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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后20年，城镇化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其意义尤为重大。本刊2012年起开始重点关注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见本刊2012年第1、3、8期相关内容），试图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鉴借。我们希望，学界同好都能加入本刊的这些讨论，共同推进我国城市史及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
1.位于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究竟只是商代前期商王朝南征的
2.今武汉市主城区最早建成的东汉末之却月城，究竟是位于龟山上还是在当时即从龟山北麓流注长江的汉水北岸？却月城与之后建成的鲁山城、夏口城究竟只是军事性城堡，还是兼具军事与行政、经济功能的城邑？
3.今武汉市主城区的汉水之河口段，究竟是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前才由龟山南改为在龟山北注入长江，还是自古即基本上自龟山北注入长江？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下辖之黄陂区滠店街叶店村，南临府河，东与东北濒临盘龙湖，西北与西方连接丘岗地带；地势险要，水陆交通方便。遗址年代分为七期，一期至三期相当于夏代之二里头时期，四期至七期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时期。城垣始建于四期偏晚阶段，即商前期，与郑州商都始建年代相当，或略偏晚，距今约3500年。其城址面积虽不及郑州商都大，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大体呈方形，面积75400平方米；但却有内外城垣与城门、壕沟（护城河）以及大型宫殿、房基、祭祀坑、窖穴、窑址；城外有大型墓葬与铸铜作坊及平民住房等。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青铜器有礼器、兵器与工具，据湖北省博物馆1976年的统计即已达159件。城内东北部发现有三座前后并列且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一号宫殿基址，经发掘后复原，为一面阔40米，进深12米，外有回廊，内分四室的“重檐四阿”、“茅茨土阶”的高台寝殿建筑。其前则为一座大厅式的“前朝”大殿建筑。两者结合已具周代文献所记王室宫殿之“前朝后寝”结构之雏形。城外李家咀2号墓，墓底长37.7米，宽3.4米，使用了雕花木榔，随葬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并有3名殉葬奴隶。随葬青铜礼器中有四鼎一簋一觚三斝；其中一件大鼎，高达55厘米，仅次于郑州商都出土的大型方鼎。墓葬的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与规格之高，不仅在盘龙城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整个商代二里岗文化中也是少见的。
然而对盘龙城遗址这么一座目前在长江流域经考古发掘证实了的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虽被武汉地区的学者认定为是武汉“城邑文明之始”、“城市之根”，但其究竟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城市迄今在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虽然早在1976年就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南土的一个都邑，但随后就又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只不过是商人南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皮明庥、欧阳植梁为首的一批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在集体撰写的《武汉史稿》中曾据盘龙城发掘所得之遗迹、遗物，参照相关史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力驳“据点”说，力主“方国都邑”说：且认为是由商王朝对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分封而立的方国，并据甲骨文所载史实，论定是具有侯伯爵位的雀方国。这一论断本是颇具论据的，惜未突出地强调。
到了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他们编著出版的《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在论明了盘龙城是一座具有宫城性质的商代早期修筑的城址后，对其在商代南方的地位与作用则明确地指明了下列三点：（1）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2）商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3）商王朝统治南方的政治中心。这显然是根据长期多次考古发掘所得材料进行综合深入研究得出的更为全面与权威的结论，值得从事盘龙城相关研究的学者重视与采信。然而，由于之后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持续而更趋深入的研究与宣示，致使孙亚冰与林欢在《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中，在征引考古发掘资料，述明盘龙城有城垣，城外有城壕，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深窖穴、祭祀坑，墓葬中有木榔墓与殉人、殉狗现象，出土有青铜器、陶器等实况后，竟仅沿用之前一位学者的观点，仍只认为盘龙城是商代前期中原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对其具有方国都邑性质这一特点未著一字。读后对他们何以竟作出这一结论，有何具体思考，实难想像与理解。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迄止2012年3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拟制的《武汉城市历史大纲——武汉规划展示馆历史展区展陈文案》中，在述及盘龙城时，虽据之肯定武汉市已有3500年历史，并称其为“武汉之根”，这当然都是有根有据的；在论述该城之作用与性质时，在强调了“盘龙城城墙外陡内缓、易守难攻，军事目的较为明显”后，继而写道：“起初是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控制今鄂东、赣北青铜战略资源的中转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这与前述《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论断较为充分，但还犹有不足。依笔者之见，盘龙城本就是作为一处都邑建成的。这从该城内东北部高台上有3处大型宫殿基址，这些宫殿与城垣均同期始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时可加以证实。这表明盘龙城作为一座具有政治中心作用的商代早期城址，它所具之都邑性质是伴其始终的，并非后来逐渐发展形成的；而其作为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掠夺南方青铜战略资源中转站。只是它作为商朝南土都邑所具体承担的两项重要任务。虽然李学勤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一文中就论定盘龙城“是商朝南土的一处重要都邑”，此论点后又为皮明庥先生等引申为是由商王朝分封的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所建方国之都邑，并推论该方国名“雀”；惜因后续工作不足上述观点未被学界与政府有关部门充分采纳，更未广泛传播。据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盘龙城未获得更具实证性史料（甲骨文、铭文等）证实为商王朝分封的雀方国（或另一某方国）之都邑前，亦可先行论定其为商代南土之都邑，可概称为“商朝南都”。其理由主要是：其一，盘龙城是经考古发掘业已证实了的，与郑州商都几乎先后同时建成，自建筑之始就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这从它城内三座大型宫殿基址，“遗址的面貌又同河南郑州等地同时期遗迹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语）可予证明。
其二，盘龙城还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证明了的，在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广大的商代南土上发现的众多商代遗址、遗迹中，唯一一座商代前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而且这些商代南土上的遗址、遗迹之文化内涵存在许多与盘龙城文化特征相似或相近之处，证明盘龙城文化对这些商代遗存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发挥过实际的控驭统治作用。
基于上述见解，笔者认为盘龙城堪称为“商朝南都”，与郑州商都南北呼应，共同创造了商朝前期之辉煌。对盘龙城之定性，用“商朝南都，武汉之根”，替代原用之“商朝南土，武汉之根”，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武汉在其历史初期，即商代之地位，而是为了还原其在商代初期之本来面目，推动商代历史以及武汉城市史之研究。
却月城于东汉末建成。当时正值群雄并起战乱频繁之际。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据有江东。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其弟孙权“袭其余业”。孙氏占有江东后即不断沿长江西进，与荆州牧刘表争夺长江中游这一战略要地。史载还在孙策死前一年，即建安四年，孙氏兄弟即开始进讨刘表属下大将黄祖于沙羡。此沙羡即却月城。刘表为抗御孙氏西上之兵锋，遣黄祖驻守却月城，并移原治却月城上游不远处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之沙羡县于却月城。这即是《水经注》卷35《江水》中所记之“沔左有却月城，亦日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应指出的是，郦道元此处所记却月城“乃沙羡县治”是正确的。因沙羡县西汉时所置，治所如前所述，在今武汉市郊之江夏区西北长江边。荆州牧刘表为加强对却月城的防卫，提升其地位，将沙羡县治由金口前移至却月城无疑是必要的。而曲陵县乃西晋时置，不可能在东汉末移治却月城。之后，孙权连续发兵攻黄祖，建安八年，“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建安十三年，“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由上述史籍所载，可见却月城，即东汉末之沙羡县治于建安十三年遭屠城被毁。从史载孙权军队曾虏获大批人民而还看，城内外除驻有大批军队外，还有数万平民，显然它不仅是座军事城堡，确为一县级治所，兼具行政、经济功能。
在孙权派军队攻毁却月城即沙羡县城后，为巩固其对今武汉主城区江、汉交汇处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又先后有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在鲁山建有治所鲁山城及黄初四年，即孙吴黄武二年（223年）在黄鹄山，即今武昌蛇山上所筑之夏口城。郦道元于此注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籍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寔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针对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建鲁山城后，重徙江夏郡治于该城事，清末民初湖北藉著名学者杨守敬曾在他与弟子熊会贞所著《水经注疏》中疏道：“《汉志》，江夏郡，高帝置。《通典》，汉江夏郡故城在云梦县东南”。“考云梦本汉安陆县地”，“后汉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黄祖治沙羡，吴治鲁山城，又治武昌”。据杨守敬所疏，却月城不仅是沙羡县治，还是江夏郡治；而鲁山城与夏口城亦为在沙羡城被毁后，相继成为江夏郡治所。此一史实，本也为许多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所深知。然而在对这三座于东汉末与三国初先后在今武汉市主城区之汉口、汉阳、武昌三地建成的城邑之定性上，大多只将它们论定为是仅具军事功能的军港或城堡。认为它们“充其量只能算做是城堡”，“夏口城是一座标准的军事城堡，”它们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驻军防守。”揆诸史实，在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在天下兵锋四起，屠城掠地不绝于缕的形势下，当时各级治所城邑事实上都必需加强军事攻防功能，而上述三座城邑因其地理区位重要，山川形势险峻，在战争攻防上占有优势，军事功能十分突出，自应对之作出充分的评价。然而，这三座城邑又是在今武汉市城区最早建立的县、郡治所，这也是不争的史实。所以对这三座城邑的定性应更为全面的进行考量。笔者认为，基于却月城、鲁山城与夏口城除具突出的军事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行政与经济功能这一实际情况，通观整个武汉市发展历史，东汉末年应是武汉主城区设治之始，也是城市兴起之始。
一、问题缘起
华中重镇武汉，城市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同时历史悠久，文化渊深；既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我国第二批38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我国一座重要的古都。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地理区位重要，地理环境又十分优越的城市，迄今对其城市发展史上几个重要的问题仍未探究清楚。甚至还存在分歧：很值得当今城市史、历史城市地理与古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有：1.位于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究竟只是商代前期商王朝南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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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据点、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一般性的政治中心？还是商代统治其南土的都邑？2.今武汉市主城区最早建成的东汉末之却月城，究竟是位于龟山上还是在当时即从龟山北麓流注长江的汉水北岸？却月城与之后建成的鲁山城、夏口城究竟只是军事性城堡，还是兼具军事与行政、经济功能的城邑？
3.今武汉市主城区的汉水之河口段，究竟是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前才由龟山南改为在龟山北注入长江，还是自古即基本上自龟山北注入长江？
4.如何认识武汉市的古都地位？
本文拟对上述4个关系到武汉市城市发展与城市性质及特征形成的重大问题，就管见所及试作初步分析；意在唤起学界进一步加以关注，共同努力，推进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研究。二、关于盘龙城定性问题
盘龙城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其发现时间略晚于1953年被发现的郑州商城。之后经过上世纪60年代小范围试掘与70年代由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盘龙城考古发掘队进行大规模发掘，使这一重要遗址的面貌与文化内涵被基本揭示了出来。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下辖之黄陂区滠店街叶店村，南临府河，东与东北濒临盘龙湖，西北与西方连接丘岗地带；地势险要，水陆交通方便。遗址年代分为七期，一期至三期相当于夏代之二里头时期，四期至七期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时期。城垣始建于四期偏晚阶段，即商前期，与郑州商都始建年代相当，或略偏晚，距今约3500年。其城址面积虽不及郑州商都大，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大体呈方形，面积75400平方米；但却有内外城垣与城门、壕沟（护城河）以及大型宫殿、房基、祭祀坑、窖穴、窑址；城外有大型墓葬与铸铜作坊及平民住房等。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青铜器有礼器、兵器与工具，据湖北省博物馆1976年的统计即已达159件。城内东北部发现有三座前后并列且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一号宫殿基址，经发掘后复原，为一面阔40米，进深12米，外有回廊，内分四室的“重檐四阿”、“茅茨土阶”的高台寝殿建筑。其前则为一座大厅式的“前朝”大殿建筑。两者结合已具周代文献所记王室宫殿之“前朝后寝”结构之雏形。城外李家咀2号墓，墓底长37.7米，宽3.4米，使用了雕花木榔，随葬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并有3名殉葬奴隶。随葬青铜礼器中有四鼎一簋一觚三斝；其中一件大鼎，高达55厘米，仅次于郑州商都出土的大型方鼎。墓葬的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与规格之高，不仅在盘龙城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整个商代二里岗文化中也是少见的。
然而对盘龙城遗址这么一座目前在长江流域经考古发掘证实了的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虽被武汉地区的学者认定为是武汉“城邑文明之始”、“城市之根”，但其究竟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城市迄今在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虽然早在1976年就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南土的一个都邑，但随后就又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只不过是商人南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皮明庥、欧阳植梁为首的一批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在集体撰写的《武汉史稿》中曾据盘龙城发掘所得之遗迹、遗物，参照相关史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力驳“据点”说，力主“方国都邑”说：且认为是由商王朝对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分封而立的方国，并据甲骨文所载史实，论定是具有侯伯爵位的雀方国。这一论断本是颇具论据的，惜未突出地强调。
到了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他们编著出版的《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在论明了盘龙城是一座具有宫城性质的商代早期修筑的城址后，对其在商代南方的地位与作用则明确地指明了下列三点：（1）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2）商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3）商王朝统治南方的政治中心。这显然是根据长期多次考古发掘所得材料进行综合深入研究得出的更为全面与权威的结论，值得从事盘龙城相关研究的学者重视与采信。然而，由于之后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持续而更趋深入的研究与宣示，致使孙亚冰与林欢在《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中，在征引考古发掘资料，述明盘龙城有城垣，城外有城壕，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深窖穴、祭祀坑，墓葬中有木榔墓与殉人、殉狗现象，出土有青铜器、陶器等实况后，竟仅沿用之前一位学者的观点，仍只认为盘龙城是商代前期中原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对其具有方国都邑性质这一特点未著一字。读后对他们何以竟作出这一结论，有何具体思考，实难想像与理解。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迄止2012年3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拟制的《武汉城市历史大纲——武汉规划展示馆历史展区展陈文案》中，在述及盘龙城时，虽据之肯定武汉市已有3500年历史，并称其为“武汉之根”，这当然都是有根有据的；在论述该城之作用与性质时，在强调了“盘龙城城墙外陡内缓、易守难攻，军事目的较为明显”后，继而写道：“起初是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控制今鄂东、赣北青铜战略资源的中转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这与前述《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论断较为充分，但还犹有不足。依笔者之见，盘龙城本就是作为一处都邑建成的。这从该城内东北部高台上有3处大型宫殿基址，这些宫殿与城垣均同期始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时可加以证实。这表明盘龙城作为一座具有政治中心作用的商代早期城址，它所具之都邑性质是伴其始终的，并非后来逐渐发展形成的；而其作为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掠夺南方青铜战略资源中转站。只是它作为商朝南土都邑所具体承担的两项重要任务。虽然李学勤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一文中就论定盘龙城“是商朝南土的一处重要都邑”，此论点后又为皮明庥先生等引申为是由商王朝分封的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所建方国之都邑，并推论该方国名“雀”；惜因后续工作不足上述观点未被学界与政府有关部门充分采纳，更未广泛传播。据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盘龙城未获得更具实证性史料（甲骨文、铭文等）证实为商王朝分封的雀方国（或另一某方国）之都邑前，亦可先行论定其为商代南土之都邑，可概称为“商朝南都”。其理由主要是：其一，盘龙城是经考古发掘业已证实了的，与郑州商都几乎先后同时建成，自建筑之始就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这从它城内三座大型宫殿基址，“遗址的面貌又同河南郑州等地同时期遗迹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语）可予证明。
其二，盘龙城还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证明了的，在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广大的商代南土上发现的众多商代遗址、遗迹中，唯一一座商代前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而且这些商代南土上的遗址、遗迹之文化内涵存在许多与盘龙城文化特征相似或相近之处，证明盘龙城文化对这些商代遗存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发挥过实际的控驭统治作用。
基于上述见解，笔者认为盘龙城堪称为“商朝南都”，与郑州商都南北呼应，共同创造了商朝前期之辉煌。对盘龙城之定性，用“商朝南都，武汉之根”，替代原用之“商朝南土，武汉之根”，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武汉在其历史初期，即商代之地位，而是为了还原其在商代初期之本来面目，推动商代历史以及武汉城市史之研究。
三、关于却月城定位，兼及却月城、鲁山城与夏口城定性问题
却月城是在今武汉市主城区最早建筑的城邑，其建城年代当在东汉末。其位置，虽然北魏时郦道元曾在其名著《水经注》卷35《江水》中记载道：“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日偃月垒。”即指明却月城在当时就沿鲁山（今龟山）北注入长江之沔水（今汉水）口北岸。但因近代有学者认为明成化（1465-1487年）前，汉水在今之龟山南注入长江，将却月城位置定在龟山上。以致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之《武汉史稿》也依上说，论其位置是“南倚龟山，北面汉水，紧扼汉水人江的交通要道。”因这一论点与汉水入长江河口段走向之古今变化有关，促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修桂教授在论定汉水注入长江河口段之河道古今虽有变化，但其主河道基本是在今汉阳龟山北麓注入长江（详下文）。据此他通过对前引《水经·江水注》中所记“山左即沔水口”、源于：论文写作格式www.udooo.com
“沔左有却月城”之释读，认为却月城位置不在今龟山北麓、汉水南岸，而是在古今均循龟山北麓流入长江的汉水北岸。然而此论点迄今似尚未为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充分接受，如2010年出版的《图说武汉城市史》一书，仍坚持认为却月城“位于龟山西北隅”。而最新推出的武汉规划展示馆城市历史展陈方案中，有的版本述明了却月城“位于汉江左岸，大致在今汉口一带”；但有的版本却语焉不详，只笼统地说却月城“在武汉主城区内”。笔者通过研读郦道元《水经注》中相关记载与张修桂教授对历史时期汉水注入长江之河口段河道变迁的研究结论。也认为却月城位置不当在龟山北麓，而应在当时汉水入长江处之北岸，与当时之鲁山，即今之龟山隔汉水相望。却月城于东汉末建成。当时正值群雄并起战乱频繁之际。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据有江东。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其弟孙权“袭其余业”。孙氏占有江东后即不断沿长江西进，与荆州牧刘表争夺长江中游这一战略要地。史载还在孙策死前一年，即建安四年，孙氏兄弟即开始进讨刘表属下大将黄祖于沙羡。此沙羡即却月城。刘表为抗御孙氏西上之兵锋，遣黄祖驻守却月城，并移原治却月城上游不远处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之沙羡县于却月城。这即是《水经注》卷35《江水》中所记之“沔左有却月城，亦日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应指出的是，郦道元此处所记却月城“乃沙羡县治”是正确的。因沙羡县西汉时所置，治所如前所述，在今武汉市郊之江夏区西北长江边。荆州牧刘表为加强对却月城的防卫，提升其地位，将沙羡县治由金口前移至却月城无疑是必要的。而曲陵县乃西晋时置，不可能在东汉末移治却月城。之后，孙权连续发兵攻黄祖，建安八年，“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建安十三年，“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由上述史籍所载，可见却月城，即东汉末之沙羡县治于建安十三年遭屠城被毁。从史载孙权军队曾虏获大批人民而还看，城内外除驻有大批军队外，还有数万平民，显然它不仅是座军事城堡，确为一县级治所，兼具行政、经济功能。
在孙权派军队攻毁却月城即沙羡县城后，为巩固其对今武汉主城区江、汉交汇处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又先后有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在鲁山建有治所鲁山城及黄初四年，即孙吴黄武二年（223年）在黄鹄山，即今武昌蛇山上所筑之夏口城。郦道元于此注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籍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寔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针对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建鲁山城后，重徙江夏郡治于该城事，清末民初湖北藉著名学者杨守敬曾在他与弟子熊会贞所著《水经注疏》中疏道：“《汉志》，江夏郡，高帝置。《通典》，汉江夏郡故城在云梦县东南”。“考云梦本汉安陆县地”，“后汉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黄祖治沙羡，吴治鲁山城，又治武昌”。据杨守敬所疏，却月城不仅是沙羡县治，还是江夏郡治；而鲁山城与夏口城亦为在沙羡城被毁后，相继成为江夏郡治所。此一史实，本也为许多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所深知。然而在对这三座于东汉末与三国初先后在今武汉市主城区之汉口、汉阳、武昌三地建成的城邑之定性上，大多只将它们论定为是仅具军事功能的军港或城堡。认为它们“充其量只能算做是城堡”，“夏口城是一座标准的军事城堡，”它们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驻军防守。”揆诸史实，在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在天下兵锋四起，屠城掠地不绝于缕的形势下，当时各级治所城邑事实上都必需加强军事攻防功能，而上述三座城邑因其地理区位重要，山川形势险峻，在战争攻防上占有优势，军事功能十分突出，自应对之作出充分的评价。然而，这三座城邑又是在今武汉市城区最早建立的县、郡治所，这也是不争的史实。所以对这三座城邑的定性应更为全面的进行考量。笔者认为，基于却月城、鲁山城与夏口城除具突出的军事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行政与经济功能这一实际情况，通观整个武汉市发展历史，东汉末年应是武汉主城区设治之始，也是城市兴起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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