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环境社会系统进展学述评（下）

摘要：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影响文明进程的两大动力，进而从文明演化的视角出发，把两种关系拓展到四种基本关系。三种生产和四种关系的划分形成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一种理论框架，揭示了环境社会系统中物质流（含能量流）及其以此为基础、并对其存在能动作用的“意识流”（含信息流）。从三种生产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研究了文明的演化，指出文明演化中的两大基本矛盾。分析了三种生产、两种关系、主流价值观等的演化特征或规律，指出两大基本矛盾激发导致工业文明时代的两大社会发展危机，工业文明被环境文明取代是历史的必然。提出今后几个值得深化研究的方向或问题，包括：将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框架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进一步研究意识流和物质流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基于四种关系的理性检测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基础；从四种关系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化；比较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框架和其他框架的异同，扩展其适用领域；提出宏观政策建议；开展案例研究等。
关键词生态文明；框架；演化；环境社会系统
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90-06doi：1

2.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3

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演化，三种生产和四种关系则是环境社会系统学分析问题理论框架，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环境社会系统学发展会带来新启示。
1从“物质流”到“意识流”——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

1.1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基本关系

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并着重描述了系统间的物质流（包含能量流）。但是，是什么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的物质流动呢？或者说，其“意识流”根源是什么呢？
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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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1-2]，文明的演化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发展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位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线。
进一步的研究[3-4]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化的现象，因而依此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天的关系”。前者是从分析性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处理人与自然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主客恶性二分的机械唯物论[5]。后者是从整体论的角度，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以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主客交融的天人合一观。
这三种关系都离不开人。而“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个体在物质条件、文化、制度、法律、规则等的影响与制约下如何发展，则与个体的需要有关。我们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时，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也有自身的目标、福祉及其实现目标、福祉的基础与制约条件；我们也将其纳入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范畴。
甘晖等[4]通过定义基本关系、穷举法论证了上述的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即，其他的关系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关系衍生而出；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是完备的。

1.2物质流（含能量流）与“意识流”（含信息流）相互作用

1.2.1“意识流”的科学内涵

上述四种关系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相
①本小节的标题主要来自张象枢教授的修改意见。
互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意识及其能动作用。后者的总和就构成了影响三种生产论中物质流动的“意识流”。
为什么说是“意识流”呢？因为这几种关系互相影响和变化，并且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物质的流动。比如，在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人与天的关系”渗透到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影响了其他三种关系。如古代帝王的陵寝的风水，也就是好的周边环境，被认为联系着帝王身后的幸福以及后代的运气，这种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先是成为帝王“人与自身关系”中自我实现的重要组成，进而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使得环境生产、人的生产子系统中的大量人力和物质流向物资生产子系统用于寻址、建设，改变了三个子系统的状态和其间的物质流动。
“意识流”主要包括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激励结构，人类对环境社会系统的动态认识和管理所得的各类知识与信息等。可见，“意识流”中包含“信息流”。
夏成等：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述评（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2物质流和“意识流”的相互作用

前者是基础，后者对前者的合理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可以促进环境社会系统的健康运行，反之亦然。尤其是，在自然对人类的约束与制约作用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人对环境社会系统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对增进人类的福祉就显得愈发重要！

1.2.3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协同是实现环境社会系统又好又快转型的关键①

从整个环境社会系统的视角看，人类适应由于人类行为而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是个自组织过程。由于存在信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群在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区域的人群对自然的认识的影响甚至指令，从而表现出他组织的特征。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行为后果存在时滞、意外等情况。我国仍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期，他组织仍然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因此，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框架，综合全面地分析环境社会系统的历史、状态，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预见其变化趋势，提出可供选择的多种政策集合，努力协调他组织和自组织的关系。

1.3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构成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一个框架

三种生产脱胎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论，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四种关系是三种生产三个子系统中或之间的完备的基本关系。将四种关系和三种生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如图1所示。Ostrom[7]于2011年认为，确定系统中的元素及其元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研究系统、构建框架的基础工作。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而四种关系是世界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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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作用于土地（水面、草场等）来追求财富。而工业文明时代则奉经济利益
至上，崇尚技术、资本和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聚的能量，“征服和主宰”
自然，追求财富的最大化[9]。

2.4.2资源观、自然观的演化方向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应对思路的演化

环境文明时代的自然观将演化为：“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尊重“自然”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与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平衡[13]”。
环境文明时代的资源观将演化为[13]：“整个环境都是资源，即环境中可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是资源，而不能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也是资源，并且这些要素的结构方式及其表现于外部的状态，还是资源，因为它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应对思路也在演化。人类的环境管理思路在经历了末端治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发现环境问题实际是个社会问题，人类不得不转而向“管理”寻求出路——本质上就是改变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基本观念[15]。
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的认识预示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带来。“环境革命”将使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时代”。所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首先不是技术层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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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文明层次上的[15，17]。

2.5环境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时代是历史的必然

在工业文明时代，决定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社
会公正危机。工业文明社会自身无法克服两大危机[13]。
其原因主要有：第

一、支撑工业文明的理念和理论，只考虑了人口生产和物资

生产两个子系统的存在，忽视环境生产子系统的基础性地位。第

二、围绕上述理念

和理论，工业文明社会构建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工业文明理念的推
行和实现，也创造了空前的、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虽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在这种框架下去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无异于缘木求鱼。第

三、当前发达国家的科

技发达、生活水平较高、自然环境比较好，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可
以推广到所有国家。但遗憾的是，在工业文明理念主导下所形成的种种支配人们行
为的发展理论和模式都是使人类社会要么是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么是以损
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只会加剧人与自然的
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使两大危机得到根本解决[8]。
要根本上克服上述危机，必须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真改变目前的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人群组织方式，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变迁到新的制度体系
和运行机制，放弃许多既得利益等，以实现天人相和[8]。
3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及实证研究

3.1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创建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三大阶段[9]，在第三个追赶阶段过程中，中国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两大危机集中爆发的代价。”“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的难题。这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键问题。
近三十年来，我国从观念层次和行动层次上对这一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前，居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我国政府正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统领下，努力把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路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全过程。
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要避免奉库兹涅茨曲线为圭臬。作为人均环境容量比较小的后发国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环境法制建设，较早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8-19]
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发展要素大致表现为“从以劳力为主导向以资本（自然资源、人造资本、资金）为主导，再向以知识（科技、信息、管理）为主导”的特征。预计未来的发展要素将演变为以“环境质量为主导”[19]。因此，必须以生态化为核心来整合资源、资本和技术。

3.2实证研究

运用环境社会系统相关理论观点，目前研究了“三农”问题[20-23]和西部大开发[21，24-25]战略，并以江门市为例，回答了一个区域该如何化解“三大供需矛盾”，消除“两大危机”，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26]。
4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和基于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已具雏形，丰富并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学派。
关于理论体系，可以沿以下几个方向完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第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论述两种生产和三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夯实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二，建立基于四种关系的理性检测设[27]。环境社会系统是多目标的，对人的要求也是多维度的，而传统学科的经济人、政治人等往往都是单维度、单目标的，无法满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理性检测设，作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基石之一，也可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个体理性的基础。第三，本文中的演化研究侧重三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的视角，可以将其进一步拓展到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视角[27]。第四，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框架研究的进展，深入比较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和其他框架的异同，细化框架，扩展其适用领域。
关于实践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探讨解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第一，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宏观政策建议，系统地论述实现生态文明要完成的工作等[27]。第二，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如区域（流域）问题、规划、模型、多样性、演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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