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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艺术评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

收藏本文 2024-01-01 点赞:19260 浏览:84106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艺术哲学研究的专著。朱志荣的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艺术哲学的特质——生命意识,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艺术的独特审美方式:超感性的体悟方式。通过超感性的体悟方式,他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生命意识与艺术品实现了内在沟通与融合。朱志荣为我们构筑的中国艺术哲学,为我们反省自己的传统艺术与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关键词: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生命意识;超感性体悟
1002—2589(2012)27—0104—02
“艺术哲学”不是“哲学”,而是艺术的美学研究。自黑格尔从他的绝对理念出发,认为艺术是理念的生成演变,将艺术等同于美学,西方对于艺术的美学研究就成为一个传统。其中奠定这一基础,也是其理论典型之一的当属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美学的角度提炼艺术的品质与精神,更能体现出不同民族艺术的特质,中国艺术研究也需要这样的“艺术哲学”。
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艺术哲学研究的专著,而且也是“独立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专著。查中国知网,以“中国艺术哲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不足20篇;中国艺术研究专著也仅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一部,可以说,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在中国艺术哲学研究领域具有拓荒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显示了非凡的独立理论体系,而不是简单的西方比附研究或是比较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美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建立在与传统断裂的基础之上,基本上是取镜西方或是苏俄,因此,这种研究往往是一种比附研究或是比较研究。所谓比附,就是以西方理论为标准,再以中国艺术实践来印证;所谓比较,就是将中西方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放在一起比较异同。比附研究失却了中国艺术与美学本身的价值,比较研究难以建立中国艺术与美学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不是,“以西方艺术哲学为内在参照坐标”,而是把中国艺术哲学“当作独立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一套体现当代意识和民族特性的开放的理论系统”2,即首先把中国艺术哲学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个独立自在的理论系统,它具有自身的特性、价值,从而建构中国艺术哲学理论体系,这样的研究与理论建构是真正不同于西方的、具有自身特性的“独立的”中国艺术哲学理论。
正是将中国艺术哲学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系统,朱志荣为我们系统地提炼了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特质,那就是中国艺术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精神。朱志荣教授指出,艺术在中国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往往将艺术作为人生精神价值的家园,把人生的艺术境界当作人生的至高境界去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艺术化”。朱志荣教授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从横向上来看,无论是作为创作与审美主体的人还是艺术品本身,都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人生的成就,是审美主体生命与审美对象生命的融合。作为艺术实践结晶的艺术品,其本身就是有机的生命本体。从艺术创作过程来看,艺术品则是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晶,“体现了造化的生命精神和主体的精神生命”。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人生艺术境界的实现过程,因此,中国艺术的内在特质也无不是艺术家生命意识的体现,都是为了艺术人生的实现。从纵向上来看,艺术作品的生成演化过程,审美理想的变迁历程则是中国传统生命意识的生生演化过程。朱志荣教授认为,艺术品中所表现的内容是艺术创作主体情感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是以主体情感为中心的心理功能对审美对象之神的体验妙悟,并通过主体的情感态度而得以表现,是艺术家感物动情的结果与结晶。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是以文化为相似度检测的生命意识传承演化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流动方式。
更重要的是,朱志荣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艺术的独特审美方式:超感性的体悟方式。美学界、艺术界将审美方式与创作心态一般概括为为感性审美,但朱志荣认为,中国古代的审美方式,是一种基于感性、但又不滞于感性,而是指向其内在生命的超越感性的体验。什么是超感性体悟?他说:所谓超感性体悟,是指审美主体“基于感性生命,又不滞于感性生命本身,从而释形以凝心,以身心合一的整体生命去体悟对象,获得感性的欣悦,并最终与对象达到契合状态,以便觉天以尽性。通过这种体悟方式,艺术家以情感为动力,实现了物我交融,使主体的感性生命受到感发,并由艺术创作而实现心灵的自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艺术是艺术家思考人生的基本途径,并且启示欣赏者思考”4。所谓基于感性,指审美是以感性而不是理性为基础的,这种感性审美体验不会也不能上升到理性概括,而是在感发着情趣。但是,审美主体对自然、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并不能滞于感性本身,还要让主体心灵与审美对象的内在精神相互贯通,使主体内在心灵与在审美对象中所体验到的而不是认识到的内在生命精神相契合,使审美对象的情调从属并且融汇在艺术家的内在生命意识中,获得生命的体验,从而扩充、提升审美主体的生命精神,提高审美主体的人格境界。也就是说,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本身是一种感性活动;但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始终以指向艺术家的人格境界生成为目标、为旨向,这正是中国艺术思维超越感性的地方。通过超感性的体悟方式,朱志荣教授将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与艺术创作主体的艺术活动的结晶——艺术品之间的交融实现了内在沟通与融汇。朱志荣教授认为,审美主体与自然对象的审美交融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只有主体投身于自然大化中,人道合于天道,才能真正审美主体的胸襟与气度;另一方面,在审美与创作过程中,正因人道合于天道,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既可以通过自我反省而体验到天道,亦可通过自然大化来寄寓自身情意,以物寄情,真正实现天道与人道的融合,在天道与人道的相反相成中成就了艺术主体的生命价值,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
朱志荣教授本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出身,近来又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研究,这使得他在从事中国艺术哲学研究时能将审美意识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双轨推进制。朱志荣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美学的审美意识研究。他认为,要真正把握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与审美情趣,必须追寻华夏美学的审美源头,他将其锁定在夏商周三代。这些年来,他不仅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的《夏商周审美意识研究》,而且出版了《商代审美意识研究》、《夏商周审美意识研究》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审美意识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信史的时代,商代的文字、石器、铜器、玉器等,都是审美价值很高的艺术品,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先人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商代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历史变迁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夏以前从原始社会至夏代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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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包括审美观念,都在商代的各种器物中得以体现与保留,其审美意识对周代及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朱志荣教授对于中华审美意识与美学理论都比较娴熟,使得他能自由出没于文论、画论等基础理论与文学、书法、绘画、园林等各艺术实践之间。在《中国艺术哲学》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朱志荣从《尚书》、《论语》、《老子》、《庄子》、《乐记》、《国语》、《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艺概》等诗论、画论中撷取营养,构筑中国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游走在史前的玉石器、陶器、岩画和神话,以及音乐、书法、绘画、园林、诗词文学等种类艺术中,使得中国艺术精神的提炼真正奠定在艺术实践基础之上。这种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双轨推进制,使得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既有艺术实践的支撑而不高蹈,又有艺术精神的提炼而不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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