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追问生命作用追问

摘要：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它虽然属于哲学命题，但同时也是历代文学作品反映的主题之一。近年从基层走出来的豫藉散文作家樊庆林，在汲取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营养的基础上，以高度自觉的人文精神创作了大量追问生命意义的散文，其作品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珍爱生命、坚守道德、关注社会、敬畏自然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樊庆林；散文；生命主题
1001—8204（2012）05—0134-04
樊庆林是近年从基层走出来的豫藉散文作家，其散文作品特征鲜明，已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阅读他的散文作品，不难发现，其大部分篇目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写作的，那就是对生命终极意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追问。

一、珍爱生命

樊庆林从人本主义出发，站在“奇迹”和“至上”的高度认识生命的存在，将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宇宙”，“连无所不能的造物主都不能再复制一个你”（《再读人生》）。每个“孩子都是小天使”，“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非同寻常的”（《人之初》）。由认识生命个体的可贵，进而推演到对整体生命存在意义的认识。他说：“世间最伟大，最神奇，最值得礼赞的是生命力。”（《西行散记》）不言而喻，作者对生命本体的这一认识，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儒道释的生命本体观，为珍爱生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基于对生命的这一认识，所以《面对汶川大地震》一文，首先想到的民族理念就是“生命至上”，“多么重大的事情都已变得微不足道，唯有生命最值得珍惜”。进而，作者多处呼吁，希望人们都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再读人生》）。
更值得礼赞的是，他对生命的珍爱是博大的爱，不仅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人类自身。他期待人们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珍惜别人的生命，珍爱人类的生命也珍爱自然界其他的生命”（《再读人生》）。这比起孔老夫子用“爱人”（《论语·颜渊》）来解释“仁”的要义，无疑又有新的超越。他将孔圣人的人类之爱扩大到了自然界进而将珍爱生命还是漠视生命作为人行善还是作恶的根源：“一切美德源于对生命的珍爱，一切恶行源于对生命的漠视。”（《案边拾遗》）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善恶的标准，他特别崇拜苏东坡，认为苏东坡的可敬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执法对象即那些为生存而犯盐法的百姓视为人格平等的生命，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同情与尊重：“苏东坡的行止正是他那‘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的思想的生动体现。着实闪耀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光华。”他还由苏东坡的个案引发了对历史善恶评判标准的设定，他的善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是否对“人”尊重。“归根结底，是要看他对人、对最广大的人民的态度”，“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还是把人当作工具来役使”（《苏东坡的魅力》）。樊庆林这一评判标准的提出，闪耀着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思想光华，其理论意义绝不可低估。更为可贵的是，他对生命的认识，并未到此停止，又进而将尊重生命还是践踏生命作为评判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推而广之：一切好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人的尊重，一切坏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人的践踏。”（《案边拾遗》）对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这一揭示，可谓一语中的。
那么，人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呢？又如何去实现呢？作为一位思想者，樊庆林在散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和较为系统的思考。首先，作者从理论层面感悟出了四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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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是“内在欲求”论，二是“社会”论，三是“绳子”论，四是“收支平衡”论。所谓“内在欲求”论，即认为进取是人类自身的一种本能，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欲求，他说：“从本质上讲，执着人生所传达的是对生命的珍视与眷恋，也是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内在欲求。因而它也注定是绝大多数人自然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再读人生》）既然进取是人性的内在欲求，那么进取过程便是内在欲求的宣泄释放过程，宣泄是快乐的，所以进取过程无疑是快乐的过程，是“充分地体验与享受人生的种种滋味”（《再读人生》）的过程。因进取成功而获得更大的快乐，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社会”论，是认为社会是人生的大背景，没有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所谓意义，因此人生的意义应该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所有意义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实现的（见《再读人生》）。自然，这“寻找”和“实践”就是进取。所谓“绳子”论，是作者将命运形象地比喻为一条绳子，认为尽管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社会、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个人难以主宰，但是绳子的“另一端却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读人生》）。同样环境下，成功与失败的不同，成功程度的差异，主要是看个人对命运的把握，看是否“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读人生》）。这“扼咽喉”自然就是进取。“收支平衡”论，则讲的是付出与收获的关系。他认为上帝大致是公平的，“你生命的流水账上，收支大体相当”，“唯有执着，才有可能实现理想成就事业”，同时又对收支失衡现象做出了乐观看待，将其“归于偶然”，“没有普遍性”，因而“没有论证上的意义”（《再读人生》）。
其次，在理论感悟的基础上，樊庆林又提出了生命价值的两大要素：“一个是积极的社会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一个是心灵的丰富与澄澈。”（《案边拾遗》）第一个要素是指进取精神的强弱和付出多少的问题，后一个要素则是希望进取过程中要阳光，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要为获成功而失去自我。简言之，他心目中的生命价值（也即人生意义）就是积极进取而又不失去自我。

二、坚守道德

樊庆林在激励进取以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中，还提醒注意把握好几种关系。一是正确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实现人生价值离不开理想，只有仰望天空才有希望，才有未来。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实地，唯有脚踏实地，理想才能实现，现实才能提升。二是学会扮演双重角色。他并不回避死亡，认为思考死亡并非没有意义，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定位，面对短暂的人生，要会稀释痛苦获取快乐，这就需要学会扮演演员和观众双重角色。进取时像演员一样扮好自己的舞台角色，痛苦时暂时跳出舞台做好观众。前者获进取之乐，后者获超然之乐。这一稀释人生痛苦而获取人生快乐的妙诀，可谓参透人生的睿智之论。三是处理好执着与超脱的关系。他激励人们执着地进取，但同时又认为，执着应有限度，否则就会变成贪婪而走向目的的反面，本为提升生命质量的进取就会变成包袱，“就如同一个人日夜兼程却忘记了目的地，也忘记了出发点”（《再读人生》）。所以他认为，进取中学会超脱是对执着的适当调节和平衡，甚至是对执迷的矫正。为此，作者推崇的是一种积极用世而又超脱的精神境界，认为这种境界是一种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大智慧。不难看出，他这一智慧之论，实际是汲取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思想营养而改造的结果，将以儒治世、以道治心的精神赋予了新的意义。四是把握好成功与不失去自我的关系。这一理念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实现生命价值过程中坚守道德底线问题。作者激励人们进取，当然认为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最大化是圆满的。但他也很清楚，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得到圆满是不实际的。在成功和道德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他主张应毫不犹豫地坚守道德：“因为坚守一个独立的自我而几乎失去了一切外在的东西是可叹的，因为要保住一些外在的东西而失去了自我是可悲的。”所谓“失去了自我”也就是扭曲了灵魂，当然也就是丧失了道德底线。可见，作者对此是极为鄙视的，而对于因坚守道德却未能获得世俗的成功，未能实现人生价值，他则是深怀同情的。对于即便没有失去道德底线，而精神上没有更高追求的所谓“成功者”，他也不予认可，认为其与颇为流行的放羊娃故事中“放羊、换钱、盖房、娶媳妇、生子、放羊”的放羊娃本质无别（《案边拾遗》）。樊庆林的《与灵魂结伴而行》一文，对坚守道德问题的思考尤为深刻，文中借用印第安人的俗语，形象地呼吁人们在进取过程中坚守道德，不忘精神：“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在这里，作者笔下的灵魂是一种“内省精神”，是一种良知。他把原始的“本我”和“内省精神”的“超我”形象地比喻为夫妻，认为唯有善良的“妻子”时时地提醒、规劝甚至警示着原始冲动着的“丈夫”，人才不至于在实现生命价值过程中走偏。他强调因为“灵魂从本质上是排斥邪恶的，它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力量”，所以人们努力进取、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一定要“与灵魂结伴而行”。
樊庆林所追求的最低人生境界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能得到身心两安，那当然是最完美的人生谢幕，若不能，能得到心安，亦可含笑归去”。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心安”就是“精神上的心满意足，就是灵魂得到了安身之所”。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这里的“心安”、“心满意足”蕴含着鲜明的道德倾向性甚至规定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满意足，更不是作者文中所说的对“心安”理解千差万别的“守财奴在临终前会望着自己满室的财宝而心安”（《再读人生》）的“心安”，它首先是用道德水准叩问良知而“问心无愧”的“心安”，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心满意足。在捍卫道德底线的基础上，樊庆林呼吁人们都能怀着一种健康的心态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希望人们都能树立正确的成功观、正确的人生价值实现观，那就是他在《读人生》中所强调的：“争作栋梁而不弃砖瓦，争作佳木也乐为小草。”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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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孙子设定了全新的成功标准人文化的健全人格：“我不知道孙子长大后能不能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也无法预测他将来的性格，他的人生道路。但是，我希望他长大后是个有丰富思想的人，是个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感悟和积极态度的人，哪怕在身处逆境之时，仍有一颗向善之心，一种坚毅和不屈的性格，哪怕经过岁月的淘洗，已是世事洞明，仍保有一份赤子之情，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也将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功。”（《人之初》）
在人欲横流、道德失落的今天，读这段文字，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在灵魂得到净化的同时，更让人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坚定的人文主义者鲜明的生命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前卫的充满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人才观。人文化的健全人格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发展对人的必然要求，樊庆林的这一人生成功标准无疑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呼唤越来越多的家长、越来越多的人能有这种“人才”意识。
此外，在樊庆林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中，还有不少启人心智的思想火花值得注意。如，生命个体如匆匆过客，但人类生生不息，因而人生是一部大书，“只有开篇没有结尾”（《读人生》）。人是以美的标准安排和创造生活的“美是人生哲学”（《案边拾遗》）。要学会用审美的眼光对待不幸，用收获的心态体验苦难（《案边拾遗》）。人是命运的对手或朋友，而不是命运的俘虏或奴隶（《案边拾遗》）。人生如乘车或徒步旅行，意在饱览途中美景，不是为了只顾抢座位而忘观景（《人在旅途》）。同时，他还对人生作了多视角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如“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时间的唯一性问题，人生轨道的不规则与规则性问题，人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人生的因与果问题，人生未来的可预知与不可预知问题等。作者不仅用自己的感悟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都以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回答了这些问题，不少见解独到而深刻，给人以启迪。

三、关注社会

樊庆林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满腔热情地关注着现实社会甚至世俗生活，并且使这种关注达到了一种自然状态。甚至在《再读人生·仰望星空与脚踏大地》一文中，还把关注社会现实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他说：“一个真正的哲人却不能也不会蔑视世俗，因为正是世俗世界的存在，才是哲学存在的理由，也是仰望星空的动因和根源。真正的智者总是怀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为人类的航船导航。”
樊庆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政治文明的向往。作为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作者是发自内心向往政治文明的，对我国政治文明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充满了期待。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中多有表现。一是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和严厉抨击，其《千秋功罪》一文，是参观秦始皇陵后发出的历史感慨和深刻思考，该文由陵墓规模的宏大印证史书关于历代帝王穷奢极欲生活记载的可信性，进而对秦始皇残暴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所树“极坏的样板”予以痛斥。在此基础上，又深入一层，就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普遍性原则提出了己见，认为应该“功过分明”，切“不可以他的功绩掩盖他的专制暴政”。进而，又从理论高度，对“世界历史上那杀一人者匪，杀万人者王的荒谬逻辑”予以彻底颠覆，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其忧虑在于惧怕这一“荒谬逻辑和悲惨史实将会成为一个病灶潜藏在人类的精神深处，一旦被野心家利用，人类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这正是一个完全的人文主义者忧患意识的深刻之处。二是对国民普遍发展了的意识，表示了由衷赞赏，《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一文，写自己应邀参加国庆庆典活动中对几场学术报告的感受，虽未必同意一些人的看法和做法，却为他们“公民意识的觉醒”，“知道自己的权利也明白自己的责任”而高兴，并将其视为“今日中国充满生机的力量源泉”，同时期待和设想祖国百年华诞时会“更加和文明”。
其次，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樊庆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颇为关注，他认为公平和秩序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他在散文中总不放过呼吁公平正义的机会，这是他作为一名作家所表达的良心。如他在《幸福，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中，虽然也承认“幸福是一种个人感受”，但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因人因事而异。他举例说，面对一个什么都有了的人，他仍感到不幸福时，“这时你该告诉他幸福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当面对社会不公，一些人攫取大量不义之财，而另一部分弱势群体还面临着就业难、看病难、办事难等一大堆问题时，笼统地强调幸福是一种感受，寻找幸福应回到自己的内心等，未免有失偏颇，甚至要受到质疑了”。作者之所以认为后一种情况用“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去劝导人“要受到质疑”，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就会掩盖社会不公，就不利于促使政府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访鲁迅故里》中，作者检测设“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在欣慰的同时会“时感寂寞和孤独”，其主要原因就是鲁迅先生在看到胜利和进步的同时，“还能看到胜利后和进步中产生的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甚至是潜伏的危机”，而这“新的问题”和“潜伏的危机”主要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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