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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1672—3104（2012）05?0165?08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合情感视角分析了希特勒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政治、经济和情感危机以及希特勒的人格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民众以及希特勒都受到疏离感的折磨，并且受困于羞愧——愤怒的循环之中，这两者结合产生了大规模的战争。[4]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短语‘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9]（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理性与感情的关系及其国际政治相关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明显的、独立的和自足的情感及其反应，即存在直接的、完全的情感交换。第二，一切认知和理性行为都包含情感要素，因此看似理性的交换实际上也包含情感的交换。第三，认知和理性均能产生情感，情感也能促进认知和理性。“理性潜沉着情感因素正如情感也积淀着理性内容一样——理性有情感化的一面，情感也有理性化的一面。”[6]（140）
关于理性和感情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即国际关系中存有明显的、大量的、因而特别值得研究的情感问题和情感现实。国家不仅有情感动机，而且有情感交换，还有由行动（可能是情感行动也可能是理性行动）带来的情感结果。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每天都在进行情感的交换，伊斯兰世界和以查韦斯为首的大部分拉美国家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憎恨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的排外情绪、北欧诸国的和平主义传统以及相伴的同情和博爱、最不发达国家内心的无助与绝望、西方世界的不安与恐惧都表明当今处于一个“情感冲突的世界”。“情感冲突的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si）首先提出的，他说：“我们仍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也许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一个‘情感冲突的世界’。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文化（fear culture），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呈现出一种羞辱文化（humiliation culture），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亚，则为一种希望文化（hope culture）。美欧世界并没有因为恐惧而更加团结，他们因之更加分裂……，相反，羞辱使得伊斯兰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于极端势力周围，并且生成一种仇恨的文化。恐惧和羞辱的致命对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希望之中的旁观者——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地为自己创造一中更为精彩的未来。”[12]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换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消极情感③和积极情感的交换。下面我以最为主要的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类型为例，说明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换。
消极情感主要包括愤怒、悲伤和羞愧，这些消极情感的交换和互动不仅是双方关系好与坏的直接表征，也是关系进化和退化的过程性特征。例如，当一国认为另一国获取权力、物质福利和国际地位是通过违背甚至是践踏国际规范和文化期望时，该国则会体验到愤怒。愤怒也可以作为一种紧密关系的情感反应。如果两国是盟国，当一国遭受到在两国看来是极为不公正的待遇时，另一国表现出的愤怒便是对该国的某种无形的援助。
悲伤是无国界的。悲伤指得是一国对于他国的各种不幸表达的一种低落情绪，这种情绪往往通过同情、移情和怜悯机制发挥作用，达到双方的感同身受。不管另一方的悲哀是出自真心还是检测意，悲哀的国际政治效应是明显的。当俄罗斯为波兰空难设定全国哀悼日时，导致的结果是：俄波同殇空难，关系渐生暖意。
当体验到来自他人较少的服从和尊重时，人们将对自我进行消极的评价，并体验到羞愧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羞愧主要表现为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并表示歉意，或者意识到自己要求的地位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或者承认自己当下地位的获取不是靠自身的能力而是靠某种机会或者他国的帮助。④
积极情感主要包括接受、信任、博爱和感激。就像弗鲁姆和布瑞恩（Donald Fromme and Clayton O’Brien）把“放弃”作为一种人类基本情感一样，普拉切克（Robert Plutchik）把“接受”同样作为人类基本情感之一，（12?14）对他国的接受是一个连续谱，从最基本的“自己活也让他人活”到尊奉他人为合法权威（legal authority），甚至是主导国（dominant country）。[14]但不管是何种程度的接受，其中必有明显的情感 内容。
信任从来不是先验的存在，正如后文所言，它是国家互动的产物，但是这心理产物具有必然的和显著的情感要素，信任一旦产生，或者说从信任营造一开始，情感交换便同步开始了。情感产生信任，信任富含情感。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指出：“认同和信任的定义，当且仅当分析者认识到他们依赖于情感时，才具有因果力。没有情感的认同意味着一种冷漠的、中立的和冰冷的观察；它并不能激发任何行动。没有情感的信任意味着一种仅仅基于刺激的预期；
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虽然不甚普遍但却同样重要的“爱”的情感。这种爱的情感从理论上反映在世界主义者最为信奉的“人类共同体”理念上。[16]（9?11）世界主义从个体而非国家看待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对方权利无法实现而己方未尽到义务时便会产生不安，与此相伴的同情、仁慈和关爱便会促成以国家为行动代表的对外援助。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爱”的给予的看法基本上认为国家不仅仅追求利益满足，同样追求情感满足。
就受惠者而言，如果一国对我的敌人表达了愤怒，或者对我的不幸表达了悲伤与同情，或者对我表示了信任，或者尊重我的地位，或者给予了我某些需要的物品、对我说了某些好话、实施了某些有益的行动，等等，这时我应该表达一种基本的情感，即感激。国家的感激意味着对他国的各种付出表示满意和谢意，并承诺会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同样的事情。⑤
一般而言，互动既可以导致积极的情感，也可以导致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互惠理论研究者科尔姆（Serge—Christophe Kolm）认为，AB两个行为体通过礼物赠予行为很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他说：“因为他给了于你而言极为有益的东西，之后你可能出于以下原因而接受他者的
互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在简单社会中，“拒绝接受无异于是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和分享，是对友谊和交往的拒绝。”[36]（23）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认为，即使在当下复杂社会，拒绝接受在相当多情况下也是有损关系和有损情感的，他说：“拒绝接受馈赠或一次邀请也是如此（即不信任对方），因为接受将使一个人卷入到一种交换关系中……在我们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不信任是一种不友好的表征。给予馈赠或提供帮助是友好的表示”[37]（166），“对一个主动表示的接受……往往成为一种萌芽的交换关系的起始点，也可能是一种持久的朋友关系的起始点”[37]（154）。在国际关系中，互动导致消极情感的典型表现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表明了互动中的国家如何在重复博弈中更为不信任对方，因而更为不安和恐惧的悖论。
六、小结
本文体现的是对国家情感的关注。情感因素基本上受到国际关系学的排斥，根本的原因在于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而是必然导致冲突的。这样理解情感注定是片面也是不公平的，情感是理性的天然伙伴。另外，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结论，如果在非重复性囚徒困境存有情感因素，如信任、守信、同情、正义、尊重等，那么囚徒困境原本就不存在。我们相信情感在很多时候弱化了行为体的自私和冷酷，使得国家不仅要实现利益满足，还要达到情感满足，因此，我们认为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有合作解。
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它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二是静态的分析。静态的分析包含两类，其一是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前面已经说明，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的基本共识是高兴、恐惧、愤怒和悲伤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其二是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便属于这类研究。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我界定为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最后有必要指出这么几点：第一，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是抽象的、不可见的，它往往通过情感行动加以体现，当然情感行动包括言语行动（speech act）[38]和实际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和作为动机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正如爱的动机导致示爱的行动，而示爱的行动中蕴含爱的情感的交换；第二，作为动机的情感同样是之前国家互动的产物，毕竟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情感，当然国家互动可以是国家间的互动，也可以是国家内部多元主体的互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同样难以割裂；第三，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看似是非情感性互动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它是过程性产物，它伴随国家互动的全过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可能使得某种或某些情感强化或弱化甚至消失。再者，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总是瞬时又构成国家行动的动机或动机之一，这再次说明，从性质上界定以上三种情感只是一种学理探讨，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三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
注释：
① 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p.116?156. Andrew Ross.Coming in from the Cold： Constructivi and Emo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2， 2006， pp.197?222.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00.691?706. Stephen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lliam Long， Peter Brecke. War and Reconciliation： Reason and Emo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the MIT Press， 2003. Richard Ned Lebow.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2， No.3， 2005， pp. 283?313. Todd Hall. Emotional State？ Emotional Idio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 dissertation manuscript， Chicago University. Jonathan Mercer. Approaching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Diego， California， April 25， 1996.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77? 106.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98?303.② 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是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互动仪式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们在互动中可以投入的情感资源。情感能量和行为体本身情感的丰富性和其他资源（如权力、地位和钱财等）相关，这些决定了行为体在互动中可以付出的和可以预期回报的情感的数量和质量。毫无疑问，每一个行为体都具有情感能量，差异只在大小。见Randall Collins， Stratifica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Transient Emotions， in T.D. Kemper 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7?57.
③ 这里关于消极情感，尤其是愤怒和羞愧的探讨，参考了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杰克·巴伯莱特（J.M.Barbalet）的著作，参见J.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关于羞愧的例子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日本承认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异常艰难，而且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国民党中国知道自身的世界“四大”地位不是自身的能力所及而是美国的恩惠。一般而言，承认自身的过失并为曾经的恶行感到羞愧对受害国而言是个极大的安慰。关于羞愧有必要补充一点，如果羞愧的内容是社会共同认可的，这种羞愧对国际关系的重建和良性发展是极度有益的，但是如果羞愧的内容不是被社会所认可，而是被社会所否认或抑制的，则羞愧会激活羞愧——愤怒循环，尤其在集体情感被激活和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例如，如果勃兰特那一跪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认为是作秀或者其他，则联邦德国极度可能更加仇视波兰和国际社会。见Thomas Scheff，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 an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⑤ 中国受援史上的一个案例表明了互惠规范的内化。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时任外贸部部长曾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因而必须做出报答。《中国三年大饥荒：苏联不逼债美国赠粮遭拒》，见http：//cul.cn.yahoo.com/ypen/20101013/ 46772_
⑦ 以上所言的仁慈、同情和慷慨皆可以发生于一切国家关系中，但更为明显的是发生于同质性国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诸如和评论、共同体论、一体化论、意识形态联盟论、集体身份论，一定程度上还有规范理论（尽管该理论以个人为基础）中，国家的仁慈同情和慷慨会更加强烈，由之促动的赠予也更为频繁。最后不得不再次提醒，由于世界共同体远未形成，基于博爱、仁慈和同情的国家赠予在国际关系中还并不强势和主流，但值得预期的是，这种基于情感的赠予可能会日益增多，首先，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非一定是好事，但一个可能有益的结果是一国可以即刻获知他国发生了什么；其次，相当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理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不仅政府而且国民都对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相当敏感，一方面民众会把这种要求施加于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化和高昂的国内观众成本使得政府的大爱之心不会泯灭；第三，诸如平等、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扩展和内化已经昭示了国家利他主义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他和我是一样的”，当他没有达到我这样，我感到强烈的义务感去“赠予”。
参考文献：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聂文娟.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J]. 国际论坛， 2011（1）：45?51.
[3]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M]. New York： Norton， 1988.
[4]Thomas Scheff， Suzanne Retzinger. Emotions and Violence： Shame and Rage in Destructive Conflicts [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5]Jonathan Turner.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6]郭景萍. 情感社会学： 历史·理论·现实[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8.
[7]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30）： 221?250.
[8]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李常山.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9]斯宾诺莎. 知性改进论[M]. 贺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0]R M Emers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76（2）： 335?362.
[11]孙庆民. 论人类活动中的交换行为[D].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3.
[12]Dominique Moisi. The Clash of Emotions： Fear， Humiliation， Hop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J]. Foreign Affairs， 2007， 86： 8?12.
[13]多米尼克·莫伊西. 情感地缘政治学： 恐惧， 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4]Did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
[15]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59（4）： 77?106.
[16]Ken Booth，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M].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17]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8]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北京： 华夏出版报， 1987.
[19]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0]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 实证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1]H Butterfield， M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22]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3]霍布斯·利维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4]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5]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7，Vol.13， （3）： 221?227.
[26]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7]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1990.
[28]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9]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30]莫里斯·古德里尔.礼物之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1]乔恩·埃尔斯特. 心灵的炼金术： 理性与情感[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2]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3]Serge—Christophe Kolm. Reciprocity： An Economics of Social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5]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36]马塞尔·莫斯. 礼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7]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38]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1672—3104（2012）05?0165?08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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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检测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合情感视角分析了希特勒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政治、经济和情感危机以及希特勒的人格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民众以及希特勒都受到疏离感的折磨，并且受困于羞愧——愤怒的循环之中，这两者结合产生了大规模的战争。[4]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短语‘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9]（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理性与感情的关系及其国际政治相关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明显的、独立的和自足的情感及其反应，即存在直接的、完全的情感交换。第二，一切认知和理性行为都包含情感要素，因此看似理性的交换实际上也包含情感的交换。第三，认知和理性均能产生情感，情感也能促进认知和理性。“理性潜沉着情感因素正如情感也积淀着理性内容一样——理性有情感化的一面，情感也有理性化的一面。”[6]（140）
关于理性和感情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即国际关系中存有明显的、大量的、因而特别值得研究的情感问题和情感现实。国家不仅有情感动机，而且有情感交换，还有由行动（可能是情感行动也可能是理性行动）带来的情感结果。
三、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
一般而言，资源指的是可以通过人际行为传递的任何物质或符号的东西，也可指一行为体所拥有的使其能够奖赏（或惩罚）另一特定行为者的能力、财物或属性。[10]所以，情感肯定是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源。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是主体心理满意或不满意的表露，因此从理论上讲，情感既包括广义的“爱”，也包含广义的“恨”，它们均可以直接作为资源参与交换。情感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其作用是在将来产生某种有价值的结果。[11]（88）实际上，国际关系中每天都在进行情感的交换，伊斯兰世界和以查韦斯为首的大部分拉美国家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憎恨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的排外情绪、北欧诸国的和平主义传统以及相伴的同情和博爱、最不发达国家内心的无助与绝望、西方世界的不安与恐惧都表明当今处于一个“情感冲突的世界”。“情感冲突的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si）首先提出的，他说：“我们仍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也许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一个‘情感冲突的世界’。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文化（fear culture），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呈现出一种羞辱文化（humiliation culture），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亚，则为一种希望文化（hope culture）。美欧世界并没有因为恐惧而更加团结，他们因之更加分裂……，相反，羞辱使得伊斯兰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于极端势力周围，并且生成一种仇恨的文化。恐惧和羞辱的致命对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希望之中的旁观者——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地为自己创造一中更为精彩的未来。”[12]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换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消极情感③和积极情感的交换。下面我以最为主要的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类型为例，说明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换。
消极情感主要包括愤怒、悲伤和羞愧，这些消极情感的交换和互动不仅是双方关系好与坏的直接表征，也是关系进化和退化的过程性特征。例如，当一国认为另一国获取权力、物质福利和国际地位是通过违背甚至是践踏国际规范和文化期望时，该国则会体验到愤怒。愤怒也可以作为一种紧密关系的情感反应。如果两国是盟国，当一国遭受到在两国看来是极为不公正的待遇时，另一国表现出的愤怒便是对该国的某种无形的援助。
悲伤是无国界的。悲伤指得是一国对于他国的各种不幸表达的一种低落情绪，这种情绪往往通过同情、移情和怜悯机制发挥作用，达到双方的感同身受。不管另一方的悲哀是出自真心还是检测意，悲哀的国际政治效应是明显的。当俄罗斯为波兰空难设定全国哀悼日时，导致的结果是：俄波同殇空难，关系渐生暖意。
当体验到来自他人较少的服从和尊重时，人们将对自我进行消极的评价，并体验到羞愧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羞愧主要表现为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并表示歉意，或者意识到自己要求的地位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或者承认自己当下地位的获取不是靠自身的能力而是靠某种机会或者他国的帮助。④
积极情感主要包括接受、信任、博爱和感激。就像弗鲁姆和布瑞恩（Donald Fromme and Clayton O’Brien）把“放弃”作为一种人类基本情感一样，普拉切克（Robert Plutchik）把“接受”同样作为人类基本情感之一，（12?14）对他国的接受是一个连续谱，从最基本的“自己活也让他人活”到尊奉他人为合法权威（legal authority），甚至是主导国（dominant country）。[14]但不管是何种程度的接受，其中必有明显的情感 内容。
信任从来不是先验的存在，正如后文所言，它是国家互动的产物，但是这心理产物具有必然的和显著的情感要素，信任一旦产生，或者说从信任营造一开始，情感交换便同步开始了。情感产生信任，信任富含情感。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指出：“认同和信任的定义，当且仅当分析者认识到他们依赖于情感时，才具有因果力。没有情感的认同意味着一种冷漠的、中立的和冰冷的观察；它并不能激发任何行动。没有情感的信任意味着一种仅仅基于刺激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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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刺激能解释合作，那么信任没有说明任何东西。情绪产生认同、信任，以及使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15]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认定，国家交换信任，实际上也在交换情感，表现为：我“赠与”信任于你，也希望得到你给予我信任。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虽然不甚普遍但却同样重要的“爱”的情感。这种爱的情感从理论上反映在世界主义者最为信奉的“人类共同体”理念上。[16]（9?11）世界主义从个体而非国家看待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对方权利无法实现而己方未尽到义务时便会产生不安，与此相伴的同情、仁慈和关爱便会促成以国家为行动代表的对外援助。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爱”的给予的看法基本上认为国家不仅仅追求利益满足，同样追求情感满足。
就受惠者而言，如果一国对我的敌人表达了愤怒，或者对我的不幸表达了悲伤与同情，或者对我表示了信任，或者尊重我的地位，或者给予了我某些需要的物品、对我说了某些好话、实施了某些有益的行动，等等，这时我应该表达一种基本的情感，即感激。国家的感激意味着对他国的各种付出表示满意和谢意，并承诺会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同样的事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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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特别指出，由于情感往往要通过行为才能体现出来，因而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实际上，如果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探讨“作为动机的情感”，则还包括导致其他情感的情感动机。换句话说，情感作为动机，既可以导致行为，也可以导致其他情感，例如，嫉妒导致愤怒，羞愧或内疚导致悲伤等。[31]（第二章）五、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国际关系中还有一种形式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国家互动后或在互动中产生的。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敌人、竞争者和朋友三种身份，每一种身份对应仇恨、接受和友好三种情感。尽管他并没有解释身份转变的机制，但是他认为不管具体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其中必然依托国家间的互动，而且当互动的频率和效度超过那个临界点时，就能实现文化和身份的转变，同时也必然蕴含情感和态度的转变。[32]（452?454）一般而言，互动既可以导致积极的情感，也可以导致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互惠理论研究者科尔姆（Serge—Christophe Kolm）认为，AB两个行为体通过礼物赠予行为很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他说：“因为他给了于你而言极为有益的东西，之后你可能出于以下原因而接受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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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或帮助。最直接的就是你很喜欢礼物本身。此外，你可能感受到他赠予的礼物中体现出的对你的注意，尤其是因为该礼物表明了对你的欣赏：加强了你社会存在和自我意识——一种最重要的情感。你也可能喜欢上给予过程中的友好。”[33]（20， 98）在联盟信任的研究中，尹继武认为，在国家同质性、盟友不确定性、共有威胁知觉等变量给定的前提下，社会交换程度越高越频繁，联盟国家间更有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而非工具性信任。[34]（125?127）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也意识到互动与情感的关系，他认为即使是冲突的双方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情感，即冲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具体的路径包括：第一是双方意识到共同威胁，因而形成工具性联盟共同抵御外敌；第二，在势均力敌以致于无法取胜的情况下，为避免两败俱伤，冲突双方会习得合作行为；第三，偶然的工具性联合通过共同价值、情感交流和规范建设可能形成永久性联合。[35]（124?134）互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在简单社会中，“拒绝接受无异于是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和分享，是对友谊和交往的拒绝。”[36]（23）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认为，即使在当下复杂社会，拒绝接受在相当多情况下也是有损关系和有损情感的，他说：“拒绝接受馈赠或一次邀请也是如此（即不信任对方），因为接受将使一个人卷入到一种交换关系中……在我们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不信任是一种不友好的表征。给予馈赠或提供帮助是友好的表示”[37]（166），“对一个主动表示的接受……往往成为一种萌芽的交换关系的起始点，也可能是一种持久的朋友关系的起始点”[37]（154）。在国际关系中，互动导致消极情感的典型表现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表明了互动中的国家如何在重复博弈中更为不信任对方，因而更为不安和恐惧的悖论。
六、小结
本文体现的是对国家情感的关注。情感因素基本上受到国际关系学的排斥，根本的原因在于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而是必然导致冲突的。这样理解情感注定是片面也是不公平的，情感是理性的天然伙伴。另外，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结论，如果在非重复性囚徒困境存有情感因素，如信任、守信、同情、正义、尊重等，那么囚徒困境原本就不存在。我们相信情感在很多时候弱化了行为体的自私和冷酷，使得国家不仅要实现利益满足，还要达到情感满足，因此，我们认为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有合作解。
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它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二是静态的分析。静态的分析包含两类，其一是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前面已经说明，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的基本共识是高兴、恐惧、愤怒和悲伤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其二是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便属于这类研究。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我界定为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最后有必要指出这么几点：第一，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是抽象的、不可见的，它往往通过情感行动加以体现，当然情感行动包括言语行动（speech act）[38]和实际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和作为动机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正如爱的动机导致示爱的行动，而示爱的行动中蕴含爱的情感的交换；第二，作为动机的情感同样是之前国家互动的产物，毕竟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情感，当然国家互动可以是国家间的互动，也可以是国家内部多元主体的互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同样难以割裂；第三，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看似是非情感性互动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它是过程性产物，它伴随国家互动的全过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可能使得某种或某些情感强化或弱化甚至消失。再者，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总是瞬时又构成国家行动的动机或动机之一，这再次说明，从性质上界定以上三种情感只是一种学理探讨，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三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
注释：
① 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p.116?156. Andrew Ross.Coming in from the Cold： Constructivi and Emo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2， 2006， pp.197?222.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00.691?706. Stephen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lliam Long， Peter Brecke. War and Reconciliation： Reason and Emo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the MIT Press， 2003. Richard Ned Lebow.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2， No.3， 2005， pp. 283?313. Todd Hall. Emotional State？ Emotional Idio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 dissertation manuscript， Chicago University. Jonathan Mercer. Approaching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Diego， California， April 25， 1996.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77? 106.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98?303.② 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是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互动仪式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们在互动中可以投入的情感资源。情感能量和行为体本身情感的丰富性和其他资源（如权力、地位和钱财等）相关，这些决定了行为体在互动中可以付出的和可以预期回报的情感的数量和质量。毫无疑问，每一个行为体都具有情感能量，差异只在大小。见Randall Collins， Stratifica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Transient Emotions， in T.D. Kemper 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7?57.
③ 这里关于消极情感，尤其是愤怒和羞愧的探讨，参考了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杰克·巴伯莱特（J.M.Barbalet）的著作，参见J.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关于羞愧的例子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日本承认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异常艰难，而且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国民党中国知道自身的世界“四大”地位不是自身的能力所及而是美国的恩惠。一般而言，承认自身的过失并为曾经的恶行感到羞愧对受害国而言是个极大的安慰。关于羞愧有必要补充一点，如果羞愧的内容是社会共同认可的，这种羞愧对国际关系的重建和良性发展是极度有益的，但是如果羞愧的内容不是被社会所认可，而是被社会所否认或抑制的，则羞愧会激活羞愧——愤怒循环，尤其在集体情感被激活和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例如，如果勃兰特那一跪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认为是作秀或者其他，则联邦德国极度可能更加仇视波兰和国际社会。见Thomas Scheff，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 an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⑤ 中国受援史上的一个案例表明了互惠规范的内化。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时任外贸部部长曾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因而必须做出报答。《中国三年大饥荒：苏联不逼债美国赠粮遭拒》，见http：//cul.cn.yahoo.com/ypen/20101013/ 46772_
2.html.
⑥ 在一篇“利他主义”的文献综述中，源于：论文发表网www.udooo.com
学者普遍的一个认识是，旨在使他人受益（即他人境况改善和福祉提高）的利他主义而非仅仅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构成人类本质的一部分。见：Jane Allyn Piliin and Hong—Wen Charng， “Altrui： 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6， 1990， p. 27.⑦ 以上所言的仁慈、同情和慷慨皆可以发生于一切国家关系中，但更为明显的是发生于同质性国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诸如和评论、共同体论、一体化论、意识形态联盟论、集体身份论，一定程度上还有规范理论（尽管该理论以个人为基础）中，国家的仁慈同情和慷慨会更加强烈，由之促动的赠予也更为频繁。最后不得不再次提醒，由于世界共同体远未形成，基于博爱、仁慈和同情的国家赠予在国际关系中还并不强势和主流，但值得预期的是，这种基于情感的赠予可能会日益增多，首先，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非一定是好事，但一个可能有益的结果是一国可以即刻获知他国发生了什么；其次，相当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理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不仅政府而且国民都对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相当敏感，一方面民众会把这种要求施加于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化和高昂的国内观众成本使得政府的大爱之心不会泯灭；第三，诸如平等、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扩展和内化已经昭示了国家利他主义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他和我是一样的”，当他没有达到我这样，我感到强烈的义务感去“赠予”。
参考文献：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聂文娟.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J]. 国际论坛， 2011（1）：45?51.
[3]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M]. New York： Norton， 1988.
[4]Thomas Scheff， Suzanne Retzinger. Emotions and Violence： Shame and Rage in Destructive Conflicts [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5]Jonathan Turner.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6]郭景萍. 情感社会学： 历史·理论·现实[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8.
[7]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30）： 221?250.
[8]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李常山.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9]斯宾诺莎. 知性改进论[M]. 贺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0]R M Emers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76（2）： 335?362.
[11]孙庆民. 论人类活动中的交换行为[D].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3.
[12]Dominique Moisi. The Clash of Emotions： Fear， Humiliation， Hop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J]. Foreign Affairs， 2007， 86： 8?12.
[13]多米尼克·莫伊西. 情感地缘政治学： 恐惧， 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4]Did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怎么写www.udooo.com
ion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15]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59（4）： 77?106.
[16]Ken Booth，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M].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17]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8]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北京： 华夏出版报， 1987.
[19]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0]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 实证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1]H Butterfield， M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22]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3]霍布斯·利维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4]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5]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7，Vol.13， （3）： 221?227.
[26]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7]Andrew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1990.
[28]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9]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30]莫里斯·古德里尔.礼物之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1]乔恩·埃尔斯特. 心灵的炼金术： 理性与情感[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2]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3]Serge—Christophe Kolm. Reciprocity： An Economics of Social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5]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36]马塞尔·莫斯. 礼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7]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38]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