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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语境，文化人类学视野，田野调查方法，使《羌山采风录》不单纯是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它是万光治先生及其学术团队试图通过多年的努力，建立以民歌为载体的民俗博物馆的最初实绩。它显然是一部独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民族志。
2004年孟春，万光治先生做出惊人之举，决定成立研究机构，开展民歌“拯救行动”。那时，他已年届花甲，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汉赋研究上卓然一家，已然功成名遂，本可就此逍遥，做闲云野鹤，或继续既有学术的他，居然另有境界，新辟蹊径，要爬山涉水，走村窜户，摄录民歌，抢救文化遗产。当时，我在为他的超凡举动感到震惊之余，找到了三个似乎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是受到古代文学的启示?中国古代有两次组织的大规模民歌采集活动，一次是周代，另一次在汉代，《诗经》和大量的“乐府诗集”作为这两次采集活动的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万光治先生是汉代文学专家，势必受其影响，将目光自觉投向孕育经典文学的母体一一辽远深阔的民间及其深厚瑰丽的民歌。也许在万光治先生看来，对民间的一次深入，对民歌的一次直逼和体验，想必会带来对整个中国文学认知的某种升华?二是受到文人采风传统的启发?在民歌的搜集上，古代中国，除以郭茂倩、杨慎、史梦兰、杜文澜等为代表的文人，网络前代史料，编集《乐府诗集》、《风雅逸篇》、《古今风谣》等歌谣集外，还有冯梦龙、李调元、郑旭旦等亲自到民间采集口头歌谣的传统，其所辑录的《山歌》、《粤风》、《天籁集》等，至今是中国音乐史、文化史的瑰宝。万光治先生学问好，喜欢音乐，尤其偏好民歌。出于对民歌的深厚感情，他是要做一次冯梦龙?三是受北师大学统的感召?一代学术大师、中国当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歌谣的重视和贡献，是北师大学术传统的重要一脉。万光治先生早年曾求学于此，受其耳濡目染，难道早有此志，而终有此举?
六年过去了，当读完这本《羌山采风录》后，我一方面为我的三点推论“沾沾自喜”。万光治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的确秉承了上述“传统”和“学统”。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了万光治先生如何在以往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突破，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使传统的“采风”焕发出时代的光彩和崭新的生命力，具有了超出前人的学术品质和当代的学术高度。
《羌山采风录》的学术价值首先在非同寻常的“实录”。而“实录”又首先是一种学术精神、学术立场，然后才是一种学术行为。置于复杂诡异的社会情势之中，“实录”谈何容易，又如何可能?被班固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的范睢入秦、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韩信请为检测齐王等篇，仍被杨周翰先生认为是一些“死无对证”的事。中国最早有组织的民歌采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目的在观风俗、知厚薄、举贤才、治天下，民间歌谣成为统治者政教善恶的一面镜子。即便如冯梦龙等看似纯粹的文人采风活动，也并非如后人所追忆的那般“浪漫”、“逍遥”和“审美”，所谓“浪荡忘形骸，觞咏托心理。石上听山歌，当堤候月起”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想象，其民歌搜集与整理中的教化痕迹，依然斑斑可见。20世纪以降，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宰制下的政治、、道德等对民歌采集的掣肘勿容争辩。那些虽也是田野调查所得的民歌，其“实录”只是特定意义上的修辞。或许，正是基于对前此民歌搜集整理的清醒认识，以及当下某种文化语境的适度宽松，《羌山采风录》才在“实录”精神的贯彻上着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表现出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万光治先生在本书序的开篇即指出，古代民歌产生于民间，“然而与文人的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经有意地删削或无意地忽略，仍有更多的民歌处于自然状态，被任其自生自灭。”“尚有更多的民歌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从此无法觅回。”避免因各种因素“有意地删削或无意地忽略”，觅回散落在历史长河中处于自然状态、自生自灭的民歌，就成为《羌山采风录》的立意。其立意之所以超出前人，就在于其目光越出意识形态、越出正统和中心、越出某种预设的观念，直接抵达原生态的民间，尤其是那些被抛弃、被遗忘、被阉割的、活力四射的边缘民间，从而使本书的“‘实录”尽可能通往“客观”与“中立”，使资料的可靠性建立在坚同的磐石上，同时又尽可能填补了那些素被拒斥和遮蔽的“民歌飞地”。这一看似朴素的“实录”立意背后，是居于当代思想高度的学术视野，即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中心、文化霸权的抵制，以及渴望由此达成各种文化间和谐对话、共谋发展的良苦用心。
支撑，或者说实现《羌山采风录》如此“实录”立意的，是本色的田野调查，是“必录”、“不录”、“摄录”和“刻录”，以及按空间分布和采风时间顺序安排的编辑体例。对于本书辑录的每首民歌，万光治先生及其学术团队都必亲往、亲见、亲闻、亲记，不顾山高路险和多次往返的艰辛。一切道听途说和文字记载都不足为据。自2004年到2007年，他们多次赴平武、北川、茂县、松潘、汶川、理县等羌族聚居区，摄录羌族原生态民歌221首。汶川大地震后，他们又怀抱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艰难地行走在几遭灭顶之灾的羌族文化废墟上，补充采集民歌56首。书中所录的277首羌族民歌，全是他们田野采集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他们坚持“有曲必录”的原则。这一方面是为了羌族民歌的“抢救与保存”，另一方面则是摒弃了庸俗社会进化论和简单的文明与愚昧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对民歌及其内容的粗暴取舍。但对于那些已有“人为”痕迹，做过充分“准备”，带有“作秀”或“表演”性质的所谓民歌，他们又坚守“不录”的原则。总之，让每一首原生态的民歌如其所是地呈现，成为他们工作的最高原则。而先进的“摄录”和“刻录”技术的运用，又弥补了以往民
《羌山采风录》采取按空间分布和时间顺序排列的编辑体例，即“全书以县为序，编排目录。每县之下，以采录时间为序，编排歌曲”这一看似“偷懒”和有些“流水账”式的做法，其实是贯彻“实录”精神的又一有效措施。“鲁、郭、茅、巴、老、曹”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单章论列，徐志摩、戴望舒诗写得再好，也只能在节中出现。书的编辑体例、章节安排从来就不是什么小事，而是话语权力的分配，是作者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再生产。《羌山采风录》的“时空”架构，巧妙地避开了对277首民歌的各种人为的分类，将编者的主观色彩降至最低，以便使“实录”精神贯彻到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时间”和“空间”更为客观公正的了。
2004年孟春，万光治先生做出惊人之举，决定成立研究机构，开展民歌“拯救行动”。那时，他已年届花甲，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汉赋研究上卓然一家，已然功成名遂，本可就此逍遥，做闲云野鹤，或继续既有学术的他，居然另有境界，新辟蹊径，要爬山涉水，走村窜户，摄录民歌，抢救文化遗产。当时，我在为他的超凡举动感到震惊之余，找到了三个似乎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是受到古代文学的启示?中国古代有两次组织的大规模民歌采集活动，一次是周代，另一次在汉代，《诗经》和大量的“乐府诗集”作为这两次采集活动的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万光治先生是汉代文学专家，势必受其影响，将目光自觉投向孕育经典文学的母体一一辽远深阔的民间及其深厚瑰丽的民歌。也许在万光治先生看来，对民间的一次深入，对民歌的一次直逼和体验，想必会带来对整个中国文学认知的某种升华?二是受到文人采风传统的启发?在民歌的搜集上，古代中国，除以郭茂倩、杨慎、史梦兰、杜文澜等为代表的文人，网络前代史料，编集《乐府诗集》、《风雅逸篇》、《古今风谣》等歌谣集外，还有冯梦龙、李调元、郑旭旦等亲自到民间采集口头歌谣的传统，其所辑录的《山歌》、《粤风》、《天籁集》等，至今是中国音乐史、文化史的瑰宝。万光治先生学问好，喜欢音乐，尤其偏好民歌。出于对民歌的深厚感情，他是要做一次冯梦龙?三是受北师大学统的感召?一代学术大师、中国当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歌谣的重视和贡献，是北师大学术传统的重要一脉。万光治先生早年曾求学于此，受其耳濡目染，难道早有此志，而终有此举?
六年过去了，当读完这本《羌山采风录》后，我一方面为我的三点推论“沾沾自喜”。万光治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的确秉承了上述“传统”和“学统”。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了万光治先生如何在以往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突破，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使传统的“采风”焕发出时代的光彩和崭新的生命力，具有了超出前人的学术品质和当代的学术高度。
《羌山采风录》的学术价值首先在非同寻常的“实录”。而“实录”又首先是一种学术精神、学术立场，然后才是一种学术行为。置于复杂诡异的社会情势之中，“实录”谈何容易，又如何可能?被班固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的范睢入秦、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韩信请为检测齐王等篇，仍被杨周翰先生认为是一些“死无对证”的事。中国最早有组织的民歌采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目的在观风俗、知厚薄、举贤才、治天下，民间歌谣成为统治者政教善恶的一面镜子。即便如冯梦龙等看似纯粹的文人采风活动，也并非如后人所追忆的那般“浪漫”、“逍遥”和“审美”，所谓“浪荡忘形骸，觞咏托心理。石上听山歌，当堤候月起”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想象，其民歌搜集与整理中的教化痕迹，依然斑斑可见。20世纪以降，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宰制下的政治、、道德等对民歌采集的掣肘勿容争辩。那些虽也是田野调查所得的民歌，其“实录”只是特定意义上的修辞。或许，正是基于对前此民歌搜集整理的清醒认识，以及当下某种文化语境的适度宽松，《羌山采风录》才在“实录”精神的贯彻上着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表现出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万光治先生在本书序的开篇即指出，古代民歌产生于民间，“然而与文人的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经有意地删削或无意地忽略，仍有更多的民歌处于自然状态，被任其自生自灭。”“尚有更多的民歌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从此无法觅回。”避免因各种因素“有意地删削或无意地忽略”，觅回散落在历史长河中处于自然状态、自生自灭的民歌，就成为《羌山采风录》的立意。其立意之所以超出前人，就在于其目光越出意识形态、越出正统和中心、越出某种预设的观念，直接抵达原生态的民间，尤其是那些被抛弃、被遗忘、被阉割的、活力四射的边缘民间，从而使本书的“‘实录”尽可能通往“客观”与“中立”，使资料的可靠性建立在坚同的磐石上，同时又尽可能填补了那些素被拒斥和遮蔽的“民歌飞地”。这一看似朴素的“实录”立意背后，是居于当代思想高度的学术视野，即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中心、文化霸权的抵制，以及渴望由此达成各种文化间和谐对话、共谋发展的良苦用心。
支撑，或者说实现《羌山采风录》如此“实录”立意的，是本色的田野调查，是“必录”、“不录”、“摄录”和“刻录”，以及按空间分布和采风时间顺序安排的编辑体例。对于本书辑录的每首民歌，万光治先生及其学术团队都必亲往、亲见、亲闻、亲记，不顾山高路险和多次往返的艰辛。一切道听途说和文字记载都不足为据。自2004年到2007年，他们多次赴平武、北川、茂县、松潘、汶川、理县等羌族聚居区，摄录羌族原生态民歌221首。汶川大地震后，他们又怀抱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艰难地行走在几遭灭顶之灾的羌族文化废墟上，补充采集民歌56首。书中所录的277首羌族民歌，全是他们田野采集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他们坚持“有曲必录”的原则。这一方面是为了羌族民歌的“抢救与保存”，另一方面则是摒弃了庸俗社会进化论和简单的文明与愚昧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对民歌及其内容的粗暴取舍。但对于那些已有“人为”痕迹，做过充分“准备”，带有“作秀”或“表演”性质的所谓民歌，他们又坚守“不录”的原则。总之，让每一首原生态的民歌如其所是地呈现，成为他们工作的最高原则。而先进的“摄录”和“刻录”技术的运用，又弥补了以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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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采集，诸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等“未能借助音像的手段，保存歌手的演唱原貌”以及“现场感和真实感”的遗憾，使《羌山采风录》实现了“文字”与“音像”，“历史”与“现场”的永久性共存，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与互证。《羌山采风录》采取按空间分布和时间顺序排列的编辑体例，即“全书以县为序，编排目录。每县之下，以采录时间为序，编排歌曲”这一看似“偷懒”和有些“流水账”式的做法，其实是贯彻“实录”精神的又一有效措施。“鲁、郭、茅、巴、老、曹”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单章论列，徐志摩、戴望舒诗写得再好，也只能在节中出现。书的编辑体例、章节安排从来就不是什么小事，而是话语权力的分配，是作者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再生产。《羌山采风录》的“时空”架构，巧妙地避开了对277首民歌的各种人为的分类，将编者的主观色彩降至最低，以便使“实录”精神贯彻到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时间”和“空间”更为客观公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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