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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秋风先生的“儒家”论即“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提出质疑，对他所谓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记忆”、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以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做了深入分析，指出“限制绝对权力”必须“回到儒家”去之荒谬与不可取。
关键词：孔子 儒家 宪政主义 共治体制 绝对权力
1008－1569(2012)02－0195－11
一
秋风先生洋洋万言的文章《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原是回复袁伟时先生的，发在2010年6月30日的《南方周末》上。
先得确定一下，秋风先生说的，是“一直都想限制”而不是“一直都在限制”吧?!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谈的必要，长达两千余年“一直都想”而没有“做”，这是真“想”还是检测“想”且不去说他，“空想”却是毫无疑问的了。
或许是作者用错了词，他本来想说“一直都在限制”而不是“一直都想限制”。倘若真的如此，问题又跟着出现：长达两千余年“一直都在限制”，“绝对权力”却是还是那么“绝对”，是有效限制还是无效限制，是真的限制还是检测的限制，岂不都显得十分可疑?
那么，想限制“绝对权力”，中国人非得“回到儒家”去不可吗?
二
秋风先生说：“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可见，他是在“封建制”与“宪政主义”或“宪政传统”之间划上了等号的，至少也是约等号。然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或者缩短些说，就在尧舜禹之后，有汤、武也有桀、纣，而且是桀、纣在先而汤、武在后，这桀、纣大概是除了和奢侈与中国历代的暴君昏君有得一比，其余均无可道哉。这也是“宪政主义的记忆”?
秋风先生说：“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然而，就算撇开了桀、纣，这“周制传统”中，不也有贪财，昏庸残暴，激起前841年“国人(平民)”的周厉王和“烽火戏诸侯”以至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幽王?难道这也是秋风先生所说的“宪政主义的传统”?
秋风先生当然不会认为西周前的夏桀、殷纣以及西周时的厉王、幽王实行的不是暴政而是仁政，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而是原始的“宪政主义”，然而，他在做出上述武断的结论之时，怎么连这些基本历史事实都顾不上了呢?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他所谓的“尧舜时代至春秋”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未能限制这些暴君与昏君的“绝对权力”吗?
三
秋风先生说：“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但我实在想象不出，汉初的分封同姓王与周代的分封诸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秋风先生是用“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来说明“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的，他认为《白虎通义》中的一段话“对此说得非常清楚”。这段话说：“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秋风先生点评说：“‘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在我看来，这段话正好说明这种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实质。
因为是宗法制，分封的几乎都是文武周公之后，才会这种需要严加区别的二重关系，即君臣关系与血缘关系。所以才需要特别地强调“君臣之义”，甚至不惜以“切断血缘关系”来保证这种“君臣之义”。按照秋风先生所说，这就是宗法制的含义。然而，“君臣之义”可以强调，既定的“血缘关系”能够“切断”得了吗?“国家”就是“家国”，中国的“家长制”和“世袭制”，在此倒是可以找到脉络清晰的传统。
这种需要通过“准确理解宗法”方才能准确理解的“封建”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分封”——这种封建制，也就是分封制。既有王家血统，又已分封为侯，即使没有“武王兄弟”不满周公辅成王摄政的“三监之乱”，久而久之，“血缘关系”既已逐渐淡薄，“君臣之义”也会日益疏远。于是也就难免有君不君而臣不臣的“礼崩乐坏”之局面出现。难免有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乱象蔓延。这种封建制，也就成了分裂制。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
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空间，就是这种特定时期出现的，士节的高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孔子可以像秋风先生举证的那样，“与君解除契约而另投新君，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田子方敢于对子擎(魏文侯的儿子)说：“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至于孔子可以自由地“收徒办学”，也是因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将这一切归结于封建制，或许还有一定的道理，这叫“歪打正着”；将此归结儒家的“宪政主义”，却是莫大的误解。要不，就很难理解以下两种历史现象——
为什么在孔子栖栖惶惶到处奔走而“天下莫能容”的春秋时代，或者扩大点说，在“仲尼菜邑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的春秋战国时代，偏偏出现百家争鸣和士节高扬的令人向往的景观?为什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令人向往的景观不再?
为什么在百家争鸣而儒家并不得志的时代，一直是秋风先生说的具有“宪政主义传统”或“宪政主义记忆”的“封建制”，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漫长岁月中，实行的却一直都是始之于秦代的郡县制?
四
秋风先生说：“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他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
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制定周礼，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明确君臣之分以及上下等级之别，以防范和杜绝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作乱。所以，周礼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周代的礼……不是出自于君王的意志，而是自发形成的”，刚刚说完“周公制礼”，转身又说周礼“自发形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然而，秋风先生又说：“礼治秩序中，君臣的权利一义务尽管不对等，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明明用来防范和杜绝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作乱的周礼，却又使君臣“平等”起来了，这样一平等，难道就不怕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吗?
秋风先生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的核心原理”，然而，就凭“臣事君以忠”这一条，“君臣”之间无论如何也“平等”不了。这“忠”到了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平等”还能从天而降吗?
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有了这种“礼”的规范，就有了“君臣关系的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以及礼治下的平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这几个制度足以让我们说，封建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
五
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征伐”那时已经不“白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了。周天子形同虚设，各国诸侯或君主的地位，也未必那么稳固。例如孔子所在的鲁国，“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严格区分君臣上下之等级，以维护君主的威严。
秋风先生却说：“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趋向于尊卑森严的命令一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因而，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主张复礼，就是要回归君臣权利一义务之相互性，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就这样，继夏、商之后的周朝之“礼崩乐坏”成了“封建制松动”，周天子形同虚设成了“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成了“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一切却都被倒了过来。
六
我赞成秋风先生说的“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很多”这句话，却不赞成他接着说的那一句：孔子之“仁”的“最基础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更不赞成他说的“在孔子那里，仁为礼之本”。我觉得秋风先生将此二者的关系也颠倒了，因为孔子明明白白地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之“礼”才是他所谓之“仁”的根本与核心。在这一点上，孔子与孟子有些区别。孟子讲“仁”，更多的是体现于他的民本思想，孔子讲“仁”，却更多地体现于他的等级观念，他的“礼”，就是用来以上下定尊卑，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安分守己，各行其道的。他最不能容忍的正是臣的僭越与民的造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夸奖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所谓“至德”，不就是他所谓的“仁”吗?
说“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这话也是言过其实的。有孔子的言论中，多有君子小人之谓，而“小人”这个词汇，却有双重含义：有时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似与德行无关；有时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似与身份无关。“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则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由此一端即可见，“所有人”是很难被孔夫子的“‘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的。官员出巡必须鸣锣开道，天下百姓还得肃静回避，这是孔子之“礼”的题中应有之义，几千年都这样沿袭下来，请问，“自由和尊严”何曾“覆盖”过平民百姓?尤其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时，与儒家经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儒官或儒将的手上不曾沾有“民”们的鲜血?看来，“仁者爱人”的人，是很难将他们一起包括进去的。
秋风先生曾有一个论断：不管富人有多坏，穷人仇富都是反社会。“社会”既然有富有穷，当然也应该包括富人和穷人。富人的“坏”，大致表现在勾结权势人物，侵吞社会财富，敲诈穷人血汗。穷人的“仇富”，“仇”的往往就是这种要多坏就有多坏的富人。然而，在秋风先生看来，富人无论怎样胡作非为，横行不法，都不叫“反社会”。在他们面前，穷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倘若居然“仇富”，也就一口咬定是“反社会”的了。他所谓的“社会”，也是不包括穷人的，只是富人的代名词，特别是那些要多坏就有多坏的“富人”。
“古典的礼”，就是这样“获得了现代的生命”的；“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就是这样“经由孔子”而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而且一直流传至今。
七
要说明儒家有自由平等的观念，孔夫子“攻乎异端”是一道难题。有正常思维的人，难免会将此二者联系起来予以考察，难免会从这句话中品味出“孔子具有思想专制倾向”，袁伟时先生在《儒家是宪法政主义的吗?》一文理所当然地提出这个问题。
秋风先生凭着他的绝对自信，也是顺理成章要予以反驳的。他说：
“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汉儒、宋儒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不外乎下面几种理解：第一种，攻伐、批评异端是对自己有害的，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时间。第二种，研究他技、小道而遗忘大道对自已有害。第三种，把‘已’释为‘终结’，意思是，对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取舍，分歧之害也就不复存在了。总之，不管取哪种解释，都无讨伐异端之意。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典语文中，‘异端’一词没有后世所说‘宗教异端’之义，这是欧洲基督教才具有的理念。”
我想从历代儒家——包括经学家(或日“汉儒”)和理学家(或曰“宋儒”)的“众说纷纭”中，举出秋风先生所归纳的三种“理解”之外的“理解”。其一，是东晋的经学大师范宁，他对于这话的解释是：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二，是宋代的理学祖师程子，他对此言的解释是：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这两位大儒之文当属“古典语文”吧，不知他们所谓的“异端”，与“后世所说”的“宗教异端”有多大区别?如此“异端”当如何处置?孔子所谓之“攻”当如何理解，儒家的传人其实早已做了相当充分的注解。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解释。“百家”都遭“罢黜”，何况乎“异端”?不仅说说而已，董仲舒提出的“八字方针”既为汉武帝所采纳，也就意味着是同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了。敢于向已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叫板的，不要想想自己的项上人头?从这一点看，儒家似乎并非在限制“绝对权力”，倒是借助“绝对权力”来对付“异端”了。
范宁所说的“专治”也是“攻”的一种解释。“治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到底是锯是劈是敲是砸
程子对付“异端”的办法，则是“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大致是把它当做如今所谓的“黄毒”或会传染的麻疯病吧。
秋风先生应该知道这几位大家的主张以及与此相关的漫长的中国历史。
八
孔子诛少正卯也是绕不过的一道坎。袁伟时先生批评秋风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件事，秋风先生倒是爽快，只用一句话就打发了。他说：“袁老师引用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来说明礼之不公正和孔子之不容异己。但很多学者通过对此一故事记述源流的文本分析已证明，它出自荀子的编造。”
此处所谓的“很多学者”，都是些什么人，秋风先生没有明说，别人似也没有必要穷根究底。但就我所知，“很多学者”中，至少有“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也有秋风先生本人。我拜读过他的《孔子诛少正卯是专制理念杜撰的故事》一文，其论点与论据，大多是从徐复观先生处搬来的。例如，春秋时代所谓的相，“不过是礼仪活动中的赞礼人”，并非秦汉以后能够执国政的丞相
大权独揽而使皇权虚设的士大夫也有，那叫权臣擅权。史家这样评说南宋时的权臣韩伲胄：“偏胄十四年，宰执、侍从、合谏、藩阃，皆其门庑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宫省，权震宇内”，这种权臣擅权，同样也是一种专制，而绝对不是什么“宪政主义”，也不该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吧!
十二
秋风先生说：“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但儒生进入，形成了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皇权是霸道，儒家士大夫代表王道。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因此，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我很怀疑秋风先生连王道与霸道的意思都没有弄明白。
孔子是很少甚至没有说过王道与霸道这两个词汇的，至少在《论语》中没有。孟子与荀子都说得比较多。在孟子那边，王道就是以仁(义)服人，霸道就是以(实)力服人。荀子与孟子稍有不同，他所谓的王道，除了仁义，还有以实力支撑的威势。儒家所谓的霸道，并非后人所理解的横行霸道之“霸道”，更不是暴政的代名词，后世之变法图强，以及所谓的“弱国无外交”之类，都有霸道的色彩。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还连称“如其仁”呢!司马迁说孔子(其实说孟子更为合适)“小管仲”，也只是抱怨他没能辅佐齐桓公称王而已。
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或许含有权术、权势与礼义并用的意思。其“杂之”的方式，也可有各种体现：例如明的是王道，暗的是权术；说的是王道，行的是权势，却绝对不会是秋风先生说的那种意思，即皇上代表的是霸道，士大夫代表的却是王道。而且，就像霸道不能等同于暴政一样，王道也并不等同于，无论是王道、霸道还是“霸、王道杂之”，都是拿来为他所用，都是为了牧民、畜民、治民，即使是富有民本思想的孟子，从根本上说，也旨在使权势人物能够称王天下。秋风先生不是明明白白地说：“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吗?所以，在老百姓那边，日后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似乎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故有“称王称霸”之说。
何况，日本人搞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叫“王道乐土”呢。
十三
秋风先生说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说汉武帝时，中国曾有过宪政主义的革命。最后落实到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这种定性的否定。他说：“检测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按照秋风先生的这个逻辑，几千年来，中国的百姓见官的都得下跪，中国的官吏见到上司都得下跪，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族群只配下跪吧!难怪康有为会说，不下跪，还要这膝盖何用?
当然，秋风先生是用来反证
自从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之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就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思想，因为这是维护君权、等级与正统的思想。谁想在大一统的中国坐稳了皇位，就会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结下不解之缘。朱棣“靖难”之时，骨子里是反正统的，不仅逼走了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还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铁铉、景清、练子宁，灭了方孝孺的十族。“靖难”之后，他由燕王成了明成祖，却戴着皮帽子去向孔夫子行四拜礼了，说是“见先师，礼不可简”，还将著书批驳程朱理学的读书人朱友季钦定为“儒之贼者”。永乐十二年，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亲自为之制序。这个典型的实例大概可以说明，权势者或想当权势者的人们为什么要把孔夫子抬到吓人的高度，而将以孔夫子为祖师的儒家思想当做自己的命根子了吧。
秋风先生将中国两千年历史描绘成“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他所说的“很混乱”、“很残酷”的时代，大概是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说的“很清明”、“很理性”的时代，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无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都是维护或者争夺专制权力的时代。能像秋风先生那样说“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吗?
在孔夫子以及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不少思想资源至今依然鲜活，值得借鉴吸取——这是历代帝王以及官僚政客(也不排斥所谓的“士大夫”)只想用来撑门面而未必就想真正实行的——却也有不少糟粕早就应该抛弃。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政论，将中西文化作过一番比较。其中《论事变之亟》一文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请问，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这几条，哪一条不是儒家的主张?包括孔夫子在内的历代儒家确实希望能够出现或造就一个好皇帝，然而，巴望一个好皇帝，难道就是秋风先生的“宪政主义”理想吗?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去呢!
关键词：孔子 儒家 宪政主义 共治体制 绝对权力
1008－1569(2012)02－0195－11
一
秋风先生洋洋万言的文章《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原是回复袁伟时先生的，发在2010年6月30日的《南方周末》上。
先得确定一下，秋风先生说的，是“一直都想限制”而不是“一直都在限制”吧?!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谈的必要，长达两千余年“一直都想”而没有“做”，这是真“想”还是检测“想”且不去说他，“空想”却是毫无疑问的了。
或许是作者用错了词，他本来想说“一直都在限制”而不是“一直都想限制”。倘若真的如此，问题又跟着出现：长达两千余年“一直都在限制”，“绝对权力”却是还是那么“绝对”，是有效限制还是无效限制，是真的限制还是检测的限制，岂不都显得十分可疑?
那么，想限制“绝对权力”，中国人非得“回到儒家”去不可吗?
二
秋风先生说：“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可见，他是在“封建制”与“宪政主义”或“宪政传统”之间划上了等号的，至少也是约等号。然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或者缩短些说，就在尧舜禹之后，有汤、武也有桀、纣，而且是桀、纣在先而汤、武在后，这桀、纣大概是除了和奢侈与中国历代的暴君昏君有得一比，其余均无可道哉。这也是“宪政主义的记忆”?
秋风先生说：“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然而，就算撇开了桀、纣，这“周制传统”中，不也有贪财，昏庸残暴，激起前841年“国人(平民)”的周厉王和“烽火戏诸侯”以至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幽王?难道这也是秋风先生所说的“宪政主义的传统”?
秋风先生当然不会认为西周前的夏桀、殷纣以及西周时的厉王、幽王实行的不是暴政而是仁政，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而是原始的“宪政主义”，然而，他在做出上述武断的结论之时，怎么连这些基本历史事实都顾不上了呢?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他所谓的“尧舜时代至春秋”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未能限制这些暴君与昏君的“绝对权力”吗?
三
秋风先生说：“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但我实在想象不出，汉初的分封同姓王与周代的分封诸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秋风先生是用“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来说明“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的，他认为《白虎通义》中的一段话“对此说得非常清楚”。这段话说：“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秋风先生点评说：“‘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在我看来，这段话正好说明这种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实质。
因为是宗法制，分封的几乎都是文武周公之后，才会这种需要严加区别的二重关系，即君臣关系与血缘关系。所以才需要特别地强调“君臣之义”，甚至不惜以“切断血缘关系”来保证这种“君臣之义”。按照秋风先生所说，这就是宗法制的含义。然而，“君臣之义”可以强调，既定的“血缘关系”能够“切断”得了吗?“国家”就是“家国”，中国的“家长制”和“世袭制”，在此倒是可以找到脉络清晰的传统。
这种需要通过“准确理解宗法”方才能准确理解的“封建”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分封”——这种封建制，也就是分封制。既有王家血统，又已分封为侯，即使没有“武王兄弟”不满周公辅成王摄政的“三监之乱”，久而久之，“血缘关系”既已逐渐淡薄，“君臣之义”也会日益疏远。于是也就难免有君不君而臣不臣的“礼崩乐坏”之局面出现。难免有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乱象蔓延。这种封建制，也就成了分裂制。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
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空间，就是这种特定时期出现的，士节的高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孔子可以像秋风先生举证的那样，“与君解除契约而另投新君，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田子方敢于对子擎(魏文侯的儿子)说：“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至于孔子可以自由地“收徒办学”，也是因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将这一切归结于封建制，或许还有一定的道理，这叫“歪打正着”；将此归结儒家的“宪政主义”，却是莫大的误解。要不，就很难理解以下两种历史现象——
为什么在孔子栖栖惶惶到处奔走而“天下莫能容”的春秋时代，或者扩大点说，在“仲尼菜邑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的春秋战国时代，偏偏出现百家争鸣和士节高扬的令人向往的景观?为什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令人向往的景观不再?
为什么在百家争鸣而儒家并不得志的时代，一直是秋风先生说的具有“宪政主义传统”或“宪政主义记忆”的“封建制”，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漫长岁月中，实行的却一直都是始之于秦代的郡县制?
四
秋风先生说：“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他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
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制定周礼，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明确君臣之分以及上下等级之别，以防范和杜绝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作乱。所以，周礼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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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言行以保证“君”的权威。然而，秋风先生却说：“周代的礼……不是出自于君王的意志，而是自发形成的”，刚刚说完“周公制礼”，转身又说周礼“自发形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然而，秋风先生又说：“礼治秩序中，君臣的权利一义务尽管不对等，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明明用来防范和杜绝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作乱的周礼，却又使君臣“平等”起来了，这样一平等，难道就不怕忤逆、僭越以至于犯上吗?
秋风先生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的核心原理”，然而，就凭“臣事君以忠”这一条，“君臣”之间无论如何也“平等”不了。这“忠”到了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平等”还能从天而降吗?
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有了这种“礼”的规范，就有了“君臣关系的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以及礼治下的平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这几个制度足以让我们说，封建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
五
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征伐”那时已经不“白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了。周天子形同虚设，各国诸侯或君主的地位，也未必那么稳固。例如孔子所在的鲁国，“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严格区分君臣上下之等级，以维护君主的威严。
秋风先生却说：“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趋向于尊卑森严的命令一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因而，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主张复礼，就是要回归君臣权利一义务之相互性，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就这样，继夏、商之后的周朝之“礼崩乐坏”成了“封建制松动”，周天子形同虚设成了“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成了“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一切却都被倒了过来。
六
我赞成秋风先生说的“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很多”这句话，却不赞成他接着说的那一句：孔子之“仁”的“最基础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更不赞成他说的“在孔子那里，仁为礼之本”。我觉得秋风先生将此二者的关系也颠倒了，因为孔子明明白白地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之“礼”才是他所谓之“仁”的根本与核心。在这一点上，孔子与孟子有些区别。孟子讲“仁”，更多的是体现于他的民本思想，孔子讲“仁”，却更多地体现于他的等级观念，他的“礼”，就是用来以上下定尊卑，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安分守己，各行其道的。他最不能容忍的正是臣的僭越与民的造反。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夸奖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所谓“至德”，不就是他所谓的“仁”吗?
说“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这话也是言过其实的。有孔子的言论中，多有君子小人之谓，而“小人”这个词汇，却有双重含义：有时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似与德行无关；有时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似与身份无关。“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则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由此一端即可见，“所有人”是很难被孔夫子的“‘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的。官员出巡必须鸣锣开道，天下百姓还得肃静回避，这是孔子之“礼”的题中应有之义，几千年都这样沿袭下来，请问，“自由和尊严”何曾“覆盖”过平民百姓?尤其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时，与儒家经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儒官或儒将的手上不曾沾有“民”们的鲜血?看来，“仁者爱人”的人，是很难将他们一起包括进去的。
秋风先生曾有一个论断：不管富人有多坏，穷人仇富都是反社会。“社会”既然有富有穷，当然也应该包括富人和穷人。富人的“坏”，大致表现在勾结权势人物，侵吞社会财富，敲诈穷人血汗。穷人的“仇富”，“仇”的往往就是这种要多坏就有多坏的富人。然而，在秋风先生看来，富人无论怎样胡作非为，横行不法，都不叫“反社会”。在他们面前，穷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倘若居然“仇富”，也就一口咬定是“反社会”的了。他所谓的“社会”，也是不包括穷人的，只是富人的代名词，特别是那些要多坏就有多坏的“富人”。
“古典的礼”，就是这样“获得了现代的生命”的；“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就是这样“经由孔子”而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而且一直流传至今。
七
要说明儒家有自由平等的观念，孔夫子“攻乎异端”是一道难题。有正常思维的人，难免会将此二者联系起来予以考察，难免会从这句话中品味出“孔子具有思想专制倾向”，袁伟时先生在《儒家是宪法政主义的吗?》一文理所当然地提出这个问题。
秋风先生凭着他的绝对自信，也是顺理成章要予以反驳的。他说：
“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汉儒、宋儒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不外乎下面几种理解：第一种，攻伐、批评异端是对自己有害的，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时间。第二种，研究他技、小道而遗忘大道对自已有害。第三种，把‘已’释为‘终结’，意思是，对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取舍，分歧之害也就不复存在了。总之，不管取哪种解释，都无讨伐异端之意。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典语文中，‘异端’一词没有后世所说‘宗教异端’之义，这是欧洲基督教才具有的理念。”
我想从历代儒家——包括经学家(或日“汉儒”)和理学家(或曰“宋儒”)的“众说纷纭”中，举出秋风先生所归纳的三种“理解”之外的“理解”。其一，是东晋的经学大师范宁，他对于这话的解释是：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二，是宋代的理学祖师程子，他对此言的解释是：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这两位大儒之文当属“古典语文”吧，不知他们所谓的“异端”，与“后世所说”的“宗教异端”有多大区别?如此“异端”当如何处置?孔子所谓之“攻”当如何理解，儒家的传人其实早已做了相当充分的注解。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解释。“百家”都遭“罢黜”，何况乎“异端”?不仅说说而已，董仲舒提出的“八字方针”既为汉武帝所采纳，也就意味着是同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了。敢于向已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叫板的，不要想想自己的项上人头?从这一点看，儒家似乎并非在限制“绝对权力”，倒是借助“绝对权力”来对付“异端”了。
范宁所说的“专治”也是“攻”的一种解释。“治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到底是锯是劈是敲是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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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磨是琢莫知其详，那么，不妨看看史实。魏晋时期“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于非命，其罪名之一，就是钟会说的“害时乱教”、“非毁典谟”，这大概就叫“专治”。范宁是将后汉之王弼、何晏也视为“异端”的，认为“其罪大于桀、纣”，亏得他与王弼、何晏并非同时代人，已经无法予以“专治”。但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是“异端”或仅是“疑似异端”而死于非命的何止一个嵇康?程子对付“异端”的办法，则是“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大致是把它当做如今所谓的“黄毒”或会传染的麻疯病吧。
秋风先生应该知道这几位大家的主张以及与此相关的漫长的中国历史。
八
孔子诛少正卯也是绕不过的一道坎。袁伟时先生批评秋风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件事，秋风先生倒是爽快，只用一句话就打发了。他说：“袁老师引用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来说明礼之不公正和孔子之不容异己。但很多学者通过对此一故事记述源流的文本分析已证明，它出自荀子的编造。”
此处所谓的“很多学者”，都是些什么人，秋风先生没有明说，别人似也没有必要穷根究底。但就我所知，“很多学者”中，至少有“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也有秋风先生本人。我拜读过他的《孔子诛少正卯是专制理念杜撰的故事》一文，其论点与论据，大多是从徐复观先生处搬来的。例如，春秋时代所谓的相，“不过是礼仪活动中的赞礼人”，并非秦汉以后能够执国政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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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中国的脊梁”，在这种“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的“中国的脊梁”中，确有不少崇尚清醒务实、谨记居安思危，注重气节操守的儒家士大夫。然而，他们的“入仕”，毕竟是要为君王所用，助君王治民，而不是去抗衡皇权的。即使“犯颜直谏”，也是为了皇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或许还为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攉耳”，唐代李绛为白居易说的这番话，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孔夫子没有说过“文死谏”，后世的儒家却将“文死谏”当作忠于皇上的最高境界。古代有不少士大夫越职言事，包括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所言之事富有儒家之理，“越职言事”的本身却有违儒家之礼，虞翻对孙权说：“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同措)’，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在这个儒家的结构性矛盾中，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士大夫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限制皇权”云云，连想都不敢想的。大权独揽而使皇权虚设的士大夫也有，那叫权臣擅权。史家这样评说南宋时的权臣韩伲胄：“偏胄十四年，宰执、侍从、合谏、藩阃，皆其门庑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宫省，权震宇内”，这种权臣擅权，同样也是一种专制，而绝对不是什么“宪政主义”，也不该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吧!
十二
秋风先生说：“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但儒生进入，形成了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皇权是霸道，儒家士大夫代表王道。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因此，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我很怀疑秋风先生连王道与霸道的意思都没有弄明白。
孔子是很少甚至没有说过王道与霸道这两个词汇的，至少在《论语》中没有。孟子与荀子都说得比较多。在孟子那边，王道就是以仁(义)服人，霸道就是以(实)力服人。荀子与孟子稍有不同，他所谓的王道，除了仁义，还有以实力支撑的威势。儒家所谓的霸道，并非后人所理解的横行霸道之“霸道”，更不是暴政的代名词，后世之变法图强，以及所谓的“弱国无外交”之类，都有霸道的色彩。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还连称“如其仁”呢!司马迁说孔子(其实说孟子更为合适)“小管仲”，也只是抱怨他没能辅佐齐桓公称王而已。
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或许含有权术、权势与礼义并用的意思。其“杂之”的方式，也可有各种体现：例如明的是王道，暗的是权术；说的是王道，行的是权势，却绝对不会是秋风先生说的那种意思，即皇上代表的是霸道，士大夫代表的却是王道。而且，就像霸道不能等同于暴政一样，王道也并不等同于，无论是王道、霸道还是“霸、王道杂之”，都是拿来为他所用，都是为了牧民、畜民、治民，即使是富有民本思想的孟子，从根本上说，也旨在使权势人物能够称王天下。秋风先生不是明明白白地说：“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吗?所以，在老百姓那边，日后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似乎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故有“称王称霸”之说。
何况，日本人搞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叫“王道乐土”呢。
十三
秋风先生说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说汉武帝时，中国曾有过宪政主义的革命。最后落实到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这种定性的否定。他说：“检测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按照秋风先生的这个逻辑，几千年来，中国的百姓见官的都得下跪，中国的官吏见到上司都得下跪，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族群只配下跪吧!难怪康有为会说，不下跪，还要这膝盖何用?
当然，秋风先生是用来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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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要说的是，这个民族因为有儒家的“宪政主义传统”，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啊!。自从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之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就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思想，因为这是维护君权、等级与正统的思想。谁想在大一统的中国坐稳了皇位，就会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结下不解之缘。朱棣“靖难”之时，骨子里是反正统的，不仅逼走了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还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铁铉、景清、练子宁，灭了方孝孺的十族。“靖难”之后，他由燕王成了明成祖，却戴着皮帽子去向孔夫子行四拜礼了，说是“见先师，礼不可简”，还将著书批驳程朱理学的读书人朱友季钦定为“儒之贼者”。永乐十二年，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亲自为之制序。这个典型的实例大概可以说明，权势者或想当权势者的人们为什么要把孔夫子抬到吓人的高度，而将以孔夫子为祖师的儒家思想当做自己的命根子了吧。
秋风先生将中国两千年历史描绘成“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他所说的“很混乱”、“很残酷”的时代，大概是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说的“很清明”、“很理性”的时代，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无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都是维护或者争夺专制权力的时代。能像秋风先生那样说“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吗?
在孔夫子以及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不少思想资源至今依然鲜活，值得借鉴吸取——这是历代帝王以及官僚政客(也不排斥所谓的“士大夫”)只想用来撑门面而未必就想真正实行的——却也有不少糟粕早就应该抛弃。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政论，将中西文化作过一番比较。其中《论事变之亟》一文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请问，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这几条，哪一条不是儒家的主张?包括孔夫子在内的历代儒家确实希望能够出现或造就一个好皇帝，然而，巴望一个好皇帝，难道就是秋风先生的“宪政主义”理想吗?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