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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笔“文笔之辨”和中国文章学成立

收藏本文 2024-03-23 点赞:11585 浏览:46414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关键词〕文章学;文笔之辨;《文心雕龙》;《文笔式》;文话
〔〕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70-06

一、问题的缘起

王水照先生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1〕,也就是“文话”的出现标志中国文章学成立;其又有《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2〕,专论这一问题;祝尚书先生有《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以下简称“祝文”),亦有专论,其论证云:
这是因为,除了文章学各种形式的著作齐备外,架构文章学的学术资源的充分储备,适合文章学成立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出现,韩、柳、欧、苏古文典范的确立,以及推动文章学成立的学者队伍的形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关键、更直接的因素,而这些只有到南宋孝宗时代才具备。
王水照、祝尚书二先生此处所称中国文章学都是指狭义文章学。祝文又云:
文章学又分广义、狭义两类。本文所说文章学,乃狭义文章学,所研究的对象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3〕
据两位先生所言,讨论狭义文章学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在文体分类学上有无独立出来,指所谓“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是否成为一个独立集合体。二是有无“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即有无“文话”的出现。本文要论证的是,南北朝“文笔之辨”的“笔”已是“单篇文章”这个集合体的总称,隋唐时又出现了专论“笔”的独立著作,也就是所谓“文话”,那么,中国文章学成立的诸要素,自南北朝至隋唐都已具备,中国文章学成立的年代应该在隋唐时代。以下论之。

二、“文笔之辨”的成熟与“文笔”分集的撰录

有意识的“文笔之辨”自刘宋时起。先是颜延之有云其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4〕,既称其子各具“笔”才、“文”才,又明确提出自己兼具“文笔”才华;颜延之并对刘劭所示颜竣檄文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5〕这是具体称“檄文”为“笔体”之一。总括其时“文笔之辨”的要点有三:其一,有韵无韵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所谓“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7〕
其二,公用文书还是个人抒发情怀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云云。〔8〕其

三、萧绎《金楼子·立言》提出“文笔之辨”的第三点: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9〕
逯钦立《说文笔》称,萧绎“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而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10〕这些就意味着“文笔之辨”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于是又有“沈诗任笔”之说,创作上的两大类都有标志性的人物。
此处通过“文笔之辨”基本意味的辨析,是想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从“分体”又走向“归类”,曹丕提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又提出十体,后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分体论文,越分越细,至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文分39体,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已经较为充分完成了文体分类的历程。虽说《文心雕龙》的分类达到极致,所谓物极必反又走向归类,这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称其文体分类学又有另外一种路径,即“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11〕,他说在分类中又有归类,归类为“文”与“笔”两大类。吴承学说:
分体与归类,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两种不同路向,前者尽可能详尽地把握所引文体的个性,故重在精细化;而后者尽可能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故所长在概括性。古人说“文本同而末异”,文体分类就是辨其“异”,文体归类就是求其“同”。〔12〕
于是我们看到“文笔之辨”成熟的意义,就在于由“文本同”的文体一元论而经分体得出“末异”,又由分体的“末异”到“归类”,而为文体二元论,求其分体下的“同”。“文笔之辨”趋向成熟的另一意义,即在于“文笔”的分集撰录。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称:
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别在目录。〔13〕
他虽未明说“文笔”分集,但百卷本的“碑、颂、诗、赋”为文,三十卷本的“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为笔,合乎南朝时的“文笔之辨”。又,《隋书·经籍志四》载有:《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14〕这是梁武帝的“诗赋”与“杂文”分别成集。《南史·昭明太子传》称萧统“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15〕,这是“典诰文言”与“五言诗”分别成集。《隋书·经籍志四》有梁昭明太子撰《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16〕,章太炎曰:《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17〕
从目录著录讲,从刘歆《诗赋略》到荀勖《文章叙录》,到挚虞《文章志》,到李充《翰林论》,到王俭“次《诗赋》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云:
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18〕
逯钦立云:
(魏、晋人的)文翰、文赋、文论、文笔,都是应用两个可以兼赅众制的字,造成我们所谓“两类式”的著录名目。而上述四目中任何一目的两个字,都具有分类作用的机能。〔19〕
“归类”意识下“笔”的独立已成必然。

三、“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

陆机《文赋》称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20〕,这是总论、通论文章,为广义文章学。《文心雕龙》亦多是如此总论,如《体性》: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21〕
又如《文心雕龙·章句》讲到“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之为“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22〕
虽然南朝时有单论“诗”的著作,如钟嵘《诗品》,但还没有单论“笔”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总论、通论文章的著述中已有独立论“笔”的片段,如《文心雕龙》已有“文笔”分论:
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声律》)〔23〕
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才略》)〔24〕
《文心雕龙》还有就“笔”的各种文体称其为“笔”并独立论述:
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檄移》)〔25〕
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封禅》)〔26〕
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章表》)〔27〕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奏启》)〔28〕
上述文体都是传统的“笔”体。《文心雕龙·书记》又云: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29〕
把“笔札杂名”都归之于“书记”者,这是“笔”的某部分的集合体。

四、“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

当“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标注为“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在隋唐时出现了,在《文镜秘府论》中多有载录,兹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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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笔十病得失》。《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王利器称“当出刘善经之手,以所举得失诸例,多与《文二十八种病》所引刘善经说合也” 〔30〕,刘善经由北齐入隋,《北齐书》、《隋书》、《北史》都有记载。《文笔十病得失》分论文笔,如其论“平头”云:
诗得者:“澄晖侵夜月,覆瓦乱朝霜。”失者:“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笔得者:“开金绳之宝历,钩玉镜之珍符。”失者:“嵩岩与华房迭游,灵浆与醇醪俱别。”然五言颇为不便,文笔未足为尤。但是疥癣微疾,非是巨害。〔31〕
二是《文笔式》。《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云:
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体既不同,病时有异。〔32〕
对于《文笔式》王利器有按语称:
《日本见在书目》“小学家”有《文笔式》二卷,不著撰人,当即此书。本书自此至本卷终所引,当俱出是书。文有云:“其文之犯避,皆准于前。检测令文有四言、六言、七言等,亦随其句字,准前勘其声病,足悟之矣。”故下文举例,皆就非韵之笔而言,有以知其自此至本卷终所引,皆《文笔式》之文也。文称徐陵、邢邵、温子升、魏收为近代词人;又引徐陵文言“诚臣”,当出作者避杨忠讳而改;然则此书盖出隋人之手也。〔33〕
式,准则、法度,书名“文笔式”,分别论说“文”和“笔”撰作的法式。或以为《文笔式》不产生于隋,但不晚于盛唐是肯定的。以下再引两则《文笔式》的文字,它们全是整体上论“笔”的文字:
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踏发等四病,词人所常避也。(以下举例,略)凡笔家四句之末,要会之所归。若同声,有似踏而机发,故名踏发者也。若其间际有语隔之者,犯亦无损,谓上四句末,下四句初,有“既而”、“于是”、“斯皆”、“所以”、“是故”等语也。此等之病,并须避之。〔34〕
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以下举例,略)〔35〕
三是《文镜秘府论·北卷》之《句端》,为由隋入唐杜正伦《文笔要诀》的文字。杜正伦为杜正玄、杜正藏之弟,《隋书·文学·杜正玄传》载:
(弟正藏)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36〕
论文章“体式”,杜家殆有家传乎!《句端》起首云:
属事比辞,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义势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新进之徒,或有未悟,聊复商略,以类别之云尔。〔37〕所论即“观夫、惟夫、原夫、若夫、窃惟、窃闻、闻夫、惟昔、昔者、盖夫、自昔、惟”等“立言以间之”的作用及用法,〔38〕分“发端置辞泛叙事物”、“承上事势申明其理”等二十七类,〔39〕这些是专论“笔”的。
《文镜秘府论》对所涉及的众多著作只是节录,而且此书又是专论修辞而尤注重声病之说的,因此,收录进此书的诸分论“文笔”之作的内容多为修辞尤其是声病之说,遗憾的是隋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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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笔”著作的其他内容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著作多偏重于声病说,或者说这是彼时论“文笔”的特点而已。

五、独立论“笔”的著作

在隋唐多有著作把“文”和“笔”对等起来论述的背景下,唐时出现了很多独立论“笔”的著作,这些著作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从“文”、“笔”对等论述中析出论“笔”的著作。如日本现存的《文笔眼心抄》中有《笔十病得失》,卢盛江称《笔十病得失》曰:“这里只选用其中‘笔’的例句。”并引:“冠注:‘今唯举笔得失,略文得失。’”〔40〕《笔二种式》亦如此,卢盛江称:“本节据《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后半《文笔式》举例综合而成。”〔41〕
其二,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文镜秘府论·地卷》之《六志》,原注云“《笔札》略同。”〔42〕任学良称《笔札》为隋佚名之作。〔43〕其云:
一曰,直言志。二曰,比附志。三曰,寄怀志。四曰,起赋志。五曰,贬毁志。六曰,赞誉志。〔44〕
现举“直言志”为例:
一曰,直言志。直言志者,谓的申物体,指事而言,不藉余风,别论其咏。即检测作《屏风》诗曰:“绿叶霜中夏,红花雪里春。去马不移迹,来车岂动轮。”释曰:画树长青,不许经霜变色。图花永赤,宁应度雪改容。毫模去迹,(料判)未移踪。笔写行轮,何能进辙。如斯起咏,所例曰直,不藉烦词,自然应(格悟)。〔45〕
所谓“检测作”云云,即以诗举例求“笔札”如何作。
《文镜秘府论》引有直接书名《笔札》者,如其《东卷》引《〈笔札〉七种言句例》,即“一曰,一言句例;二曰,二言句例;三曰,三言句例,四曰,四言句例;五曰,五言句例;六曰,六言句例;七曰,七言句例”云云。〔46〕书名“笔札”,专论“笔札”是肯定的。又,《二十九种对》“第九,叠韵对”末:
《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彟酌、思惟、须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47〕
又如《文镜秘府论·东卷》之《二十九种对》“第八,双声对”末:
或曰:奇琴、精酒、妍月、好花,素雪、丹灯,翻蜂、度蝶,黄槐、绿柳,意忆、心思,对德、会贤,见君、接子。如此之类,名双声对。〔48〕
王利器笺“或曰”云云称:“《宝龟院本》旁注:‘《笔札》云。’”这是《笔札》的文字。张伯伟认为,《笔札》即上官仪《笔札华梁》。〔49〕
《文镜秘府论》所引论“笔”的著作还有一些,如其《东卷》之《论对》:
或曰:文词妍丽,良由对属之能;笔札雄通,实安施之巧。若言不对,语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词枉费。〔50〕
此论“对属之能”使“笔札雄通”,是专论“笔”者,但不知“或曰”是何人著作。又,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之《附录》有《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其中称之为“文格”的有: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孙郃《文格》二卷、王瑜《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冯鉴《修文要诀》一卷、僧神郁《四六格》一卷,〔51〕更是“文话”,即“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
其三,专论“赋”的文章学著作,如“赋格”一类。张伯伟说:“《赋谱》,唐佚名撰。据史志记载,唐代赋格类著作有浩虚舟《赋门》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范传正《赋诀》一卷,张仲素《赋枢》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和凝《赋格》一卷等,其数量颇为可观。”〔52〕如《赋谱》“长”(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类又多上三字下三字句也)条:
若“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异”之类,是五也。“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是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分而贞刚失全”,是七也。“当白日而长空四朗,披青天而平云中断”,是八也。“笑我者谓量力而徒尔,见机者料成功之远而”,是九也。六、七者堪常用,八次之,九次之。其者时有之得。但有似紧,体势不堪成紧,则不得已而施之。必也不须缀紧,承发下可也。〔53〕
张伯伟说,五、六、七、九者,分别为白行简《望夫化为石赋》、张说《进白乌赋》、杨宏贞《溜穿石赋》的赋句。〔54〕以上是讲句法,又有讲篇法者,如“送”条:
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之类是也。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55〕
这里从古赋讲到“新体”,而所谓“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不知是否可称为八股文的先声?又,“送”条有云:
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56〕
不仅以生命形态喻赋,而且以对身体的装饰喻赋的各种写作方法。
上述三种情况的著作,或以论“笔”名,或以论“赋”名,都是独立的狭义文章学著作,都应该是所谓“文话”。

六、中国文章学成立年代之我见

唐时单独论“笔”、论“赋”的著作多有出现,最基本的原因即是“文笔之辨”的成熟。“文笔”划分的文体二元论,使狭义文章学的研究对象——“笔”类文字——得以确立,这是狭义文章学的理论前提。这从彼时又有“诗笔”之分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梁萧纲《与湘东王书》批评时人撰作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陈何之元《梁典·总论》称萧绎“诗笔之丽”〔57〕,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称“晓笔暮诗”〔58〕,等。历代“诗”、“文”、“笔”的概念范围,是不断游走的,但有个大体的界限,宋代的陆游看得很准确,其《老学庵笔记》卷9云: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说。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耳。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59〕
陆游称宋代的“文”即南朝的“笔”。因此,无论提出的是“文笔”还是“诗笔”,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文体二元论,使“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成为独立研究对象成为可能。而溯源“文笔”还是“诗笔”的二元对立,则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意识,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60〕
所谓实践永远在理论之先,实际上已是论“诗”与论“辞”相分,但理论上、文本上各自没有取得独立意识罢了。
由此可见,“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的路径。先是东晋以来至《文心雕龙》“文笔”二分观念的成熟;其次,由于“文笔”二分观念,于是论文之作把“文笔”对等起来论述,即《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等在隋唐时的出现;再其次,产生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
因此,就中国文章学(狭义)成立的年代,定在隋唐应该更确切一些。祝尚书先生所论的“南宋孝宗朝说”,比起王水照先生所论,只是狭义文章学在程度上更成熟而已;而王水照、祝尚书等先生所论“宋代说”比此处所论“隋唐说”,也只是程度上更成熟、特点上的各自不同而已。至于中国文章学(狭义)的观念,以“文笔之辨”得以成熟,而隋唐“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即“文话”的出现,则完全展示了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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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9.

(责任编辑:尹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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