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然而他的大名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上世纪他同之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却不完全在于他学术上的成就。
1918年，梁漱溟同在北京大学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漱溟”是他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他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梁漱溟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3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学说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作了大胆预言，并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交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成了杨家的常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了梁漱溟与初识的机会。
是1918年初到北京找工作的，经同乡杨怀相似度检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他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寒暄，但他始终没有询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一代伟人的。当然早就从杨怀中那里知道这位来客的尊姓大名，并且常常被他言谈话语中表现出的睿智和博学所折服，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20年后梁漱溟赴延安拜访时，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的一番话，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沉睡的记忆，他忙不迭地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温暖如春，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梁漱溟是一位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从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去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上世纪20年代末，梁漱溟曾醉心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为将这一农村改革的理念付诸实施，他竟不惜辞去北大的教职，奔赴广东、河南和山东各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试验，时间长达10年之久。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邀梁去南京的电报。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也只顾自己逃难，甚至还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的领袖如、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的延安，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的念头。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提出。蒋同意了，方面也表示欢迎。几天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时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很暖和。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在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领袖讨教来的。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乎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需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这一番头头是道、入情入理的讲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
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紧接着，十分详
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乃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是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你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接着他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只有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建立未来美好的新中国。对于的这番理论，梁漱溟有着不同的看法，既然是老朋友之间无拘束的交谈，他也就直言不讳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明显、贵贱悬殊；而中国则不同，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且上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说明中国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而且也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
梁漱溟见没有插话，就继续说下去，“要建设新中国，我认为要从‘本位’、‘职业分途’8个字入手。所谓‘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自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梁漱溟的这一番高谈阔论显然不同意，他说：“梁先生，你这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要知道，中国还有和现代社会发展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
这时梁漱溟站起来争辩道：“毛先生，你只强调一般性，而忽视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是在这里。”
就这样，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逝世10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朝气蓬勃，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领袖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10多年后，梁漱溟与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周恩来之邀，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194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一时间，由于国共两大党的合作以及其他各党各派的努力，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等几乎都谈到了。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如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几党派，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攻我，我揭你，你不行就我上台。仿佛中国的前途就寄托于欧美式的两党制的政治制度了。
梁漱溟在年青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特别是对于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产生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想到了，能不能到延安去向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也可立此存照。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已过去8年了。多么不寻常的8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8年前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找10位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
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的情势很好，国、共领袖先生和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反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人，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产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8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之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进行建设。但却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了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的，别无他法。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等10位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相视而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梁漱溟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对笔者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为首的中国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梁漱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是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的日子，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主席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主席走到梁的座席前，见梁吃餐也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家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10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已在院里迎梁了。同在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室彼此一番寒暄之后，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最后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梁漱溟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晚饭以后，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的盛情，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3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和山东的谭启龙都会见过梁漱溟，东北的高岗、林枫等人也会见了他，并征求梁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主席先吃。于是，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9月间？
同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
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提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
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
晚饭后就转过来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了，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那也好。”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
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
即说：“为使您的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您到颐和园里暂住，您就在家等讯吧。”
不久，统战部的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秋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1951年春，梁漱溟醒悟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去看看土改。正值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告辞。章走后，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
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了。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那都不好。”
梁说到此，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
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从这之后，与梁漱溟的交往日渐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即有一次晤谈，谈论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话的气氛从来都是坦诚而从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交往没有持续多久，只因后来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二人意见分歧而引发公开冲突，竟使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1986年，94岁高龄的梁漱溟，深深为自己当年的过失而断送了他同的友谊和交往，感到十分痛心和悔恨……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请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9月9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抢先发言，对周总理的报告深表赞同，并谈了自己学习后的几点体会。当天下午是大会发言，梁漱溟所在小组召集人在会上汇报本组讨论情况时，谈到了梁在组里的发言。会后周恩来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会上把他的意见讲一讲。梁当即答应下来，并连夜作了认真的准备。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走上大会讲台，谈了他对贯彻执行总路线的3点意见，大意是：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还要注意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对此也应列入国家计划。二是完成国家建设计划，靠的是广大群众，因此要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工业建设可依靠工会组织，发展农业应依靠农会。但农会土改后已作用渐微，只好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而目前乡村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很多，须多下工夫教育。三是关于农民问题。进城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那天的会议，没有在场，但梁漱溟在会上的发言，却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引起了他的警觉和不满。认为梁的言论有悖于总路线的宗旨，而且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政府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上，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讲这番话时，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溟心里明白，的批评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是他昨天的发言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更谈不上破坏工农联盟，他只是应周总理之邀，在会上说了几句心里话，提几点意见而已。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凭着多年老朋友的关系，他要当面找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提笔给写了一封信，一是指出的批评不妥，请予以收回；二是他愿当面向复述他发言的内容，以消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场上将信直接交给，答应晚上找他谈话。这天晚上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二人见面时，离晚会开始只剩下20多分钟。急于要澄清问题的梁漱溟见时间不多，便不及细谈直接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而则坚持梁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言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最后不欢而散。
桀骜不驯的梁漱溟不肯就此罢休，9月16日再次登上大会讲台为自己申辩，遭到了周恩来和的严厉批判。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联系历史的许多事实，指出“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不时插话，指责梁“反动透顶”，是“伪君子”、“野心家”，是“以笔杆子杀人”等。对于、周恩来的批判，梁漱溟心里不服气，在9月18日大会上发言时，他仍继续为自己的历史和言论辩解，正在气头上的，自然也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几句。这时，与会人员再也无法容忍梁当众顶撞领袖的举动，在一片反对声和谴责声中，梁漱溟最终被赶下了台。
自此以后，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请了长检测，在家闭门思过，认真反省。其间，他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照发不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不过却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参加也是一言不发。正因如此，1957年开展“反”斗争时，他躲过了一劫，没有划为“”。但是，他同几十年的交往，也就从此结束了。
30多年后的1986年，当有人重新提起1953年这段往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深深为自己当年的过失而断送了他同的友谊和交往，感到十分痛心和悔恨，他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已经故去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梁漱溟对的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领袖，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悼念的日子里，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这也体现出梁漱溟与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毕竟，梁漱溟同有长达几十年的交往；毕竟，二人都有为国为民的初衷；毕竟的伟大政治家品格令梁漱溟佩服。这是二人能保持数十年友谊的基础。
1918年，梁漱溟同在北京大学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漱溟”是他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他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梁漱溟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3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学说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作了大胆预言，并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交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成了杨家的常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了梁漱溟与初识的机会。
是1918年初到北京找工作的，经同乡杨怀相似度检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他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寒暄，但他始终没有询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一代伟人的。当然早就从杨怀中那里知道这位来客的尊姓大名，并且常常被他言谈话语中表现出的睿智和博学所折服，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20年后梁漱溟赴延安拜访时，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的一番话，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沉睡的记忆，他忙不迭地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温暖如春，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梁漱溟是一位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从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去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上世纪20年代末，梁漱溟曾醉心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为将这一农村改革的理念付诸实施，他竟不惜辞去北大的教职，奔赴广东、河南和山东各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试验，时间长达10年之久。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邀梁去南京的电报。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源于：论文结论范文www.udooo.com
，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也只顾自己逃难，甚至还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的领袖如、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的延安，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的念头。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提出。蒋同意了，方面也表示欢迎。几天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时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很暖和。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在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领袖讨教来的。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乎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需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这一番头头是道、入情入理的讲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
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紧接着，十分详
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总结www.udooo.com
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令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乃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是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你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接着他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只有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建立未来美好的新中国。对于的这番理论，梁漱溟有着不同的看法，既然是老朋友之间无拘束的交谈，他也就直言不讳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明显、贵贱悬殊；而中国则不同，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且上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说明中国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而且也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
梁漱溟见没有插话，就继续说下去，“要建设新中国，我认为要从‘本位’、‘职业分途’8个字入手。所谓‘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自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梁漱溟的这一番高谈阔论显然不同意，他说：“梁先生，你这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要知道，中国还有和现代社会发展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
这时梁漱溟站起来争辩道：“毛先生，你只强调一般性，而忽视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是在这里。”
就这样，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逝世10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朝气蓬勃，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领袖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10多年后，梁漱溟与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周恩来之邀，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194
源于：标准论文格式www.udooo.com
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一时间，由于国共两大党的合作以及其他各党各派的努力，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等几乎都谈到了。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如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几党派，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攻我，我揭你，你不行就我上台。仿佛中国的前途就寄托于欧美式的两党制的政治制度了。
梁漱溟在年青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特别是对于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产生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想到了，能不能到延安去向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也可立此存照。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已过去8年了。多么不寻常的8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8年前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找10位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
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的情势很好，国、共领袖先生和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反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人，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产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8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之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进行建设。但却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了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的，别无他法。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等10位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相视而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梁漱溟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对笔者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为首的中国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梁漱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是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的日子，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主席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主席走到梁的座席前，见梁吃餐也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家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10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已在院里迎梁了。同在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室彼此一番寒暄之后，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最后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梁漱溟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
怎么写论文www.udooo.com
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就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梁漱溟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晚饭以后，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的盛情，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3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和山东的谭启龙都会见过梁漱溟，东北的高岗、林枫等人也会见了他，并征求梁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主席先吃。于是，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9月间？
同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
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提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
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
晚饭后就转过来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了，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那也好。”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
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
即说：“为使您的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您到颐和园里暂住，您就在家等讯吧。”
不久，统战部的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秋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1951年春，梁漱溟醒悟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去看看土改。正值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告辞。章走后，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
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了。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那都不好。”
梁说到此，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
源于：标准论文格式范例www.udooo.com
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从这之后，与梁漱溟的交往日渐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即有一次晤谈，谈论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话的气氛从来都是坦诚而从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交往没有持续多久，只因后来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二人意见分歧而引发公开冲突，竟使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1986年，94岁高龄的梁漱溟，深深为自己当年的过失而断送了他同的友谊和交往，感到十分痛心和悔恨……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请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9月9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抢先发言，对周总理的报告深表赞同，并谈了自己学习后的几点体会。当天下午是大会发言，梁漱溟所在小组召集人在会上汇报本组讨论情况时，谈到了梁在组里的发言。会后周恩来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会上把他的意见讲一讲。梁当即答应下来，并连夜作了认真的准备。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走上大会讲台，谈了他对贯彻执行总路线的3点意见，大意是：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还要注意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对此也应列入国家计划。二是完成国家建设计划，靠的是广大群众，因此要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工业建设可依靠工会组织，发展农业应依靠农会。但农会土改后已作用渐微，只好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而目前乡村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很多，须多下工夫教育。三是关于农民问题。进城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那天的会议，没有在场，但梁漱溟在会上的发言，却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引起了他的警觉和不满。认为梁的言论有悖于总路线的宗旨，而且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政府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上，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讲这番话时，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溟心里明白，的批评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是他昨天的发言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更谈不上破坏工农联盟，他只是应周总理之邀，在会上说了几句心里话，提几点意见而已。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凭着多年老朋友的关系，他要当面找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提笔给写了一封信，一是指出的批评不妥，请予以收回；二是他愿当面向复述他发言的内容，以消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场上将信直接交给，答应晚上找他谈话。这天晚上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二人见面时，离晚会开始只剩下20多分钟。急于要澄清问题的梁漱溟见时间不多，便不及细谈直接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而则坚持梁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言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最后不欢而散。
桀骜不驯的梁漱溟不肯就此罢休，9月16日再次登上大会讲台为自己申辩，遭到了周恩来和的严厉批判。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联系历史的许多事实，指出“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不时插话，指责梁“反动透顶”，是“伪君子”、“野心家”，是“以笔杆子杀人”等。对于、周恩来的批判，梁漱溟心里不服气，在9月18日大会上发言时，他仍继续为自己的历史和言论辩解，正在气头上的，自然也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几句。这时，与会人员再也无法容忍梁当众顶撞领袖的举动，在一片反对声和谴责声中，梁漱溟最终被赶下了台。
自此以后，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请了长检测，在家闭门思过，认真反省。其间，他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照发不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不过却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参加也是一言不发。正因如此，1957年开展“反”斗争时，他躲过了一劫，没有划为“”。但是，他同几十年的交往，也就从此结束了。
30多年后的1986年，当有人重新提起1953年这段往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深深为自己当年的过失而断送了他同的友谊和交往，感到十分痛心和悔恨，他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已经故去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梁漱溟对的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领袖，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悼念的日子里，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这也体现出梁漱溟与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毕竟，梁漱溟同有长达几十年的交往；毕竟，二人都有为国为民的初衷；毕竟的伟大政治家品格令梁漱溟佩服。这是二人能保持数十年友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