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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菊与刀》的前身是一份研究报告，作者是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写的有关日本的一份研究，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来撰写，是我们了解日本民族所必读书目之一。《菊与刀》的作者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偏见和误解，放平心态，站在日本民族的出发点来写。但是由于各民族间文化和立场的差异，以及作者在分析问题上角度和认知的不同，故本文试图分析《菊与刀》中作者以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观察的日本，其所代表的是美国人日本观的偏颇之处。
关键词：美国人日本观日本民族矛盾性
《菊与刀》的作者于1944年6月，被委任对日本进行研究，他被要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去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然而从1942年12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中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对于文化人类学者身份的作者来说是很艰难的，除了由于战争原因不能实地考察，作者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田野调查，还要摈除先下谴责的结论，去试图弄明白他的敌人拥有怎样的一套逻辑思维和一双观察生活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具有完全对立的特性却能够凭此独立生存的社会，以菊为代表的礼仪观念、优雅文化和以刀为代表的武家社会、暴力特质构成了对立的两极，而这种悖论式的生活状态出现在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这是美国人所不能够理解的，由此使“日本人特殊”的命题深入人心。从这个方面来说，《菊与刀》作为第一部从矛盾概念出发解读日本的著作，对用“悖论式”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学术发展的影响巨大，从而导致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产生。但是本尼迪克特的心理分析方法也有其文化局限，每一个文化都在其文化中有独特性，而《菊与刀》却做到了让文化自身持有者觉得自己独特的地步，这对战后的日本人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在《菊与刀》中提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但是也很“傲慢、专横”，“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这些语句都是用来证明“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有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有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菊与刀”这种文化冲突，这种矛盾视角去切入来了解日本民族看起来独特，但并没做到真正的深入日本社会，作者也说她从未到过日本，只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日本战俘的资料进行研究，甚至是一些作战时的宣传口号等。她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作者本身是美国人），以一种战胜国国民的视角去俯视日本民族。而作为真正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去实地考察，采用“田野调查”才是能做到尽量客观。像文中提到过的约翰.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这才是一个以人类学家身份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的实地研究的成果。虽然作者说到排除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的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但是要想做到真正客观的表达日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这种文化面面观是不可能的。民族之间观察生活的眼光是不同的，而本民族很难认识到自己观察生活眼光的存在。所以笔者认为，就其没有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和只是针对战俘来进行的了解和其作为美国人、以战胜国人的心态做出的报告难免会有偏颇之处。这可以看做是“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东西方文化体系本就不同，“菊文化”与“刀文化”在日本人眼中是统一的。而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作者来说这种文化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而更加是在书中有意的扩大了这种矛盾。例如武士道的精神，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死而美的哲学”，这在西方人乃至中国人眼中却是不可接受的文化哲学。
而“菊文化”与“刀文化”都是日本的亚文化，就像大众熟知的日本的“茶文化”和“花文化”此处也可称为是“茶道”、“花道”。由于近代化革新的时代较晚，大量保存了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文化。而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乡愁式的缅怀”，正如日本的“武士道”和欧洲的“骑士道”精神内涵近似。正因为欧洲在近代化进程中遗失了许多这类似的文化传统，所以大多书写者都会用近似惋惜地笔触。
文中多次提到了封建、忠诚的“天皇”封建专制，作者认为投降后的日本人和战争中的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极大差异是因为听命于天皇，天皇下令投降之后，日本人作为战败国应该表现出来应有的大度。但作者忽略了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天皇只不过是名副其实，正如《日本论》中戴季陶叙述的，这时候日本已经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了，还有这时期武士的”町人根性”都可证明。
《菊与刀》此书在日本销量很好，但在美国销量其实一般，因为这写的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日本战败于美国，所以日本乐于接受美国这种惋惜式地笔触，有一种自怨自怜的感觉。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此书作者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尙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以此来强调日本人的“根性”。就文化模式而言，一元论的研究方式自然饱受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在对日研究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日本特殊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好就是源于此。由于作者自身未到过日本的局限，说是以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研究日本，其中以战胜国的角度对战俘这类典型群体的研究，难免会有“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特点。今日外国对日研究的中心依然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而在中国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参考文献：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2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作者简介：童思思（1989.11—）女，汉族，四川人，职称：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古代艺术品鉴赏与研究专业。
关键词：美国人日本观日本民族矛盾性
《菊与刀》的作者于1944年6月，被委任对日本进行研究，他被要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去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然而从1942年12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中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对于文化人类学者身份的作者来说是很艰难的，除了由于战争原因不能实地考察，作者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田野调查，还要摈除先下谴责的结论，去试图弄明白他的敌人拥有怎样的一套逻辑思维和一双观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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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并且只能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或者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演变的情况，甚至是日本作战时的口号等等。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具有完全对立的特性却能够凭此独立生存的社会，以菊为代表的礼仪观念、优雅文化和以刀为代表的武家社会、暴力特质构成了对立的两极，而这种悖论式的生活状态出现在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这是美国人所不能够理解的，由此使“日本人特殊”的命题深入人心。从这个方面来说，《菊与刀》作为第一部从矛盾概念出发解读日本的著作，对用“悖论式”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学术发展的影响巨大，从而导致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产生。但是本尼迪克特的心理分析方法也有其文化局限，每一个文化都在其文化中有独特性，而《菊与刀》却做到了让文化自身持有者觉得自己独特的地步，这对战后的日本人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在《菊与刀》中提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但是也很“傲慢、专横”，“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这些语句都是用来证明“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有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有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菊与刀”这种文化冲突，这种矛盾视角去切入来了解日本民族看起来独特，但并没做到真正的深入日本社会，作者也说她从未到过日本，只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日本战俘的资料进行研究，甚至是一些作战时的宣传口号等。她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作者本身是美国人），以一种战胜国国民的视角去俯视日本民族。而作为真正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去实地考察，采用“田野调查”才是能做到尽量客观。像文中提到过的约翰.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这才是一个以人类学家身份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的实地研究的成果。虽然作者说到排除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的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但是要想做到真正客观的表达日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这种文化面面观是不可能的。民族之间观察生活的眼光是不同的，而本民族很难认识到自己观察生活眼光的存在。所以笔者认为，就其没有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和只是针对战俘来进行的了解和其作为美国人、以战胜国人的心态做出的报告难免会有偏颇之处。这可以看做是“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东西方文化体系本就不同，“菊文化”与“刀文化”在日本人眼中是统一的。而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作者来说这种文化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而更加是在书中有意的扩大了这种矛盾。例如武士道的精神，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死而美的哲学”，这在西方人乃至中国人眼中却是不可接受的文化哲学。
而“菊文化”与“刀文化”都是日本的亚文化，就像大众熟知的日本的“茶文化”和“花文化”此处也可称为是“茶道”、“花道”。由于近代化革新的时代较晚，大量保存了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文化。而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乡愁式的缅怀”，正如日本的“武士道”和欧洲的“骑士道”精神内涵近似。正因为欧洲在近代化进程中遗失了许多这类似的文化传统，所以大多书写者都会用近似惋惜地笔触。
文中多次提到了封建、忠诚的“天皇”封建专制，作者认为投降后的日本人和战争中的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极大差异是因为听命于天皇，天皇下令投降之后，日本人作为战败国应该表现出来应有的大度。但作者忽略了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天皇只不过是名副其实，正如《日本论》中戴季陶叙述的，这时候日本已经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了，还有这时期武士的”町人根性”都可证明。
《菊与刀》此书在日本销量很好，但在美国销量其实一般，因为这写的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日本战败于美国，所以日本乐于接受美国这种惋惜式地笔触，有一种自怨自怜的感觉。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此书作者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尙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以此来强调日本人的“根性”。就文化模式而言，一元论的研究方式自然饱受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在对日研究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日本特殊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好就是源于此。由于作者自身未到过日本的局限，说是以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研究日本，其中以战胜国的角度对战俘这类典型群体的研究，难免会有“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特点。今日外国对日研究的中心依然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而在中国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参考文献：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2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作者简介：童思思（1989.11—）女，汉族，四川人，职称：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古代艺术品鉴赏与研究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