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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情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明显，因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将社会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以改善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但目前来看社会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在当今社会的缺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认为社会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的弱势附属地位和社会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其缺位的原因，并提出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思路。
〔关键词〕 贫富差距；贫困；社会政策
〔〕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097－05
〔作者简介〕刘喆，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武汉理工大学教师，湖北武汉 430070。
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国情，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其客观根源，也有政策因素。客观来说，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因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难度和程度有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多为平原和丘陵，气候温和，土地资源丰富；河网密布，沿海港口众多，陆路、水路和海运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相反，中西部地区地形复杂，高原、山地所占面积较大，土地利用难度大，利用率低；同时海拔落差较大，水运优势不明显，交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中部地区人口众多，但囿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劳动力转移并不充分，第一产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丰富但开发难度大，对交通的依赖性强，因而目前来
从政策导向上来看，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领域贯彻“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原则，加之当时社会整体生产力比较低，因而贫富差距问题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梯度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由于各种因素的历史积淀，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当前国际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国际上将04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标准，超过04的国家应当重视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1978年基尼系数是0317，而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2)，已经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从1979年到201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总体走势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1998年之后的收入差距持续攀升。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也不断加大。根据2011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中最富裕的10个分别是：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辽宁、山东、福建。除福建之外，其余9个省市区的人均GDP都已达到4万元以上。相比之下，最贫穷的前五位依次是：贵州、云南、甘肃、西藏和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有132214元，只有上海人均GDP的18%。(3)
如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窟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指的是一套穷人共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当一群人几代都忍受经济剥夺之苦时，就会产生一种适应剥夺的文化，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对贫困现状的适应能力提高。而且这种文化是传承性的，一旦贫困文化形成，便会通过代际传递的形式繁衍下去，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刘易斯还指明了贫困文化的特点，即屈从意识、不愿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4)
尽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遭受了来自各界的批评，如瓦伦丁（Valentine）认为这恰恰为政府逃避自身责任提供了很好的托词，是一种“责怪受害者”的论调，但“贫困文化观”的存在就向我们证明了贫困成因的多元化。这提醒我们在制定扶贫策略时应当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是仅仅通过对贫困地区和人民的投资等经济援助来达到脱贫的目的。而且，正如舍贝尔提到的，一个有效的反贫困战略不应该只是一个财富创造的过程，还应该是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成长过程。(5)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存在除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财富分配领域不公正、不平等的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收入分配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存在，尽管国家正在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来“限高、扩中、提低”，优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收效甚微，基尼系数过大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扶贫政策必须与收入分配政策相配套，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扶贫事业作出贡献，进而推动全面小康事业的进程。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政策对于社会政策的强势地位是当前社会福利主体权益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戈夫在对西方学者有关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关系的观点进行梳理之后，区分了三种类型：互不兼容、相互兼容、偶然兼容。(8)当前社会政策应该寻求与经济政策的相互兼容，互相渗入、互为补充，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赢。对中国来说，社会转型期间呈现出来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问题以及相关矛盾要得到有效缓解，需要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实现重构。市场经济体制在讲求效率的时候也需要兼顾公平，包括市场内部的公平和市场外部的公平。只有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共同作用才能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实现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
除了上述体制原因之外，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的效率过低。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政策文本出台的周期过长，当前社会问题意识普遍不强，往往在社会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为人们所重视，在此之后更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然后才能文本化、合法化，社会政策严重滞后于社会问题，想要在社会问题产生之初，甚至产生之前就未雨绸缪，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程度来看难度较大。除此之外，涉及到的政府部门较多，权责不明确。社会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领域效率的普遍低下导致了中国当前社会政策的缺位现象，因而要想改善目前国人的福利现状除了提高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和地位之外，还应从社会政策自身存在的缺陷着手，优化政策体系和结构。
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应当抛弃传统的社会政策怎么写作与服从经济政策的观念，更多地强调社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要强调经济政策为社会发展怎么写作，也强调社会政策应该促进经济的发展，主张两者相互融合，发展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促进人的发展，关注社会福利。
首先，应该破除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社会政策碎片化的现状。城乡二元化使得国民在享有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基本的医疗卫生怎么写作、社会保障权利与住房权利等方面无法真正地实现人人平等。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区、职业与户籍等具体情况区别而产生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目前农村发展严重不足，社会事业和公共怎么写作水平相对较低。2009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两者的差距比已经达到333∶1。并且这一数字的统计标准还是建立在不对等的前提之下。比如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统计计算中排除了医疗、养老等相关收益，而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则包含了实物的收入。因此如果按照完全对等的标准来计算，两者之间的差距很有可能更大，达到6:1。(9)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已经落后于经济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社会建设滞后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和农民来说，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从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途径、数量、质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因而构建新型的社会政策体系，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格局，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体现社会政策的公平公正性。
其次，要摈弃传统规范性社会政策体系的临时性，以人力资本为投资核心，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对人的能力的提升。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传统的规范性社会政策体系强调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纯技术学科，政府应该对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医疗等所有项目负责，给予直接经济资助。社会政策充当的角色是补缺的角色，强调事后的消极干预，而不是以社会投资为导向，寻求多种方式来发展人力资本。应该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那样，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转变，把自主与自我发展变成重中之重。优先发展公共教育和医疗事业，加大对个人潜能的发掘。比如在教育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九年义务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并且注意向农村与部分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因为对个人与社会来说，投资儿童与青少年所获取的收益要更大。
第三，导入“资产建设”的理念。即将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中以消费概念为主的理念转化成以建设和积累概念为核心。仅仅依靠增加收入来反贫困的政策不足以缩小现存的贫富差距，收入只能维持消费，然而资产能够改变贫困家庭和人群的思维方式。拥有了资产之后，人们开始做规划，制定长期的目标，因此应该打破传统的救助政策，建立较为稳定的资产来应对不稳定的收入风险。常见的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工具即个人发展账户，通过在自己名义下建立账户储蓄来形成个人的资产，并且针对贫困人群，可以相应得到相关组织的配套资金的资助和扶持，激发他们努力向上的动力。
第四，坚持以充分的参与为手段。社会总的目标与方向由参与来制定，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民的参与权利与意见表达权利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与尊重，即使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各项利益，但是至少给予了他们参与和表达的平等机会，赋予了他们话语权。并且由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广泛征询了广大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他们不同的想法，因而一旦制定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执行起来就较为顺畅，不会遇到强制实施社会政策而遭到民众抵抗与排斥的现象。
总体来说，新型社会政策体系应该注重与经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弱化工具性的社会政策特性，关注事前的积极防范，进一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参考文献〕
〔1〕〔3〕中国统计年鉴2011〔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N〕.经济参考报，2010-05-21.
〔4〕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
〔6〕理查德?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M〕.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2011.
〔7〕徐道稳.社会政策的思维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05，（3）.
〔8〕I. Gough,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New Public Economy,1998.
〔9〕于英杰.社科院称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EB/OL〕.中国新闻网，2010-01-09.
（责任编辑：何 频）
〔摘要〕 当前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情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明显，因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将社会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以改善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但目前来看社会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在当今社会的缺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认为社会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的弱势附属地位和社会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其缺位的原因，并提出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思路。
〔关键词〕 贫富差距；贫困；社会政策
〔〕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097－05
〔作者简介〕刘喆，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武汉理工大学教师，湖北武汉 430070。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4382美元(1)，真正进入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也曾多次提醒我们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在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之间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占有容易导致集团间冲突，进而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关键时期更应该居安思危，对潜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未雨绸缪，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国情，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其客观根源，也有政策因素。客观来说，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因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难度和程度有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多为平原和丘陵，气候温和，土地资源丰富；河网密布，沿海港口众多，陆路、水路和海运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相反，中西部地区地形复杂，高原、山地所占面积较大，土地利用难度大，利用率低；同时海拔落差较大，水运优势不明显，交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中部地区人口众多，但囿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劳动力转移并不充分，第一产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丰富但开发难度大，对交通的依赖性强，因而目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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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成效不显著。作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三大生产要素——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条件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自然资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政策导向上来看，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领域贯彻“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原则，加之当时社会整体生产力比较低，因而贫富差距问题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梯度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由于各种因素的历史积淀，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当前国际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国际上将04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标准，超过04的国家应当重视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1978年基尼系数是0317，而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2)，已经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从1979年到201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总体走势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1998年之后的收入差距持续攀升。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也不断加大。根据2011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中最富裕的10个分别是：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辽宁、山东、福建。除福建之外，其余9个省市区的人均GDP都已达到4万元以上。相比之下，最贫穷的前五位依次是：贵州、云南、甘肃、西藏和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有132214元，只有上海人均GDP的18%。(3)
二、致贫原因的理论思考
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的严峻现实使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一直以来国家都在探索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数的策略。在“梯度发展战略”的使命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国家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口号，试图引导劳动力和资本向东部以外的地区流动。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事实。究其原因之所在，是因为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除了上述客观自然条件等，其影响因素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民族心理素质在内的各种其他社会构成要素。如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窟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指的是一套穷人共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当一群人几代都忍受经济剥夺之苦时，就会产生一种适应剥夺的文化，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对贫困现状的适应能力提高。而且这种文化是传承性的，一旦贫困文化形成，便会通过代际传递的形式繁衍下去，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刘易斯还指明了贫困文化的特点，即屈从意识、不愿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4)
尽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遭受了来自各界的批评，如瓦伦丁（Valentine）认为这恰恰为政府逃避自身责任提供了很好的托词，是一种“责怪受害者”的论调，但“贫困文化观”的存在就向我们证明了贫困成因的多元化。这提醒我们在制定扶贫策略时应当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是仅仅通过对贫困地区和人民的投资等经济援助来达到脱贫的目的。而且，正如舍贝尔提到的，一个有效的反贫困战略不应该只是一个财富创造的过程，还应该是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成长过程。(5)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存在除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财富分配领域不公正、不平等的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收入分配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存在，尽管国家正在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来“限高、扩中、提低”，优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收效甚微，基尼系数过大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扶贫政策必须与收入分配政策相配套，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扶贫事业作出贡献，进而推动全面小康事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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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地位上看，社会政策明显处于弱势附属地位。国家的社会政策出台缓慢，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问题意识存在偏差，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误区进一步弱化了社会政策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导致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传统贫困群体如农民等的弱势地位仍然存在，而以农民工、下岗人员为代表的新兴城市社会性贫困群体规模日益扩大，成为社会政策新的照顾群体。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政策对于社会政策的强势地位是当前社会福利主体权益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戈夫在对西方学者有关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关系的观点进行梳理之后，区分了三种类型：互不兼容、相互兼容、偶然兼容。(8)当前社会政策应该寻求与经济政策的相互兼容，互相渗入、互为补充，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赢。对中国来说，社会转型期间呈现出来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问题以及相关矛盾要得到有效缓解，需要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实现重构。市场经济体制在讲求效率的时候也需要兼顾公平，包括市场内部的公平和市场外部的公平。只有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共同作用才能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实现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
除了上述体制原因之外，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的效率过低。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政策文本出台的周期过长，当前社会问题意识普遍不强，往往在社会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为人们所重视，在此之后更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然后才能文本化、合法化，社会政策严重滞后于社会问题，想要在社会问题产生之初，甚至产生之前就未雨绸缪，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程度来看难度较大。除此之外，涉及到的政府部门较多，权责不明确。社会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领域效率的普遍低下导致了中国当前社会政策的缺位现象，因而要想改善目前国人的福利现状除了提高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和地位之外，还应从社会政策自身存在的缺陷着手，优化政策体系和结构。
五、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思考
在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较高的今天，贫困仍然是横亘在国家发展面前的一座大山。人均GDP 4000美元只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标准，但是距离构想中的“大同”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政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从贫困群体的立场出发，代表他们的利益来参与社会政策具体规定的制定，让政策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更加合理。当前应该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再分配和调节作用，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进而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应该构建系统化、规范化与综合化的社会政策体系，辐射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应当抛弃传统的社会政策怎么写作与服从经济政策的观念，更多地强调社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要强调经济政策为社会发展怎么写作，也强调社会政策应该促进经济的发展，主张两者相互融合，发展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促进人的发展，关注社会福利。
首先，应该破除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社会政策碎片化的现状。城乡二元化使得国民在享有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基本的医疗卫生怎么写作、社会保障权利与住房权利等方面无法真正地实现人人平等。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区、职业与户籍等具体情况区别而产生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目前农村发展严重不足，社会事业和公共怎么写作水平相对较低。2009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两者的差距比已经达到333∶1。并且这一数字的统计标准还是建立在不对等的前提之下。比如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统计计算中排除了医疗、养老等相关收益，而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则包含了实物的收入。因此如果按照完全对等的标准来计算，两者之间的差距很有可能更大，达到6:1。(9)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已经落后于经济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社会建设滞后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和农民来说，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从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途径、数量、质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因而构建新型的社会政策体系，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格局，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体现社会政策的公平公正性。
其次，要摈弃传统规范性社会政策体系的临时性，以人力资本为投资核心，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对人的能力的提升。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传统的规范性社会政策体系强调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纯技术学科，政府应该对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医疗等所有项目负责，给予直接经济资助。社会政策充当的角色是补缺的角色，强调事后的消极干预，而不是以社会投资为导向，寻求多种方式来发展人力资本。应该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那样，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转变，把自主与自我发展变成重中之重。优先发展公共教育和医疗事业，加大对个人潜能的发掘。比如在教育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九年义务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并且注意向农村与部分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因为对个人与社会来说，投资儿童与青少年所获取的收益要更大。
第三，导入“资产建设”的理念。即将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中以消费概念为主的理念转化成以建设和积累概念为核心。仅仅依靠增加收入来反贫困的政策不足以缩小现存的贫富差距，收入只能维持消费，然而资产能够改变贫困家庭和人群的思维方式。拥有了资产之后，人们开始做规划，制定长期的目标，因此应该打破传统的救助政策，建立较为稳定的资产来应对不稳定的收入风险。常见的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工具即个人发展账户，通过在自己名义下建立账户储蓄来形成个人的资产，并且针对贫困人群，可以相应得到相关组织的配套资金的资助和扶持，激发他们努力向上的动力。
第四，坚持以充分的参与为手段。社会总的目标与方向由参与来制定，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民的参与权利与意见表达权利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与尊重，即使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各项利益，但是至少给予了他们参与和表达的平等机会，赋予了他们话语权。并且由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广泛征询了广大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他们不同的想法，因而一旦制定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执行起来就较为顺畅，不会遇到强制实施社会政策而遭到民众抵抗与排斥的现象。
总体来说，新型社会政策体系应该注重与经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弱化工具性的社会政策特性，关注事前的积极防范，进一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参考文献〕
〔1〕〔3〕中国统计年鉴2011〔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N〕.经济参考报，2010-05-21.
〔4〕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
7.308.
〔5〕Seipel M. M. O.，Global Poverty: No Longer an Untouchable Problem，Intern自考论文www.udooo.com
ational Social Work,2003,46(2),p.195.〔6〕理查德?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M〕.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2011.
〔7〕徐道稳.社会政策的思维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05，（3）.
〔8〕I. Gough,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New Public Economy,1998.
〔9〕于英杰.社科院称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EB/OL〕.中国新闻网，2010-01-09.
（责任编辑：何 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