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量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碳排放量联系实证址

摘要 本研究利用1978-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化率与碳排放之间在长期存在驱动关系，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当城市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量以1.61%的比率增加；②将高城市化率作为中国现代化标志，从而“大跃进”式地进行城市化运动将造成我国碳排放总量随城市化率的逐年提高而急剧增加，将有悖于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和阻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③碳排放量除受到当期城市化率水平的影响，还受到来自前期城市化率水平的累积影响，即前期城市化率水平体现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势必引起能源消耗的增加。从目前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结构的情况来判断，能源消耗的增加又与碳排放密切相关，前期城市化率对当期碳排放量水平的影响通过能源消耗的惯性体现出来。从而认为，若继续盲目地把高城市化率作为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将大幅度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对未来中国碳排放总量控制造成不利影响。中国需要谋求低碳城市化发展之路。
关键词 城市化； 碳排放； 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低碳发展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4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

3.04.009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快速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伴随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生的诸多环境问题中，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做出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承诺。这一方面是作为大国对环境问题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研究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探索城市化发展道路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寻求一条协调发展之路；并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定量观察，为中国未来碳排放总量控制提供可供参考的信息。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城市化率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首先，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然后，利用1978-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全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进行定量观察；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

1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城市化率与碳排放的研究非常活跃，国内外学者都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相关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多种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专门针对城市化率与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单纯因果分析，而将经济增长（如GDP指标）、能源消耗、居民收入、劳动力指标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对象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考察到众多因素对城市化或者碳排放的联合影响，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科学地反应了众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真实影响。但同时也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即研究对象增加，容易造成结果解释力降低，从而难以判断后续决策。另外，国内外学者在利用各国甚至全球数据，运用不同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如Dong和Yuan基于1989-2009年间的相关数据，利用Blanchard&Quah方法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做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呈倒驼峰型的关系，即U型关系，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城市化伴随着能源的节约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中国的碳减排在短期实际是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延缓城市化进程为代价的。与此相反，Zarzoso 和 Maruoti在研究了1975-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后，考虑不同国家的异质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与CO2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Poumanyvong 和 Shinji[3]认为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基础和富裕程度的影响，即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的关系也不同。该研究选取了99个国家30年的数据进行观察，发现城市化对能源消耗以及CO2排放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在低收入组国家中，城市化降低了能源消耗；而在中、高收入国家组中，城市化却增加了能源消耗。Hossain[4]依据1971-2007年间，新工业化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CO2排放、能源消耗、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城市化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认为在长期，所研究的各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在短期，变量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贸易开放程度增加引起CO2排放增加；经济增长引起能源消耗增加；贸易开放程度增加引起经济增长；城市化程度增高引起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增加引起城市化率提高。可以看出，城市化与CO2排放之间在短期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而在长期，通过对比以能源消耗为依据的CO2排放弹性系数发现：在新工业化国家，较高的能源消耗引起了CO2排放的增加，从而高耗能成为了CO2排放增加的罪魁祸首，而由于经济增长、开放的贸易以及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在长期看来，环境质量会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上升阶段。从中长期来看，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经济仍有惯性上升的趋势，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的限制。涂正革[5]根据我国30个省市地区要素资源投入、工业产出和污染排放数据，计算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并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我国区域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极不平衡，实现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必须进行工业经济结构的升级以及产权结构的改革。张红凤等[6]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环境规制绩效，认为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改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位置。并指出，要想改变单位产出能耗高、污染排放总量高而导致环境规制压力大的局面，还需要进行产业结构配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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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调整。此外，与中国相似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资源禀赋的约束，大多只能选择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又会造成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林伯强[7]通过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认为GDP是引导煤炭需求的原因，但煤炭需求不是引导GDP增长的原因，模拟得出的政策选择是工业结构的调整。Parikh & Shukla[8]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并针对如何避免城市化过程中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通过正确的技术设计降低燃料消耗以及降低能源强度系数进而实现能源节约；设计特别的政策引导城市向低能源强度的城市发展而不是一味的限制城市规模等。牛叔文等[9]以亚太地区8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了1971-2005年间能耗、GDP和CO2排放的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由于发达程度不同，碳排放基数和能源利用率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单位能耗和单位GDP的CO2排放较低，而发展中国家则较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我国应积极转换能源结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以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谋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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