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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2－13日，“视野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新校区乐乎新楼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以及韩国木浦大学等的三十多位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参与了研讨。
研讨会由六场大会发言和两场圆桌会议组成，主要围绕“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提高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能力”这一瓶颈问题展开，在试图整合两个“三十年”的前提下，一方面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劳动”、“新人”等一些重要概念，试图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的独特经验，并探讨其在当下中国有无被激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聚焦了“后三十年”全球资本主义、图像意识形态、地方经验的变化给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试图借助跨学科的方法扩展与重构“文学”的概念，寻求文学与当下现实对话的新的资源与路径。
现实主义：困境·活力
“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无法绕开的重要文学命题。在当代文学普遍无法有力回应当下现实的今天，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重塑现实的思考。与会学者因此不仅分析了现实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而且也探讨了文学应该如何借助现实主义的路径回应现实的种种可能。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会议伊始，就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概念“自我”的反思直指其不足：即中国文学在心理刻画的深度方面做得不够，不仅自我审视欠缺，也因为自我过度扩张而不能以无我的精神来观察世界，外界事物只在成为自我的投射时才具备意义，这就导致了自我的美化和单一化。这一中国文学的不足在当代文学里面也有延续。他指出只有加强自我审视，作家或批评家在重构外部世界时才会更有批判力度。
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被当代文学史忽略的作家王林及其作品《腹地》的分析，指出《腹地》的创作所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不是一种观念或写作程式的逻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拒绝先验的观念，而按照自己的观察与体验不断“旁生枝节”，最终完成了生动可感的艺术作品。但当时的批评界恰恰是被后一种逻辑所支配，因此小说刚一出版，即引起巨大的批判。她认为两种创作逻辑的冲突背后是“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而《腹地》无疑对左翼文学之后的写实小说观念做了重要的补充与修正。
李海霞(上海大学)以当代作家路内小说创作为个案，反思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困境：一是在当今生活世界碎片化、生活意义多元化的语境下，现实主义已经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严肃性与史诗性；二是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情感结构在整个社会弥散开来，现实主义写作由此变得琐碎与平庸。她认为现实主义必须要创造出足以抵制这一情感结构的美学形式来，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倪伟(复旦大学)认为，今天现实主义的困境除了上述原因外，作家缺乏一定的认知水平和雄心也是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世界，而没有真正地进入到生活当中来。
王光东(上海大学)在集中阅读了2001年以来的《小说选刊》后注意到，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地方韵味”有着明显的弱化，他认为作家在运用文学语言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语言的审美性把握方面，而语言审美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地方韵味”，因而他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能否切实表达“地方经验”表示了担忧。
梁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朱康(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与“80年代”、“90年代”的关系，在世界／本土、精英／民间、民族主义／后殖民等多重关系中，讨论了当代诗歌理解的分歧与如何打开新的认识维度的问题。刘艳(中国社
社会主义·劳动·新人
如何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热点之一。这一研究热点的兴起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唐小兵主编《再解读》一书的出版。“再解读”的思路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纳入到“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打开研究空间。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海外汉学”的思路在打开的同时所显现出来的遮蔽性，于是如何在对“再解读”的“再解读”上，开拓出新的思想学术生长点，成为此次会议与会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认为《“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是一种症候，指向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合作化”作为一种新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如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旧习惯。他指出，两者的矛盾表明中国农村的问题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既要求集体化，又追求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而“赵树理难题”在今天依然有意义。
朱羽(上海大学)则将“美学讨论”置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群众文艺实践和政治经济转型的“上下文”中来加以讨论，试图呈现的依然是劳动问题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指出围绕着劳动美所展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正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当下学界更为有力的回应。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解读《千万不要忘记》剧本来讨论“改造人心”与“社会主义新人”呈现的难度。他指出唐小兵的相关解读认同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性，即以私我通过交换形成市场的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倪文尖认为这套方案是需要反思的，他提出了“改造人心”的重要性——既然人心是历史构成的，那也意味着改造人心就是可能的；我们不能将80年代之后形成的“人”及“人心”的概念普遍化和真理化，而需要在反思基础上，寻找到新的解释“人”及“人心”的资源，才能回应当下现实的危机。
张炼红(上海社会科学院)通过对《窦娥冤》、《李慧娘》等鬼戏改造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所指向的关于如何重塑国家理想和人体，以及如何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和道德等重大问题。而郭春林(同济大学)则通过重读高晓生的作品，呼应了“赵树理难题”，由此展开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承续与变异的思考。
作为理解社会主义经验的关键，倪文尖提出的“新人”问题引起了众多与会学者的讨论。王鸿生(同济大学)认为，“人”的概念不是凝固的，而是被生产的，“人”是相互定义的，不能单独自我定义，特定的社会会产生特定的人的预设，这一点已为社会学界所普遍接受。王鸿生同时建议将这样的问题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来。王晓
研讨会由六场大会发言和两场圆桌会议组成，主要围绕“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提高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能力”这一瓶颈问题展开，在试图整合两个“三十年”的前提下，一方面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劳动”、“新人”等一些重要概念，试图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的独特经验，并探讨其在当下中国有无被激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聚焦了“后三十年”全球资本主义、图像意识形态、地方经验的变化给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试图借助跨学科的方法扩展与重构“文学”的概念，寻求文学与当下现实对话的新的资源与路径。
现实主义：困境·活力
“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无法绕开的重要文学命题。在当代文学普遍无法有力回应当下现实的今天，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重塑现实的思考。与会学者因此不仅分析了现实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而且也探讨了文学应该如何借助现实主义的路径回应现实的种种可能。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会议伊始，就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概念“自我”的反思直指其不足：即中国文学在心理刻画的深度方面做得不够，不仅自我审视欠缺，也因为自我过度扩张而不能以无我的精神来观察世界，外界事物只在成为自我的投射时才具备意义，这就导致了自我的美化和单一化。这一中国文学的不足在当代文学里面也有延续。他指出只有加强自我审视，作家或批评家在重构外部世界时才会更有批判力度。
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被当代文学史忽略的作家王林及其作品《腹地》的分析，指出《腹地》的创作所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不是一种观念或写作程式的逻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拒绝先验的观念，而按照自己的观察与体验不断“旁生枝节”，最终完成了生动可感的艺术作品。但当时的批评界恰恰是被后一种逻辑所支配，因此小说刚一出版，即引起巨大的批判。她认为两种创作逻辑的冲突背后是“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而《腹地》无疑对左翼文学之后的写实小说观念做了重要的补充与修正。
李海霞(上海大学)以当代作家路内小说创作为个案，反思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困境：一是在当今生活世界碎片化、生活意义多元化的语境下，现实主义已经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严肃性与史诗性；二是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情感结构在整个社会弥散开来，现实主义写作由此变得琐碎与平庸。她认为现实主义必须要创造出足以抵制这一情感结构的美学形式来，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倪伟(复旦大学)认为，今天现实主义的困境除了上述原因外，作家缺乏一定的认知水平和雄心也是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世界，而没有真正地进入到生活当中来。
王光东(上海大学)在集中阅读了2001年以来的《小说选刊》后注意到，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地方韵味”有着明显的弱化，他认为作家在运用文学语言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语言的审美性把握方面，而语言审美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地方韵味”，因而他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能否切实表达“地方经验”表示了担忧。
梁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朱康(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与“80年代”、“90年代”的关系，在世界／本土、精英／民间、民族主义／后殖民等多重关系中，讨论了当代诗歌理解的分歧与如何打开新的认识维度的问题。刘艳(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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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则提出了立足于“当代性”来把握当代文学多种面向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劳动·新人
如何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热点之一。这一研究热点的兴起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唐小兵主编《再解读》一书的出版。“再解读”的思路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纳入到“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打开研究空间。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海外汉学”的思路在打开的同时所显现出来的遮蔽性，于是如何在对“再解读”的“再解读”上，开拓出新的思想学术生长点，成为此次会议与会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认为《“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是一种症候，指向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合作化”作为一种新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如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旧习惯。他指出，两者的矛盾表明中国农村的问题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既要求集体化，又追求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而“赵树理难题”在今天依然有意义。
朱羽(上海大学)则将“美学讨论”置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群众文艺实践和政治经济转型的“上下文”中来加以讨论，试图呈现的依然是劳动问题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指出围绕着劳动美所展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正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当下学界更为有力的回应。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解读《千万不要忘记》剧本来讨论“改造人心”与“社会主义新人”呈现的难度。他指出唐小兵的相关解读认同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性，即以私我通过交换形成市场的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倪文尖认为这套方案是需要反思的，他提出了“改造人心”的重要性——既然人心是历史构成的，那也意味着改造人心就是可能的；我们不能将80年代之后形成的“人”及“人心”的概念普遍化和真理化，而需要在反思基础上，寻找到新的解释“人”及“人心”的资源，才能回应当下现实的危机。
张炼红(上海社会科学院)通过对《窦娥冤》、《李慧娘》等鬼戏改造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所指向的关于如何重塑国家理想和人体，以及如何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和道德等重大问题。而郭春林(同济大学)则通过重读高晓生的作品，呼应了“赵树理难题”，由此展开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承续与变异的思考。
作为理解社会主义经验的关键，倪文尖提出的“新人”问题引起了众多与会学者的讨论。王鸿生(同济大学)认为，“人”的概念不是凝固的，而是被生产的，“人”是相互定义的，不能单独自我定义，特定的社会会产生特定的人的预设，这一点已为社会学界所普遍接受。王鸿生同时建议将这样的问题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来。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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