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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语境关联—顺应方式下翻译中语境调整理由

收藏本文 2024-03-01 点赞:9413 浏览:34555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本文通过关联论和顺应论模式下的语境调整对比问题,比较分析语境的重要作用,以及译者作为相似度检测在语境调整中的重要角色扮演,提出一种关联—顺应的模式来指导翻译中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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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调整问题。后现代视角下的无中心、边缘化和解构主义思想将翻译研究标准问题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强调语境调整下的动态性的重要性,提出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标准的规范。通过论述得出启示:翻译标准是动态的。译者地位的提升,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标准的动态性。从语境调整角度谈翻译问题,既承认标准的存在,又照顾到语境调整问题,两者需要共同作用互相平衡。
关键词:语境调整 关联论 顺应论 翻译标准
一、引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研究角度、研究侧重点各异。追溯语言学和西方译论的发展,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相结合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当然语言学传统下的翻译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值得我们关注。语用学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语用学翻译研究尽力平衡了翻译中各方面的因素。曾文雄(2007)指出,翻译研究转向了理往的动态语用解释层面,把翻译研究归结到哲学、翻译交往过程、翻译本质回归、语言使用的本质和价值研究。语用原则的功能主要是解释性的,其研究应注重结合语境考察交际双方遵守或违反语用原则的内在动机和终极原因,属于动态性的研究。Ernst-August Gutt(1991)提出了关联论的翻译观。Leo Hickey 汇编的《语用学与翻译》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语用学对翻译问题的制约与影响。国内学者何自然、钱冠连、赵彦春、曾文雄以及李菁都对语用学翻译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研究角度和见解。
“语境”是语言学和语用翻译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系统语用学理论产生之前,语境问题就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关注。1923年马林诺维斯基(Malinowski,1923)首次创造并使用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一词,之后,弗斯(Firth, 1964)又加入了社会语境的概念。海姆斯(Hymes, 1972)提出语境要素包括话语参与者、话题、背景、交际渠道、语码、信息形式和交际事件等。80年代,托马斯(Thomas,1995)提出把语用学定义为动态语境意义的研究。现如今“语境”一词已经运用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格特(Gutt,2004)在《翻译与认知:关联与语境》中率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并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翻译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绝对离不开语境和对语境的研究。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语境在语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就需要正确把握其在一些重要且特定的语用原则指导下的适当诠释。例如现代语用学的核心理论、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以及后来的关联理论和维索尔伦的语用顺应论。翻译中的语境调整问题不仅涉及翻译中的多方面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语用学理论和原则的方方面面。
鉴于语境对于语篇的调控能力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更加注重语境调整以及某些特定翻译下语境调整(contextual adjustment)的度的问题。语境调整的限度问题同样能为翻译标准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语境”正是为翻译和语用学之间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合点和平台,从而更好地利用语境调整使目标语译文效果最大化。

二、关联理论与顺应论对翻译中语境调整的解释

(一)关联理论与语境调整

Sperber and Wilson的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交际模式,提出话语的产生和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根据薄振杰、孙迎春(2007),从1999 到2005年,国内共发表94篇关联翻译理论有关论文。研究范围涉及20多个大大小小的课题,所有这一切大大推动了国内的关联翻译研究。概括而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联理论的翻译解释力;

2.关联翻译推理模式的建构;3.关联翻译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从本质上看,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关联论就是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跨语言的明示—推理过程,从而提供译文最佳的语境效果。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称为“语境检测设”,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认知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过程涉及的情景知识、上下文知识和背景知识三个语用范畴。翻译过程中,译者是整个翻译语境中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似度检测。为了使得交际成功,译者需要考虑的是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关联论的翻译观要求译者对原作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然后结合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对这一语境做出合理的调整,不断进行关联优化,从而得出最大的语境效果。
为了达到译文的关联对等,译者必须进行语境调整。关联理论将语境调整看成是译者产生关联性翻译的手段,这种关联性的语境调整会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译者在译文中展现的内容包含新旧两方面的信息。旧信息源于原文作者,而新信息来自译者对于文本的语境调整。译者利用从原文本获得的最大关联检测设来帮助自己实现语境调整,从而使译文读者利用最小力度最大限度处于调整后的语境关联中。译者的任务就是在一定的交际目的下决定什么样的语境调整、什么限度的语境调整在特定文本中的使用。译者在语境调整中肩负着两个主要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译文读者理解文本时所付出的努力,最大程度地增加译文的语境效果。同时,译文读者需要自身的一系列语境检测设来处理译者建立起的检测设,并从两种检测设过程的互动中得出最佳语境效果,从而更好地理解译文文本。
西方翻译界第一个将关联理论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学者是Ernst-August 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兼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Gutt提出:翻译是一种研究交际行为,是一种推理过程,不仅涉及语码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过程,其中推理的依据便是——关联性。对于关联理论下翻译中的语境调整问题,Gutt认为,当关联性不足以满足译文读者时,语境调整应起到合理的作用。当预测到脱离语境或者语境误读情况可能产生时,译者应该寻求一定调整策略和附加的手段来帮助译文读者拓宽认知语境知识,从而克服其所谓的“二手交流情景”(secondary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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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应论与语境调整

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诠释》中提出了语用综观的研究框架和顺应论的视角。根据Verschueren的观点, 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Verschueren,1999:55~56)。语言具备三个特征: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同一切其他交际活动一样,翻译的过程,可描述为译者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上为适应交际活动的需要而不断进行言语选择的过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体现于译者与原文、译文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曹群英(2007)认为:顺应论对翻译的解释力体现在三个方面:译文语言的选择在于顺应不同的语境;译语的词汇、句式、语篇等层面的选择是顺应意义的生成;一切翻译的过程都是动态顺应的过程。
语言顺应论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其中,语境不是静态存在的,而是动态生成的过程。语境关系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顺应。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等因素。语言使用者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 而且也并不限于谈话双方,还包括与谈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语言语境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上下文。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篇内衔接;篇际制约;线性序列。
维索尔伦针对适应性的语境相关成分、语境生成的过程及语境调控(contextual manipulation)作出了论述。根据维索尔伦,语用学研究中的语境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因而语境在不同方面受到限制。语言使用者总是具有着一些超常的,出于心智空间的语境调控能力,尽管他提出有一部分语境无需“调动”就能产生应有的关联性。根据维索尔伦的观点,语境会顺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交际者和参与者在言语交际中的能动作用。投射于翻译活动,整个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不仅能够能动地顺应语境,而且能够根据语境进行恰当调整,或者进行“语境调控”。
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选择将会面临众多的可能性,那什么限度和标准的语境调整才是合适的呢?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过程牵涉了比单纯的语内交际活动更复杂的变量和因素,其中,译者承担了语境调动和调整的任务。翻译目的、顺应内容以及方法手段的选择等各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也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译者应该运用语境动态顺应理论去洞悉话语的语用含义,灵活变通,以便生成准确自然的译文,使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地明白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翻译中的语用等值。

三、几点思考

(一)两种模式下翻译的语境调整对比及译者的地位

尽管给定的语境的定义不同,两种理论下的语境研究和语境调整都是动态研究。语境并不是在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都强调了语境中交际双方的能动性。落实到翻译活动中,关注语境中主体间性、文本间性等多元关系。关联论从认知角度来解释翻译行为,但忽略了交际规范和社会文化角度的因素。顺应论对于交际中参与者的认知意识程度没有很好的说明,但是能够从社会文化和语言选择的过程中审视语境。
两种模式下的译者一直处于翻译过程的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译者承担着关联顺应和语境调整的重任。译语正是这一关联顺应语言选择的产物。这其中的语境既是译者进行关联和顺应的依据和前提,同时也制约着译者关联顺应和语言选择的过程。

(二)一种关联与顺应相结合的关联—顺应模式

既然两种理论各有所长,一种关联与顺应相结合的关联—顺应模式应该用来指导翻译中的语境调整。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和解释性能为翻译中的很多问题提供答案。杨平(2001)在其文章《关联—顺应模式》中,在总结两种理论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顺应模式。他提出,按照关联—顺应模式,语言使用的过程是一个顺应关联的过程,即语言的选择和运用是说话人寻求关联顺应关联语境的过程(2001:25)。在应用研究方面,杨平只是提出这一模式可以为广告语或者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基础。笔者认为,在讨论翻译的语境调整问题时,关联—顺应模式应该成为调整的指导。语境成分的关联和动态顺应是翻译中语境调整的核心。
实际翻译操作中也有许多典型的例证。例如,对于一些新词新语和政治新闻报道英译时不应只简单地表达出其相应的概念语义,而应尽可能参照其相应的关联性因素,通过动态顺应不断进行语境调整。尤其是其社会文化语境内涵和语用含意,从而达到最佳语境调整和宣传效应。在2009年第2期《中国科技翻译》刊登的曾利沙《“不折腾”的语境内涵与英译》中,“不折腾”的译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连续引用三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确具有现实针对性,微妙贴切。下面列出几种相继出现的译法。
①记者招待会上翻译现场用汉语拼音“bu zhe teng”
②China Daily译为:“If we don’t sway back and forth,relax our efforts or get sidetracked.”
③don’t flip flop
④no self-inflicted setback
⑤no faith-wering,no effort-relaxation,and no self-defeating campaigns
文章对于“三不”的社会语境内涵、语用含意及修辞特征一一解读,并提供了恰当翻译。作者提出了几个关联内涵特征:“不折腾”体现了执政党对以往认识的纠偏性以及自我批评性。联系以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这是一种含蓄的反省和自我批评,具有警示与告诫的作用。三个“不”字同样体现了力度和语气的坚决。拼音形式和简单的字面翻译并不能使海外受众更好地理解。曾利沙认为:可以将其译为“no self-defeating campaigns”,有“不利于自己的,自作自受的,适得其反的”的意味。同时也符合领导人的身份、语气以及言外语用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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