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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采用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用1999年～2010年相关数据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有经济生产率演变进行了测算，并通过考虑截面相关性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国有经济效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国有经济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而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关键词：国有经济；生产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创新基地项目”；吉林大学高校基本业务费青年教师创新项目（450060327032）。
作者简介：何彬（1979-），男，云南昆明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范硕（1981-），男，吉林长春人，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
1006-1096（2013）04-0027-06收稿日期：2012-10-12
面对具有不同生产技术的评价单元，如何进行相关效率评价和比较是效率和生产率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面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了建立在共同边界的Metafrontier模型来解决这一难题，并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模型扩展，采用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不同地区国有企业生产率演变进行分析，并对全国以及各地区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收敛性特征进行检验。
此外，在共同前沿面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对所评价个体单元进行分组，以便能够在各群组随机前沿面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共同前沿面分析。具体群组划分情况如下：东部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1给出了基于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的国有经济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
从表1的国有经济Malmquist生产率平均值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的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除了2008、2009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导致生产率出现下降外，几乎所有年份都处于增长状态。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应该得益于多年来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8年以后对国有经济的系统性改革。1998年以前，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分包制和现代企业体制。这些改革最开始作为试点进行实施，由于开展的范围较小，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但1998年～2000年，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落在了减少经营亏损和下岗职工分流，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影响重大，国有经济的亏损金额从1998年的10230亿元下降到2000年的6158亿元，这也使得我国国有经济生产率自2000年起走上了上升的通道。而在2001年～2003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又放在了企业监管、兼并、重组和破产上，这些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国有经济生产率出现了较大的上升，2004年Malmquist生产率平均值达到了2.206。而从各个地区来看，自2003年起，中部国有经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一直都大于东部，西部国有经济生产率在2004年～2006年间增长速度较快，而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则是最低的。 我们再从Malmquist生产率的分解因素来看（表2、表3），我国国有经济技术变动率的提高是显著的。自2000年起，全国国有经济的技术变动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增长速度从2006年开始减慢。从各地区情况看，自2002年开始，中部的技术进步速度要高于东部，但西部的技术进步速度却很慢，这个结果同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自2003年起，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速度较高引起的。再从技术效率来看， 我国国有经济的技术效率处于波动状态，有些年份上升，有些年份下降。从各个地区的情况来看，技术效率的变动与全国状况相似，处于波动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规律性。以上结果说明，中国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而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ADF型回归的滞后阶数下，各CD检验统计量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截面单位相互独立的原检测设，这就意味着地区国有经济发展过程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以及一些共同冲击、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作用，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国有经济的生产率指数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鉴于前述对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分析，本文采用第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PANIC检验和CIPS检验对中国各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是否存在着随机收敛性趋势进行检验。在利用PANIC检验时，共同因子数目的确立通过修正B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5。
四、结论
1.我国国有经济的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特别是2003年之后，出现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提高。国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在于过去多年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这说明，深化国有体制改革对提高国有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2.从国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分解因素来看，我国国有经济技术变动率的提高是十分显著的。自2000年起，全国国有经济的技术变动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其中，中部的技术进步速度要高于东部，西部的技术进步速度最慢。另外，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技术效率却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态势。以上结果说明，中国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赖技术进步，而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3.从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全局性随机收敛特征。而从各地区群组来看，只有东部群组存在俱乐部收敛，而中、西部群组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竞争比较充分。因此，打破地域以及行业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陶虎，田金方，郝书辰.2012.基于DEA方法的国有企业运行效率时序分析——兼与私营企业比较[J].理论学刊（4）：48-52.
BAI J， NG S. 2002.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factors in approximate factor models[J].Conometrica， 70（1）：191-221.
BATTESE R E. 2002.Technology gap， efficiency and a stichastic metafrontier fun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2）：87-93.
JEFFERSON G. 1989.Potential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in Chinese industry[J].World Development， 17（1）：45-57.
JEFFERSON G. 1992.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0（2）：239-266.
（编校：少卿）
笔者采用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用1999年～2010年相关数据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有经济生产率演变进行了测算，并通过考虑截面相关性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国有经济效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国有经济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而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关键词：国有经济；生产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创新基地项目”；吉林大学高校基本业务费青年教师创新项目（450060327032）。
作者简介：何彬（1979-），男，云南昆明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范硕（1981-），男，吉林长春人，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
1006-1096（2013）04-0027-06收稿日期：2012-10-12
一、学术综述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学者们开始放弃单要素生产率指标的研究方式，转而采用多要素投入、产出指标来检验国有企业生产率，一些学者开始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方法来度量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其中Jefferson（1989）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多年的、持续的跟踪研究。他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4年293个城市的投入和净产出数据，发现198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TFP高于集体企业，重工业的TFP高于轻工业。其后，Jefferson等（1992）又利用293个城市1979年～1988年间的投入和总产出时间序列数据，发现1980年～1988年中国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2.4%，集体企业年平均增长4.63%。
正是由于参数法TFP存在的缺陷，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些学者开始应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来评估中国各产业的效率和生产率。陶虎等（2012）借助非参数DEA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扩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经历了“高开、低走、又上扬”的U 型发展模型。面对具有不同生产技术的评价单元，如何进行相关效率评价和比较是效率和生产率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面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了建立在共同边界的Metafrontier模型来解决这一难题，并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模型扩展，采用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不同地区国有企业生产率演变进行分析，并对全国以及各地区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收敛性特征进行检验。
二、基于共同前沿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三、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演变及收敛性检验
(一) 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的动态演变
在有关国有经济生产率检验分析中，投入与产出变量的正确选择是实证研究中的关键，如果选取不恰当的投入与产出变量将会导致分析结果的严重失真。本文在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来确定变量的选择。在投入变量上，我们选择资本与劳动这两个要素，其中，资本投入选取了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劳动投入选择了年平均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要素投入的衡量指标。而在产出变量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往往采用增加值来反映地区经济的产出情况，但本文选择了净产值和税前利润来衡量地区国有经济的产出情况，选择净产值的原因在于它包括了企业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支付如利息支出等，而工业增加值是不包括的。选择税前利润而不是税后利润，最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十分完善，在这种不完善的市场状况下，国有企业的利润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要缴纳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在内的各类税种，这些都要应从税后利润中扣除。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通常被作为留存收益，由国有企业自己使用，还有一些利润回流到政府。因此，即使存在税收制度的差异，税前利润也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估计国有企业绩效的标准。在样本的选择上，本文使用1999年～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统计《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此外，在共同前沿面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对所评价个体单元进行分组，以便能够在各群组随机前沿面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共同前沿面分析。具体群组划分情况如下：东部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1给出了基于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的国有经济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
从表1的国有经济Malmquist生产率平均值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的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除了2008、2009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导致生产率出现下降外，几乎所有年份都处于增长状态。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应该得益于多年来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8年以后对国有经济的系统性改革。1998年以前，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分包制和现代企业体制。这些改革最开始作为试点进行实施，由于开展的范围较小，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但1998年～2000年，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落在了减少经营亏损和下岗职工分流，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影响重大，国有经济的亏损金额从1998年的10230亿元下降到2000年的6158亿元，这也使得我国国有经济生产率自2000年起走上了上升的通道。而在2001年～2003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又放在了企业监管、兼并、重组和破产上，这些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国有经济生产率出现了较大的上升，2004年Malmquist生产率平均值达到了2.206。而从各个地区来看，自2003年起，中部国有经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一直都大于东部，西部国有经济生产率在2004年～2006年间增长速度较快，而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则是最低的。 我们再从Malmquist生产率的分解因素来看（表2、表3），我国国有经济技术变动率的提高是显著的。自2000年起，全国国有经济的技术变动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增长速度从2006年开始减慢。从各地区情况看，自2002年开始，中部的技术进步速度要高于东部，但西部的技术进步速度却很慢，这个结果同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自2003年起，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速度较高引起的。再从技术效率来看， 我国国有经济的技术效率处于波动状态，有些年份上升，有些年份下降。从各个地区的情况来看，技术效率的变动与全国状况相似，处于波动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规律性。以上结果说明，中国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而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二) 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收敛性的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地区间国有经济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本文对中国31个地区国有经济基于共同前沿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随机收敛性检验。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ADF型回归的滞后阶数下，各CD检验统计量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截面单位相互独立的原检测设，这就意味着地区国有经济发展过程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以及一些共同冲击、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作用，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国有经济的生产率指数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鉴于前述对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分析，本文采用第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PANIC检验和CIPS检验对中国各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是否存在着随机收敛性趋势进行检验。在利用PANIC检验时，共同因子数目的确立通过修正B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5。
四、结论
1.我国国有经济的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特别是2003年之后，出现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提高。国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在于过去多年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这说明，深化国有体制改革对提高国有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2.从国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分解因素来看，我国国有经济技术变动率的提高是十分显著的。自2000年起，全国国有经济的技术变动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其中，中部的技术进步速度要高于东部，西部的技术进步速度最慢。另外，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技术效率却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态势。以上结果说明，中国国有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赖技术进步，而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3.从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全局性随机收敛特征。而从各地区群组来看，只有东部群组存在俱乐部收敛，而中、西部群组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竞争比较充分。因此，打破地域以及行业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陶虎，田金方，郝书辰.2012.基于DEA方法的国有企业运行效率时序分析——兼与私营企业比较[J].理论学刊（4）：48-52.
BAI J， NG S. 2002.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factors in approximate factor models[J].Conometrica， 70（1）：191-221.
BATTESE R E. 2002.Technology gap， efficiency and a stichastic metafrontier fun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2）：87-93.
JEFFERSON G. 1989.Potential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in Chinese industry[J].World Development， 17（1）：45-57.
JEFFERSON G. 1992.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0（2）：239-266.
（编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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