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闻学媒介交互视野中比较新闻学

摘要：现代新闻学比较研究在我国学界开展得比较晚，关注的焦点在于中西方新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开始转向中日、中欧等相关国家与地区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如果从媒介交互视野中考证比较新闻学，在中国可追溯到孔子编撰的《春秋》，并在历代王朝的媒介中交互相传。到了晚清时代，随着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中外媒介产生剧烈交互，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办报，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国媒介深受苏联媒介思想影响，直到中苏外交关系破裂而止。改革开放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新的语境，媒介的学习与互补进入到了新的交互阶段。中俄“比较新闻学”应运而生，弥补了比较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缺憾。《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中许多新论新说，丰富了媒介交互视野下的比较新闻学理论。
关键词：比较新闻学；媒介交互；中俄新闻理论；比较研究
1000-5242（2012）05-0152-07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振铎（1936-），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一
2011年年末，有幸获赠张举玺教授新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论著，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比较新闻学的关注。
中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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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史原本就是在古今历时性比较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新闻学传入我国后，比较新闻学在中西新闻之间共时性比较研究，即空间性、地域性比较研究中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又同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相交互，嬗变成一门中国式的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被列入权威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依法管理的思维模式下，这个一级学科下辖着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在森严的级别观念管制下，开始报考、招生、设课、划分专业，同时进行着教育部门严格规定的学科、专业建设。但是，却很少有人去下苦功夫、仔细认真地对学科专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
从媒介交互的观点来看，多种媒介之间自古就存在着社会人文交互关系。有事实上的交互关系，就有理论上的比较研究。做了比较理论研究，当然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交互关系。比如，孔子编辑成书的“春秋”经，即鲁国的“年度新闻报道”，与五百多年后左丘明等人结撰成书的“春秋”传，即“深度新闻特写及历史背景解说”两相比较，一个是新闻媒介，一个是史传媒介。后人又把“经”和“传”合编成一部完整的《春秋》。黄侃手批的《白文十三经》本子，代表一种相对完整的经传载体传播下来，被后人尊为孔孟传统儒学的六大经典之

一、它俨然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渊薮，是流传至今的新闻大河的源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早提出比较新闻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是童兵先生的《比较新闻学论纲》。他特别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历时性比较和共时性比较，即时间比较和空间比较。童先生的老师方汉奇大师专门致力于中国新闻史，当然对历时性比较方法掌握得精细独到，厘清了许多我国新闻史上的因变关系。童先生自己则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西方新闻学理的共时性比较与空间性比较，2002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是他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其他论著，有张威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最近十多年，郭庆光、陈力丹等不少学者注意了中日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和中欧特别是中国与东欧、西亚一些国家的新闻比较研究，而对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人们似乎还无暇光顾。此时，张举玺教授从俄罗斯学成归国，一连数年，致力于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他带领他的团队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研究，成果出了好几部。
最早把《春秋》看做新闻媒介的是北宋的学者型宰相王安石。他用比较的眼光来看《春秋》，觉得这个“经”远不如宋时的“朝报”编得系统。信息量太小，且不连贯，缺乏整体思路，于是，便骂其为“断烂朝报”。“朝报”虽然“断”而又“烂”，但毕竟是“报”。“报”是经过编辑者对讯息审查、辨析、删削、挑选、判定、编序构成整体的新闻版面。宋代的报，不论是“官家朝报”还是“市井小报”，已经都是新闻纸了，以“newspaper”称之，相当合适。大量出版的报纸，当然是一种可用舟车运输向远处传播的新闻媒介了。
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不仅周王朝的宫廷有记录新闻大事的“春秋”，诸侯百国也有记录公侯伯爵大事的“百国春秋”，相当于周天子的新闻以下各地诸侯的新闻记录。这些新闻或以竹本、或以甲骨、或以金石为载体，都是“版”或“片”的形式，粗重体大，难存放，难查阅，更难搬运。少数刻写于石版，铸字在青铜器皿，虽可长期保存阅读，但更难运输传播。聪明智慧的人就想办法，分别把那些记录大事的竹木版子，编连起来，既防止散乱，也好查阅。由孔子编辑串联而流传下来的那套时事记录，就是鲁国的“春秋”。“周春秋”虽然是周天子宫廷的新闻记录，但因没有经过编辑，或编辑得不好，散失了；或保存不得法，没能传播于后世。
只是在《墨子》等百家子书中留下了一些片段资料。如《墨子》所载：“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以为罪）。杜伯日：‘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者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后，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者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这样的新闻作品，显然是借神鬼来评论周宣王滥杀无辜臣民，用来“赏贤”、“罚暴”，监督天子，意在批评。这种事，“燕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目的是让为君父者，对臣下多做“教”、“儆”之仁，对杀人的事要“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憎邀（局促不安、隐秘地、迅速地受到报应——作者注）也”。墨子认为，对天子君侯王公们滥杀无辜而不罪己者，就应将其暴行恶德“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以示批评和儆戒。想来，当时的“周春秋”与其他的“百国春秋”之间本来就存在互补互动、交流监督和学习仿效的交互关系。从这些片段资料中，可以看出，“周春秋”中不仅有周王朝的新闻记录，而且还有一些监督周天子的新闻评论。“鲁春秋”中却很少看到相对于事件记录的新闻评论，这个或许是孔子编辑删选鲁国宫室时事记录时，有意把新闻评论删掉，而代之以自己的褒贬加工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在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春秋时代，即使还十分简陋的新闻媒体之间，已经存在着相交流、互参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互动关系了。正是这个传统，使得早在唐代的孙樵就把他发现的那份《开元杂报》拿来，同唐玄宗宫中藏的《开元录》对照比较研究，得出了“报”与“录”的区别在于：报是经过删选摘要而整理编辑出来的媒体，录则仅仅是巨细混杂、随时记录下来的一堆原始材料。可惜还不知道《开元杂报》是当时的什么人物编辑并传播到襄阳地方的。尽管这个报还有点杂，但毕竟算是“报”了。宋代的王安石把孔子编辑的“断烂朝报”拿来，同当时朝廷枢密院编辑的官府邸报以及社会上传播的“市井小报”对照比较研究，说明古代这些新闻记录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交互关系，需要编辑在处理那些新闻材料时，认真辨别真检测是非，并且判断其善恶得失，是否可以传播，能否给人提供某种理性认知和思想启发。
到了晚清，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后，新闻媒介更是交互相传，开始在东西方两个世界对话交流。虽然这是极不对称的交流，但即使如此，近代中国的传播学人，也有分析比较，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开悟。在18世纪末，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商人支撑并伴随着他们的传教士来到闭门锁国的东方封建王朝开拓殖民事业，中国却在慌恐、抵制与被迫适应中，随机而变，凭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西方碰撞、相交，乃至于互学互动，双向“模因”。在新旧嬗变中，中国的新闻媒介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一方面是“模因”式的继承发展；另一方面是“变异”式的改造创新。
二
19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化人特别是新闻编辑者自主、自觉创造中国式新闻媒介的发轫期。西方的商船和十字架进入中国并不能使殖民者满足，他们竟然霸道地用和炮弹打开中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则是他们拼命地创办报刊等出版媒介，开拓中国的文化舆论市场。传教士，也不再像早期那样以来华传布圣经教义与相关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大力办报、印发书刊，制造侵华的新闻舆论和文化理据了。作为美国私商和传教士的伍德在其创办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发刊辞中就说：“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早期的英国传教士这时也大都热心于以报刊媒介搜集情报、谋取商业和军事利益，制造侵华舆论。
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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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士，也看到了西方报刊媒介的侵略意图，兴起了反抗和维新的思潮。林则徐奉命初到广州禁烟时，就发现西方人在中国大多不看朝廷《京报》，而是利用他们办的报刊“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将该国事传到广东”，具有强大的国际交互传播功能，比起《京报》只能“从上延传于下官”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而且发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真”，只可“藉以采访夷情”，“知其虚实”。他指示手下官员“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并汇编起来，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制取准备之方”，以“反制于夷”。当然，反制与模仿一样，也是一种交互。
当时西方人在华办的报刊，有许多聘用华人编辑或主笔，学习使用汉字写作，模仿中式版面编排，也采用类似《京报》的样子，“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以此来适应中国读者的习惯，扩大对华人的影响。但在内容上，王韬早就发现，外报“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上方照轩军门书》）。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则直言不讳：“只要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纸’和‘主要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王韬作为晚清改新派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既受到西方文化媒介影响，熟练掌握了西方报刊的编辑专业和出版经营方式，又深受中国传统塾师的儒学教育，秉承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他愤于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平等状态，而走上“经世致用”的报刊媒介改革道路。1870年，他与报刊界老友黄胜合伙写下英国商人在香港办的“英华书院印刷所”，成立“中华印务总局”，独立经营出版业，并创办了一份以两面印刷的白报纸发行为主、以士林纸印刷广告为副的《循环日报》，与外国人办的报刊展开文化竞争。除了商情、广告、新闻（包括“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外，王韬还亲自为报纸撰写论说、野史、掌故等。每月还出版一册中国传统线装书式的“月报”，汇编日报的要闻与评论，单独发行。
在中外比较新闻的理论研究与报刊媒介实践中，王韬得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结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主张“变古通今”的新闻改革。他出版的许多论著中，一面鼓吹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一面倡言变旧法立新宪，抵御外侮，反对任人宰割，主张制造炮舰，开办工业，兴商、富民、强国、同西方进行商战，并对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提出了应有的批评，要求革除封建制度留下的官僚陋习和贪腐积弊，着力培养新兴人才，等等。这些都成为康、梁维新变法思想的舆论先声。在文章写作上，也为后来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开了先河。应当说，从王韬开始，中国人懂得了独立自主创造媒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懂得了只有自主地拿起自造的得心应手的武器，才好同别人作战。王韬将他的政论佳作，汇编成书，取名《弢园文录外编》，188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闻评论和报刊媒介研究文集。恰如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日报》中所说：“中国通商各口，为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时报》之属。”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于国都京城，由清廷的“京报房”代印，两天出版一期，每期10页一叠，由《京报》代为送发，初印千册，一个月后，猛增3000册。其中编载的《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兵制》、《通商情形考》、《铁路情形考》、《万国矿物考》、《农学略论》、《报馆考略》、《学校说》等，虽是从广学会所出版的书刊中选录，但随报纸发行传播后，影响力倍增，引起京畿轰动，有人惊恐，有人欢迎。“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变法之益”。同年11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以报事为主”。《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康有为题写报名，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后康、梁赴上海又办《强学报》。中国人在中国编辑出版书报刊等媒介的主权问题，随着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特别是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主办的上海《时务报》的胜利进程，可以说逐步解决了。但国际上，传媒帝国对华的舆论霸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中西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交互，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因此，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地研究比较新闻学和比较媒介学，找出这不平、不公问题的根源而努力彻底解决之。
三
如果说，新闻报刊媒介在中国主办者与西洋主办者之间存在着激烈交互问题的话，那么，在同是中国人所办的报刊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交互现象。
维新变法前夕，清廷受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三报舆论的惊骇，查抄三报，只准《京报》一家独尊。旋即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思潮代表人物仍以“刊布报纸”“为要事”，于188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康有为在广东指挥筹划，黄遵宪则四处奔波，积极支持，鼓动“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首倡”，时任张之洞幕僚、在上海主持强学会的汪康年邀请暂时避居北京某寺庙中的梁启超，5人联名发起《时务报》工作，汪任报馆总理，粱任总主笔，负责文字编撰。报馆设在英租界，以连史纸石印，出版旬刊。每期32页，线装书版式，每册约3万字。内容首先“政论”，次为“恭录谕告”、“奏折要录”、“京外纪事”、“域外报译”（包括“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
《时务报》最繁盛时，每期发行达1.7万份之多。该报所创立的“报章文体”，述事论理的气势、情味、文采等风格，一时誉满中国，形成流畅动听的现代新闻语言与报刊文体模式之典范，影响遍及全国，大批量的新生报刊几乎全是《时务报》与“时务文体”的膜拜者和演习者，如《知新报》、《湘学报》、《国闻报》等约百家左右，出现了国人自主编创变法、革新报刊的第一个。
《国闻报》的创办者，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等人，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国耻的刺激，先在天津外商办的《直报》上发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抨击封建末代科举制与君主制，大声疾呼“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言之不足，又自创《国闻报》，出版《国闻汇编》，发表署名译作《天演论》，为维新变法提供学术理论根据。《国闻报》宗旨谓“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意在“一通上下之情，二通中外之故”，在维新变法百日期间，坚持报道了戊戌政变真相，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杀害革新志士“六君子”的罪行。
这些维新媒介明智地采取中外交互、上下交互的改革辩证思想方法，与时俱进地走出了一条国人自主创新办报的艰难道路，出现了“士农工商各有报”，以及《白话文报》、儿童妇女报、专业学术报、画报、游戏报与种种文艺小报等报业繁兴的局面。除了愤世、改世、造世等作用外，还具有讽世、觉世、玩世、喻世的作用。此外，在办报之风不可遏抑的大趋势下，北京的清政府又宣布将原已封禁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指令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由内阁大学士孙家鼐负责管理书局事务。这是在社会民间办报、版刊风气鼓荡下，极其封闭壅塞的清政府创办的第一个报刊出版机构。该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大清政府的“官报”和“汇编报”，没有脱掉京报房的窠臼，最终也未形成近代出版社的雏形。倒是时任清政府海关总办的苏格兰人赫德，早在1873年就创办了一个海关印务造册处，其印刷出版物署名为“Gustoms press”，即海关出版社，该社一直不断地印刷出版中外进口贸易报表、册籍、杂志和种种图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到日本，仍然坚持办报。在侨商和日本友人支持下，1895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梁启超、秦孟华等任主编。梁以哀时公、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做《清议报》第一撰稿人，发表大量政论、时评和笔锋常带感情的诗文。他曾提出“中华民国”、“国民”、“新民”等概念，但仍要求“尊皇攘后”、“君主立宪”。1901年12月21日出满100期，因馆舍失火，设备焚毁停刊。1902年2月复刊时，梁启超已有新的想法，随后更名为《新民丛报》，半月1期，篇幅扩大到6万字，并利用日本西式印刷技术，一改古旧线装书形式，用白报纸铅字机印，西式装订，封面是套色的东亚中国地图，卷首还有精致的图片插图，明确宗旨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论述，鼓吹“民族御侮论”。其文章自由恣肆、奔放流畅、富有感情，鼓动力超强，似乎将“时务报章文体”又进一步推到了“少年中国”“新民文体”。其开启的“以民为本”的新闻舆论事业引发了《大公报》、《东方杂志》、《时报》、《京华时报》等报刊媒介事业引领新的时代思潮，更多的新闻媒体涌现于世，形成一个比维新时期更大的报业。
据初步统计，从1898年到1905年内地每年新创办的中文报刊分别为16种、25种、34种、46种、53种和84种，共计354种。这些报刊，虽然大多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媒介，难以推动封建制度的维新改革，但它们在揭露清政府封建专制、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甚至卖国自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量的商贸、农医、教育、文艺媒介，还传播了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客观上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中国发动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制造了思想舆论，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主义的革命思潮。
1894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兴中会、主张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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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政权，建立中华多民族的共和国。到了1911年，这个革命的政党团体迅速完成起义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报刊媒介就成为革命党手中对敌人“口诛笔伐”的武器，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强调报纸是“舆论之母”，要求革命报刊公开发表“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民报》第3期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指出：“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洎渐造成舆论，则凡主之人之意思，以之为代表，而横靡一世，其效力孰可比也！”民报代表人民的利益，在革命队伍的行进中，一张报纸的力量就像一个“师团”！《民报》大开“民立”、“民生”、“”、“民权”、“民呼”、“民进”、“民时”之舆论新潮，向着清廷旧制举义旗、执挞伐，促成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的胜利。上海的《报》、《神州日报》、《民铎报》、《大共和日报》等整版连续报道辛亥革命起义。武汉起义前，《大江报》刚刚被查封，旋又出现了《大汉报》、《中华民国公报》。北京也出现了《国风日报》响应辛亥革命。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十几个省宣布起义，反对清廷统治而光复“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即由17个省的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当时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均属于历史最高纪录”。“”、“中华”、“民国”之声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报刊媒介在这一年出现了巨大的整体性变革：武汉国民政府创办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政府公报》等取代了清廷的《京报》等“官报”，连袁世凯办的《内阁公报》也改革成为《政府公报》了。同时，新闻通讯社和各地报纸一样，在全国许多地区，持续创办起来。在这一年，许多社团开始组织政党，创办党报，大大推进了中国国内多省市、各社团与世界多国的新闻信息交流和媒介互动，以至于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成为全球各国不能忽视的国家。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发出了让各国震惊的强大声音，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怒吼与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欢呼。中国人民在忍受内部封建专制主义和外部帝国主义千百年的压迫统治下，要站立起来，独立于世的强大声音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由通过全中国、全世界的传播媒介在历史的长空中发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四
当代新闻传播媒介的交互，学习或互补，竞争或斗争，聚集或融合，交流或互动，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现象，既有的新闻学理已很难充分解释现实中多元复杂、新旧交织、时空转换等千变万化的新闻实践问题，新兴的西方传播学引进中国30多年来，已同新闻学交互连接为一门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并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北美与西欧的传播学，长期处于争论状态。日本比较偏西方，俄罗斯比较近东欧。特别是加拿大M，麦克卢汉的媒介学，以其“鲜味十足”的《理解媒介》在中国似乎独树一帜，促使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援引自欧洲的现代哲学辩证法，即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主客体交互性理论，用以考察社会人文现象，一切事物皆是交互相生、交互存在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氏族、部族、群族、民族、国族到婚姻、家庭、村落、城市、市场等，无不是在交互中生存，在交互中发展的。因而，人类社会所创生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媒介，无不充满着交互性法则。当然，在交互的全过程中，往往有外部的敌对战争式的交互，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内部性的、协调性的和平式交互。这种哲学思想，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又将其总结归纳并上升为科学的哲学观。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院派哲学继承者和东方社会革命实践哲学的继承者，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交互理论。
改革开放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新的现代语境促生新的名词和术语。继“intenationality”（国际主义即国与国之间的交互）之后，又出现了“intersabjectivity”（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intertextuality”（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性）和“intermediationality”（媒介交互性即媒体与媒体之间的交互）。这后一个学术术语主要内涵是指文化传播过程中，多种新的和老的、中国的和外国的不同媒体之间的交互。它出自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编辑学理论研究过程，正像1998年创造英文形式的redactology（编辑学）一样，具有学术独创性。2010年为了能同国外朋友讨论清楚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复杂而多样的关系，先使用Inter-mediality，后来经过第14届国际出版学术会议讨论，把media变为复数形式，指称媒介，才创造了这个英文形式的媒介交互性（intermediationality）。
可见，新闻传播学本身，包括编辑出版学在内，学术研究过程中都是中外交互的。中俄“比较新闻学”的诞生和发展，无疑也是在这种文化交互论的学术背景下出现的。
如果说，一部中国新闻学说史就是一部从中国三千年来历代新闻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现代新闻传播媒介知识的话，那么，从国际间现代的新闻比较研究中，就能得到一种对现代世界新闻传播媒介结构与中国新闻媒介特点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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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西方新闻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已使我们基本认识了西方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内容、性质与特点，及其与中国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内容、性质与特色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我们可以判断两者之间有哪些是和谐统一、互相依存的交互架构，又有哪些是各自不同的异质架构？双方之间又是怎样交流、怎样互动的？应当怎样在什么背景、什么条件下交流与互动？是借鉴的、模因式的交流，还是变异的、创新式的发展？凡此问题，前面提到的东西方比较新闻学研究家童兵、陈力丹等不少学者的著作已多有卓识洞见，可以从中窥知其详。这里，从《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一书，再来考察一下比较新闻学研究之道。
中俄之间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大不同于中西方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如果缺失了中俄之间的新闻比较，将会是一个严重的疏漏。俄罗斯的新闻事业虽然曾有一定的欧化成分，但远远不像日本的新闻企业那样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日本版式。在同中国新闻事业的关系上，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曾学过日本，但不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学习苏联，从新闻理论、传媒制度、政策法规、报道采访、通讯特写、时事评论等文体模式和版面模式，都受到深远影响。后来，中苏反目、苏联解体、俄罗斯复兴改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直到今天，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重建，新闻交互活动从未间断。
一百多年来，中俄两国新闻业似乎在世界东半球的南北两个相邻大国之间走着一条辩证的文化交流与传媒互动之路，这条道路不同于中国与欧美之间的中西交流与互动，而是别具特色。诚如《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所表明：尽管我们还不大习惯于对横贯欧亚、又东又西的苏联和国家联盟大解体，俄罗斯的大复兴、大转型、大变革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反复、自由与强权专制的大更替等现象，还未来得及进行全面的世界性思考和历史性清理，但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充满鲜明党性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新闻理论，对俄式（赫鲁晓夫式与戈尔巴乔夫式）全民党、已共产、新思维、公开性所演变出来的“出版及其他大众传媒法”，以及西方私人资本打进俄罗斯传媒集团并对其实行控制等混乱现象，是看在眼里的。该著作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且亲自深入俄罗斯社会生活十多年，既当新闻记者，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足迹遍及独联体国家，观察极广，感触颇深，许多新闻理念、新闻制度、新闻政策、媒介形态、传播方式，他都感触到了，甚至连一些过程的某些细节都历历在目。回国任教7年来，他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连续做了多个中俄新闻比较研究课题，出版了《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俄罗斯：大国转型之道》等系列专著。尤其是《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作者着重研究了中俄新闻功能；中俄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中俄传媒集团化与国有资本在传媒中的作用；中俄新闻传播主体、内容、倾向、信息量及效果；中俄新闻体制政策导向；中俄新闻媒介发展趋势；中俄新闻、体裁、叙述与描述方法等技术方式。譬如，俄罗斯新闻报道中注重细节的特写与中国新闻深度报道的通讯之比较；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与传媒控制，靠的是国家杜马制定并要随时不断修改的《大众传媒法》来具体调控，往往很难及时地、有力地保障本国人民的新闻自由和信息安全等；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人民自由的传媒交互行为，在国家大宪法的原则下，由党和政府即时实施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记者主体、编辑主体与读者主体之间的积极交互，推进有用信息最大功效地实现交流互动。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慎重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规范下的比较稳定的新闻传媒法律，以确保中国的新闻自由。
《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使得新闻学的政治主义学说（较之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商业主义学说），在全世界的新闻学术平台上理直气壮地站起来，显示出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内涵和不同特色的传播方式，展现出人类在新闻媒介交互的历程中，新创建的公共空间结构是多么多姿多彩；表明整个地球村的新闻原本就应该是多声部、多音调的众生大合唱！进一步证明联合国给全人类做出的那个有名的新闻调查报告：《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它也再次印证了美国新闻学家班尼特所说的那个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商业主义不过是西方霸权政治的幻想。新闻政治主义对世界的观察，从来不是仅仅观察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舌头是怎么转动的，而是同时更注重观察其商业家、军事家的手脚是如何伸抓与踢踏的。否则，就报道不出世界变化发展的真实情况，也判断不了人心的诚实与虚伪。
《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的开创性贡献在于，此前的我国学者们还不习惯或不喜欢对横跨欧亚、既西又东的前苏联大解体，对俄罗斯抛开15个加盟共和国，独自大复兴、大转型、大变革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我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对于这个大背景下的俄国新闻体制、传媒法规、新闻政策等重大新闻理论问题尚未进行更多的深入思考，在有点不屑重视或者畏难的情况下，张举玺先生独具慧眼，率先做出自己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能不说是他针对这既与西方有别、又与中国不同的苏俄新闻实践与中国新闻实践进行立体化的交互对比，从而理出新论新说的，因而也是富有开创性的。其中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实践创新性相结合，意在推动我国的新闻理论的创新，推动我国的新闻传播从文化事业进而走向文化产业，并且不断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家

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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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