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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中国知识界首次以现代化为题展开对中国出路的探索。这次讨论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化的道路与实现方式以及如何对待外资等问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下，唤醒国人关注中国的现代化，积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努力。
[关键词]现代化；《申报月刊》；知识界
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征稿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汇集讨论文章26篇，并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这是中国知识界首次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展开的讨论。这次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考察此次讨论的来龙去脉，探究其得失，对于今日的现代化研究与建设不无裨益。本文拟就这场讨论的缘起、主要内容与观点等做一述评。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伍之国家也。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之问题乃属生产。”所以，“中国生产的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此种观点还认为，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设法增加财富，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则人民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国人将永远陷于贫穷而莫能自拔矣。”[3]这种观点强调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发展生产是正确的，但它片面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分配而不是发展生产的方式却是错误的，容易使人误认为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只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夹击的民族资本主义极其软弱，中国的现代化根本无法借助于它去实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明确指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主义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计划中，当然在摒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4]张良辅分析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分是由于生产与分配的方法不合理的缘故”，“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5]所以他们竭力赞成要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上又有两种意见。以董之学等为代表的意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只“可以采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来改造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条路线，不仅顾及现在的客观条件，而且确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它的任务不仅在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6]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与需要。而李圣五、罗吟圃等人则认为，可以通过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提出，要“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7]“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8]这种直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张，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反映了当时知识界某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模糊认识和“美丽幻想”。
第三种观点认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可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方式的一种选择。诸青来提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兼采二者之长，不宜有所偏倚。全国实业可分别其性质。孰宜私有，孰宜公有，须先划定范围，不可漫无标准。私有者决非只谋私利不顾公益，官办者亦决非尽谋公益不图私利。”[9]郑林庄主张在“不十分变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内，采行计划经济”。[10]对于这种试图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接起来的主张，张素民亦有同论。他说：“我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私人企业随时节制。”[11]这些观点主张是有感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惨状有感而发的。他们企图在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做些“社会主义”的修正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显然也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总的来看，在中国现代化方式与道路的选择上，多数论者对资本主义的方式表示失望，大都主张走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普遍地被中国知识界接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成功的示范效应有关。苏联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工业化、现代化，而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两相鲜
其次，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把对中国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扩展至经济领域，跳出了知识界惯于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出路的固有思维模式，是一个历史进步。它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思考中国出路的问题，并自觉地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另外，在讨论中，中国知识界开始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等概念，并对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实现的条件、道路与方式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深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同时也起到了对社会大众进行现代化启蒙的积极作用。
总之，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的这场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国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它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把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由文化领域引向经济领域，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现代化潮流及其趋向认识的进步，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大贡献。讨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注释：
编者.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J].申报月刊，1933，7。
[3]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取个人主义[J] .申报月刊，1933，7：60。
[4][11]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J].申报月刊，1937，7：43—4
[6] 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J].申报月刊，1933，7：53—58。
[7] 李圣
[9]诸青来.中国现代化的问题[J].申报月刊，1933，7：49。
[10]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J].申报月刊，1933，7：82—85。
作者简介：赵文，男，汉族，江苏镇江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等。
[关键词]现代化；《申报月刊》；知识界
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征稿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汇集讨论文章26篇，并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这是中国知识界首次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展开的讨论。这次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考察此次讨论的来龙去脉，探究其得失，对于今日的现代化研究与建设不无裨益。本文拟就这场讨论的缘起、主要内容与观点等做一述评。
一、讨论的缘起
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这场讨论，直接的缘起是《申报月刊》1933年7月的一次征文活动。而在其背后有着国内外形势剧变的复杂背景。1929—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为了减轻自身危机，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危机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就是首当其中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扩张下，我国主要农副产品丝、茶、棉花的出口量大幅减少，农产品暴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工商企业也纷纷停业倒闭，同样陷入困境。加之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如西北的大旱、长江的水灾以及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伴随经济危机的还有深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中华民族开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迫在眉睫的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的知识界，他们深感今后的中国“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促使知识界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历史上第一次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二、讨论的主要内容
《申报月刊》举办征文活动时，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个什么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udooo.com
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从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哪种方式、哪条道路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本文亦着重对此做一简要归纳与分析。有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实现方式，参加讨论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之国家，而我国乃为生产落伍之国家也。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之问题乃属生产。”所以，“中国生产的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此种观点还认为，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设法增加财富，而“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则人民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国人将永远陷于贫穷而莫能自拔矣。”[3]这种观点强调积贫积弱的中国需要发展生产是正确的，但它片面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分配而不是发展生产的方式却是错误的，容易使人误认为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只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夹击的民族资本主义极其软弱，中国的现代化根本无法借助于它去实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明确指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主义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计划中，当然在摒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4]张良辅分析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分是由于生产与分配的方法不合理的缘故”，“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5]所以他们竭力赞成要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上又有两种意见。以董之学等为代表的意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只“可以采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来改造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条路线，不仅顾及现在的客观条件，而且确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它的任务不仅在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6]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与需要。而李圣五、罗吟圃等人则认为，可以通过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提出，要“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7]“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8]这种直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张，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反映了当时知识界某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模糊认识和“美丽幻想”。
第三种观点认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可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方式的一种选择。诸青来提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兼采二者之长，不宜有所偏倚。全国实业可分别其性质。孰宜私有，孰宜公有，须先划定范围，不可漫无标准。私有者决非只谋私利不顾公益，官办者亦决非尽谋公益不图私利。”[9]郑林庄主张在“不十分变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内，采行计划经济”。[10]对于这种试图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接起来的主张，张素民亦有同论。他说：“我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私人企业随时节制。”[11]这些观点主张是有感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惨状有感而发的。他们企图在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做些“社会主义”的修正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显然也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总的来看，在中国现代化方式与道路的选择上，多数论者对资本主义的方式表示失望，大都主张走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普遍地被中国知识界接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成功的示范效应有关。苏联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工业化、现代化，而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两相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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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照下，使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充满向往。三、对讨论的评价
首先，这场讨论反映了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时，要求尽快实现现代化，努力振兴国家经济，增强国防力量的一片爱国热忱。严酷的生存危机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形成了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广泛共识和强烈愿望。参与讨论者无论党派立场、政治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通过这次讨论来“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促成国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心，使中国“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拳拳爱国之心是值得我们褒扬的。其次，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把对中国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扩展至经济领域，跳出了知识界惯于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出路的固有思维模式，是一个历史进步。它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思考中国出路的问题，并自觉地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另外，在讨论中，中国知识界开始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等概念，并对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实现的条件、道路与方式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深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同时也起到了对社会大众进行现代化启蒙的积极作用。
总之，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的这场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国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它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把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由文化领域引向经济领域，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现代化潮流及其趋向认识的进步，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大贡献。讨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注释：
编者.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J].申报月刊，1933，7。
[3]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取个人主义[J] .申报月刊，1933，7：60。
[4][11]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J].申报月刊，1937，7：43—4
6、44。
[5] 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方式[J].申报月刊，1933，7：4。[6] 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J].申报月刊，1933，7：53—58。
[7] 李圣
五、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J].申报月刊，1933，7：6。
[8] 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J].申报月刊，1933，7：30—36。[9]诸青来.中国现代化的问题[J].申报月刊，1933，7：49。
[10]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J].申报月刊，1933，7：82—85。
作者简介：赵文，男，汉族，江苏镇江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