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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为政以诚思想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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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为政以诚;诚
0438-0460(2012)01-0101-08
关于儒家政治,《论语·为政》讲“为政以德”。其中的“德”,经先秦以及汉代儒家的诠释,被界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而在当时,“诚”被释为“信”,因而被纳入“五常”。这样就构成了以“为政以德”为基础的儒家政治哲学。这也是当今学术界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解。朱熹以《四书章句集注》构建理学体系,其中《中庸章句》对“诚”这一概念多有创新和发挥,尤其是以“真实元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对早期儒家的“德”作了新的诠释。《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不仅把为政与修身、道德联系起来,而且还进一步指出:“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显然,在朱熹看来,“诚”比“德”更为根本,其中蕴含着为政以诚的思想。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承袭早期儒家对《中庸》“诚”的理解,忽略了朱熹对于“诚”这一概念的新的诠释,因而没有看到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中的为政以诚的思想。应当说,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朱熹的为政以诚,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从篇章的构成看

朱熹《中庸章句》将《中庸》分为三十三章,与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的《中庸》相同。但是,二者在各章的编排上却不尽相同。最大差别在于:《礼记正义》将《中庸》分为上、下两大篇,第一至十七章为上篇,第十八至三十三章为下篇;而在《中庸章句》中,《中庸》第二十章包含了《礼记正义·中庸》中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章,即把《礼记正义·中庸》中分别属于上篇的第十四至十七章和属于下篇的第十八至二十章,融合为同一章,即第二十章《哀公问政》。这样的合并,实际上贯穿着一种为政以诚的思想。
在《礼记正义》中,《中庸》上篇第十四章“哀公问政……及其成功一也”,孑L疏日:“此一节明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为政之道在于‘取人’、‘修身’,并明‘达道’有五,行之者三。”第十五章“子日:好学近乎知……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孔疏日:“(夫子)为哀公广说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种常行之事。”第十六章“齐明盛服……所以怀诸侯也”,孔疏日:“此一节说行‘九经’之法。”第十七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道前定则不穷”,孔疏日:“此一节明前‘九经’之法,唯在豫前谋之。”…
《中庸》下篇第十八章“在下位不获乎上……不诚乎身矣”,孔疏日:“此明为臣为人,皆须诚信于身,然后可得之事。”第十九章“诚者天之道也……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孔疏日:“此经明至诚之道,天之性也,则人当学其至诚之性。”第二十章“博学之……虽柔必强”,孔疏日:“此一经申明上经‘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事。”
显然,在孔颖达看来,《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主要讲君王为政之道;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主要讲臣子必须“诚”,“皆须诚信于身”。《礼记正义》之所以将它们分属上、下两篇,可能是认为讲君王为政之道与讲臣子必须“诚信于身”,应当区分开来。
朱熹的《中庸章句》,将《礼记正义》的《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与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合并为完整的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当然是由于看到了这些篇章之间的相互关联之紧密。据《朱子语类》载:
汉卿问“哀公问政”章。日:“旧时只零碎解。某自初读时,只觉首段尾与次段首意相接。
……遂作一段看,始觉贯穿。”
问:“《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时觉得涣散,收拾不得。熟读先生《章句》,方始见血脉贯通
处。”日:“前辈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读时但见‘思修身’段后,便继以‘天下之达道五’:‘知此
三者’段后,便继以‘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似乎相接续。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
虽然在《礼记正义》中,《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主要讲君王的为政之道,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讲到“诚”,但是,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把其中所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的“一”注释为“诚”,所谓“一则诚而已矣”;并且还注“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日:“一者,诚也”,因而认为,君王必须“诚”,才能行为政之道,行“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可见,在朱熹看来,不仅仅臣子必须“诚”,君王为政同样也必须“诚”。这样,朱熹就以“诚”为线索,把《礼记正义》的《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主要讲君王为政之道与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主要讲臣子必须“诚”连贯起来。显然,这本身就体现出为政以诚的思想。
此外,在《礼记正义》中,《中庸》第十七章与第十八章分属上、下篇,而在朱熹的《中庸章句》中,这两章的关系尤为密切。朱熹《中庸章句》注第十七章“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日:“凡事,指达道达德九经之属。豫,素定也。……言凡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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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先立乎诚。如下文所推是也。”朱熹又说:“‘素定’,是指先立乎诚”;“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谓豫。”同时,朱熹《中庸章句》注第十八章“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日:“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在朱熹看来,《中庸》第十七章讲凡事必须“素定”,“先立乎诚”,《中庸》第十八章讲“在下位者”必须“素定”,首先要“明乎善”、“诚乎身”;前者所言,“如下文所推是也”,后者虽是就“在下位者”而言。但却是对前者的具体说明。因此,《中庸》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都是要说明凡事必须“素定”,“凡事皆欲先立乎诚”。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中庸章句》将《礼记正义》的《中庸》第十四至二十章合并为第二十章《哀公问政》时,还参照过《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为三国时魏王肃所撰,历来争议颇多,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作伪书。该书有《哀公问政》一章,其中有不少内容来自《中庸》,而且在《礼记正义》中所分开的《中庸》第十四至二十章,被合并在同一章之中,因而与朱熹《中庸章句》中的《中庸》第二十章颇为相似。对于《孔子家语》,朱熹并没有全盘否定。他认为,《孔子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按语还说:“《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当然,《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之所以能够把《礼记正义》中所分开的《中庸》第十四至二十章合并为一章,主要是因为朱熹看到这些篇章可以用“诚”贯通起来,所以,他“后又读《家语》,方知是孔子一时间所说”,“乃知是本来只一段也。”

二、从文本的内容看

虽然《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哀公问政》没有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小节,但是,朱熹在撰写《中庸章句》的同时,删石《中庸集解》而成的《中庸辑略》,将《哀公问政》章分为六小节,并在各节之后载述各家相关之言论。以下就按照朱熹《中庸辑略》的六节划分,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文本内容作出分析。
第一节“哀公问政……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中引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取人”、“修身”、“知人”、“知天”等,充分表达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注曰:“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显然,对于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朱熹予以大力推崇,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论述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节“天下之达道五……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其中引孑L子日:“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注曰:“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朱熹认为,行“五达道”,必须有“三达德”,“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而就“三达德”而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即“诚”,因此,行“三达德”,必须以“诚”;如果不诚,则“德非其德”。可见,在朱熹看来,为政不仅要修身,要行“五达道”、“三达德”,而且更必须“诚”。这就是为政以诚。与《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不同,《礼记正义》疏《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日:“言百王以来,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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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三德,其义一也,古今不变也。”可见,在《礼记正义》那里,行“五达道”、“三达德”与“诚”并没有逻辑关系。
第三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日: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章句’哀公问政》认为,这一节论述了“九经之目”、“九经之序”、“九经之效”、“九经之事”。重要的是,《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注所言“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在朱熹看来,行“九经”之法,必须“诚”;如果不“诚”,则“九者皆为虚文”;只有“诚”,才能切实地行“九经”之法。显然,这也是讲为政以诚。与《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不同,《礼记正义》把《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跆,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合为一章,即第十七章,并疏“所以行之者一也,,日:“

一、谓豫也。”可见,这里并没有涉及为政以诚。

第四节“凡事豫则立……道前定则不穷”,对于其中所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注曰:“凡事,指达道达德九经之属。豫,素定也。……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朱子语类》还载朱熹解释说:“上文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达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则立’,则此‘凡事’正指‘达道、达德、九经,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诚可知。”显然,朱熹认为,行“五达道”、“三达德’’以及行“九经,,之法必须“先立乎诚”。“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
第五节“在下位不获乎上……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其中引孔子日:“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认为在下位的臣子要能够治民,就必须“获乎上”、“信乎朋友”、“顺乎亲”,而最重要的是“诚身”,要通过“明乎善”达到“诚乎身”。《中庸章句‘哀公问政》认为,这一节是“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是对以上第四节的具体说明。其中还注曰:“反诸身不诚,谓反求诸身而所存、所发未能真实而无妄也。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第六节“诚者天之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其中引孔子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章句.哀公问政》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
虽然朱熹《中庸辑略》将《哀公问政》章划分为六节是否可以等同于《中庸章句》的划分,尚待进一步论证,但仅就《中庸辑略》的六节划分以及《中庸章句》的解读而言:第一至第四节主要讲君王的为政之道在于以“诚”治国,以“诚”行“五达道”、“三达德”,以“诚”行“九经’’之法;第五、六节则主要讲臣子的治民之道在于以“诚”治民,要“诚身”,并通过“学、问、思、辨、行”而“明乎善”,以达到“诚乎身”。尤其是,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按语明确指出:“章内语‘诚,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认为“诚”是《哀公问政》章的枢纽,把“政”与“诚’,联系在一起。显然,这确实体现出《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

三、从“诚”的界定看

关于“诚”的界定,汉唐学者大都释为“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明确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可见在当时,“诚”与“信”是相通的。
《中庸》原载于《礼记》之中,而在宋之前,《礼记》中的“诚”往往被界定为“信”,即“诚信”。东汉郑玄注《礼记-郊特牲》“币必诚”日:“诚,信也。”唐代孔颖达疏曰:…币必诚’者,诚谓诚信。币帛必须诚信,使可裁制,勿令虚滥。”孔颖达还疏《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日:“诚,谓诚信也。”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疏《礼记·中庸》,大都以“诚信”释“诚”。比如疏“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拚如此夫”日:“‘夫微之显’者,言鬼神之状,微昧不见,而精灵与人为吉凶,是从‘微之显’也。‘诚之不可拚’者,言鬼神诚信,不可拚蔽。”疏“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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