”规划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专家们清楚地了解物体的生命周期。浴室是三年,起居室是五年,卧室是八年,商品、汽车是三年,如此等等”。[1]81组织生产的部门操控着产品的寿命,他们通过减少物品的使用期限刺激人们的和需求的更新,最终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利用对“瞬间”的掌控实施其“策略”。具体做法是,通过创造某种社会潮流和趣味,强行宣判许多使用价值依然完好的商品为“过时”,从而迫使消费者抛弃它们并购写符合当下标准的新产品。在全新消费剥削机制的掌控下,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都被强制性地主导着,人们被迫通过消费来获得满足,从而纷纷落入消费意识形态的陷阱却无法自知。对工人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被迫无视自己真实的生存条件沉溺于符号消费中。他们的自我意识被“检测装”的社会塑造着,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日常生活和消费领域也受到与生产领域同等程度的剥削,也觉察不到消费替代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其受剥削的状况。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有效统治下,新的异化形式滋生了,消费成为了异化统治的主要领域。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异化理论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实际上……新的异化形式和旧的异化结为一体,丰富了异化的类型: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官僚的、城市的等。我们还要指出,异化正在扩展并日益强大,以至于它消除了所有的痕迹或对异化的意识。”[1]94消费社会并没有消除异化,相反,它通过更加隐蔽的统治策略和控制方式,创造了新的异化类型,并成功地抑制了人们对现实总体异化状况的认知和意识。通过对消费品的控制对社会成员进行整合,消费社会吞没了一切反思的、具有意义和方向的东西。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异化的存在,即使是那些对日常生活并不满意的人、那些追求使事情更完美的人,也会很快地被日常生活所全面吞没。

三、“次体系”: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路径

如上所述,消费社会中以广告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实施着无孔不入的统治。而在现实生活中,“次体系(sub-systems)”又成为这种控制得以有效实施控制的相似度检测。列斐伏尔认为,消费社会正是通过大量精心组织设计而成的、隐形的“次体系”实现了对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双重控制。
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结构上都具有同质性的整体,以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统一体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在消费社会中,没有统一的体系,只存在各种各样的被称为“次体系”的、功能化(工具理性化)的体系,包括服装、饮料、化妆、住宅、影视等。如此种种次体系将日常生活肢解为局部的碎片,并取代经济因素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力量。
列斐伏尔明确界定了次体系的存在条件。首先,次体系是由特殊专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人与物的系统,包括社会活动的对象物,以及由活动和对象物的关系所决定的情景。其中,人与物的特性都被消除,均被抽象为次体系中客观存在的要素。其次,次体系是在国家层面或国家倡导组织的平台上相互辩护的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组成一个等级结构操控着社会活动。最后,次体系是指一些文本,它对人与物进行符号化和编码,以确保机构间的联络,确保有组织行为的参与,确保相应制度的权势和权威。简言之,次体系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把人们的所有行动和技能都转化为符号和意义,剥夺了人和物的自发性,培植着人们的适应性;它使各种活动得以沟通,维持着社会制度的等级。因此,次体系是支撑着特定的社会空间意义的核心。
根据这一界定,时尚、烹调、旅游、文化、性感等都被纳入次体系的范畴中。它们以形式化的存在充斥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化身为社会身份的代表与社会识别体系。然而,列斐伏尔认为,从规划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在诸多次体系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汽车(有学者指出,列斐伏尔的这种判断与其早年开出租车的经历有关)。通过对汽车的分析,列斐伏尔试图证明,次体系作为语言学、符号学的一部分在消费社会中确实存在,并且入侵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首先,他把汽车看作“物品缩影”和“引导性物品(leading-object)”。在消费社会中,汽车不是物,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代表。汽车作为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物质客体,全方位地组织着日常生活的秩序,规定着人们从经济到言语诸领域中的行为。同时,汽车也是消费社会中性感、冒险、联络等事物的替代物。汽车包含了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态度,它检测定了物体的完美纬度。对于许多人来说,汽车可能是他们“生活设施”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其次,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汽车造就了各种等级,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身份。列斐伏尔指出,汽车培育着等级,这是一种被尺寸、马力、规定的明显等级和一种根据表演要求而设定的更复杂和微妙的等级。“当我超过一辆比我正在驾驭的马力更大的汽车时,我便改变了自己的初级位置,爬上了第二等级,因为表演需要的是勇猛、聪明、狡黠与自由;我的成功变成我的同行交流的话题,后来成为我的熟人和朋友的话题,尤其是如果我多次冒险,我就具备了自吹自擂的本事。”[1]102可见,汽车塑造了可以流动的双重等级,整合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并与社会等级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最后,汽车超出了作为公路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原始意义,具有了更含蓄的社会意义和符号意义。除了实际的用途,汽车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代表了舒适、权力、权威和速度。这种象征主义维护和强化着汽车造就的等级,人们从中获取快乐和幸福。不仅如此,汽车作为次体系拥有一套自己的流行话语,即行话。通过这套流行话语,汽车论证了消费社会中符号的地位:符号不仅生产出交流体系,而且生产出使用它的组织和制度。
总之,在列斐伏尔看来,消费社会中的次体系是一种符码,它构成了一个完全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识别体系,或者称之为普遍的记号和阅读体系。通过对语言、言语和修辞的应用,这些次体系上升为统治社会的最强有力的现实技术系统,担负起了必要的社会功能,全面引导着消费、组织控制日常生活。在无孔不入的次体系的作用下,符号取代了社会与自然现实,构成了自我指涉的超现实。要彻底揭示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要深入地批判符号消费,必须从对语言现象的思考入手。由此一来,后期的列斐伏尔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语言学批判之路,并最终诉诸于一场诗性的语言学革命。
结语:生活世界中消费社会意识
形态批判的后现代转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他所延续的不再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宏大批评思路,而是将批判的重心放入微观视野中,从对日常生活的去蔽与澄清入手,揭秘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控制。他以汽车为范本所做的分析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换句话说,列斐伏尔对消费的分析不是停留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层面,而是深入到了被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日常生活这一平凡却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领域的开拓探索,列斐伏尔改变了长期以来宏大历史叙述对个体特性与生存状况的忽视,实现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活的回归,从而走向了一条崭新的理论道路。
与此同时,列斐伏尔逐渐抛弃了实体、主体、理性等批判工具,把消费社会看作符号体系,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他大量借鉴了巴特等人的符号学分析方法,把异化概念扩展到语言领域,他更多地不是把现代社会当作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构成的理性整体,而是独辟蹊径将其看作一种语言现象。在他的眼中,在广告等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在各种“次体系”的作用下,消费社会变成了一个漂浮着各种抽象符号的世界,其中除了符号的视觉刺激,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意义。
显而易见,通过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微观转向与符号学转向,列斐伏尔开启了其理论研究的后现代主义之旅。不可否认,列斐伏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作出了新判断,并从中发现了极不易被觉察的文化危机。他敏锐地观察到,日常生活正在遭受来自消费社会新的更加隐匿的殖民统治。事实上,他所开启的符号学研究视角在后来的鲍德里亚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贯彻。正如有学者所说,列斐伏尔“实际上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奴役结构从物质生产—经济域向消费—符码域的转换……他的观点直接影响或促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2]。可以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上,列斐伏尔实现了消费社会批判的方法论转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列斐伏尔所做的研究“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思潮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和维度,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是哲学上理想主义、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种交融的表征”[3]。
参考文献:
[1]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Transactions Publishers,1994.
[2]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5.
[3]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编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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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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