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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历史视阈下华裔美国文学进展

收藏本文 2024-04-16 点赞:28999 浏览:13232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来都是紧密相关的,作为亚裔美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华裔美国文学比其他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肯定地说,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与美国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起其他国别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感受到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和中美关系的变迁息息相关。
实际上,“华裔美国文学”这个范畴非常复杂,涉及旅美华人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对华人身份、中华文化及美国文学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对自己身份独特的认定,而这种“身份研究”牵涉到文化、历史、文学、族裔、社会等更大的范畴。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华裔美国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历程。回顾“被遗忘的历史”,读者可以恢复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华人对美国建设所作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特殊性。
华裔美国文学是伴随着美国华人的移民历史生成和发展的。1840年代后期,美国通过墨美战争兼并大片墨西哥领土。为了开发这片庞大土地上的资源,美国需要建立现代工业,修建贯穿美洲大陆的大铁路,扩展海外贸易,因此需要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1848年1月24日加州萨克拉门托大峡谷发现黄金,消息很快传到香港,引起轰动。1850年,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大共和’客轮,满载2000名华工,由香港驶向旧金山,这是由中国直接赴美开采黄金的第一批规模较大的华工。”中国南方大批华人加入“淘金热”,使急于寻找劳工的美国资本家找到了机会。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在觊觎华工。而此时的中国刚刚遭受战争的惨败,流离颠沛的中国人自然就成了列强捕食的目标。
“有些西方史学家认为,华人去美国是出于经济原因,华人是自由人,正如欧洲移民一样。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了华人移民苦难而的历史本来面目。”早期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人口稠密、对西方有所了解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把美国加州称作金山,满怀希望挣够一笔积蓄和返家的路费锦归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是极端的和残酷的生存条件。继淘金热后,上万华工被以“猪仔”的方式贩卖到美国铁路公司,开始建造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铁路。“这条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工程异常艰巨,在修建过程中,华工们表现出色,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内华达山地奋战了三个寒暑,打通了这道天然屏障,又顶着内华达沙漠的酷暑,一直把铁路修到接轨处。”修建横贯铁路有几千华工丧生。“冬天他们就在冰天雪地里生活和工作,在内华达铺设铁轨,突然的雪崩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春天终于来到时,尸体就从融化的雪里裸露出来,和生前一样,手里还握着镐和锹,就像是他们苦难生活的冷冻见证。”
正是由于华工的辛勤劳作,才使加州迅速发展,成为美国的粮仓,但是记载经济发展的美国文献对此却只字不提。“1869年5月10日,两条铁路线正式在犹他州奥格登以北的普托蒙托利汇合。可是,在那张互相祝酒以庆祝铁路衔接的著名照片中,都看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
1869年,这项铁路工程完成后,大多数华人铁路工人被解雇,加之金矿开发殆尽以及70年代初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失去工作的华工只能从事餐饮、洗衣等苦力工作。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华人成了美国劳资矛盾的牺牲品,华人成了被敌视、排斥与暴力袭击的对象。排华情绪在70年始激化,并且以政府行为使其合法化(如加州宪法规定严禁任何公司雇佣中国人)。1880年,美国强迫清政府修改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要求中国政府限禁华工人美。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这个禁令持续了长达六十余年之久,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同时,《排华法案》断绝了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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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赴美和他们团聚的后路,使华人聚居地唐人街成为“孤岛”。华人不得与异族通婚的法令将华人处于自身消亡的境地。
美国华人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迫害以及印刻在心理上的伤痛恐怕太深,以至于在美国文坛几乎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华人表述的“失语”,无疑体现着美国政治“权力”的运作。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华裔写作绝非是个人行为,华裔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及其话语形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听到了他们极其微弱的声音。华裔美国文学是以美国华文文学开始的,它与许多口头文学开始的文学不同,如美国黑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一开始就以文字形式出现,但真正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还是20世纪初被扣留在天使岛的华人移民书写在墙上的华文诗歌,后被选出翻译成中英文对照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金山歌集》(Song of Gold Mountain)、《天使岛诗集》(Island: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等。女口果说《金山歌集》(两卷,1911,1915)以诗歌形式开创了华人移民文学,记录了国弱家贫的华人进入美国前遭受的欺凌以及入境后受到的的艰难处境,《天使岛诗集》则是中国移民在一种特定的情景中“铭刻”下的文学,表现出了华人族裔对祖国和家庭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在蒙受异族的歧视和后的悲愤以及雪耻扬眉、光宗耀祖的决心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诗歌是相对于中国、尤其是美国文学和社会的“另类的历史、竞争的叙述和被压抑的声音”。这个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一直处于“沙漠”阶段,这和早期赴美的华人文化水平低有关。
华裔美国人拥有与美国其他族裔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在美华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善,美国的移民政策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到1943年《排华法案》最终被废除时,第二代华裔人口数目已占全美华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了,比二十年代递增了百分之二十。华人移民的后代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和美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与他们的长辈完全不同。“对于第一代华人来说,中华文化是他们在美国的精神家园。他们虽然背井离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但无法斩断与故国文化的精神纽带。”面对和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们梦想有朝一日赚了足够的钱荣归故里,享受天伦之乐;或陶醉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创造是中国的回忆里。这些成为他们抵抗外界恶劣条件求得生存的一种内在动力和手段。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否认自己的种族就等于否认自我。而第二代华裔却面临着确立自我身份的尴尬境地。生长在美国的他们接受美国的教育,中国对他们来说遥远而陌生。因此,无论在美国社会遭遇多么强烈的排斥感,他们都不会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古老而陌生的中国联系起来。面对强势的美国文化,他们只能是加倍努力同化,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华人移民子女融入美国主流生活的过程并不顺畅。与此同时,父母一代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从遥远的东方带到美国,试图影响下一代的思想和生活,结果,生活在唐人街的父母与子女产生矛盾,也表现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华裔美国人独特的生活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有充分表现。通过个人奋斗进入“主流”社会,在美国生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的强烈愿望是第二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这一旋律是通过东西文化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状况、对美国梦的追求等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因为自身身份总是可以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第二代华裔美国文学家以自传叩开了美国文学的大门,作品亦以自传为主。刘裔昌(Parde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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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40年代初创作的《父亲和光宗耀祖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1943),表达了华人一代想要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公民的强烈意识,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在异己文化中生活的压力,真实记录了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面临族裔选择的两难境地。
继刘裔昌之后,黄玉雪(Iade Snow Wong)于1945年发表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作品,也是今天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社会和历史的必读之作。黄玉雪采用自传体形式,以唐人街为故事背景,讲述主人公成为模范美国公民的经历。这部作品为她获得很多荣誉,也对后来的一些作家(如汤亭亭)产生了较大影响。
描写唐人街生活的作品还有林语堂(Lin Yutang)的《唐人街家庭》(Chinatown Family,1948)和黎锦扬(Chin Yang Lee)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第二代华裔作家的作品虽然题材和思想内容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后起华裔美国作家赵建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ry Paud Chan)等人对此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称其作者为“汤姆叔叔”(Uncle Tom),但他们真实地反映了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在中美文化冲击下,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奋斗,他们的作品打破了华裔美国文坛长期沉默的局面,为下一代华裔美国作家的创造开拓了道路。虽然此时的华裔文学是处于边缘的弱势文学,但已朝着良好的势头发展。
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经历了大动荡,大变革,美国也不例外——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越战、反战游行、人类首次登月等等。这些无一不对亚裔美国社会、亚裔美国文学和作家产生深远影响。亚裔美国文学其中的一支华裔美国文学在这些运动的缝隙中得到了成长的良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小说,逐渐突破原有的创作模式,在写作技巧和风格上各显千秋,百花齐放。作品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开始由“边缘”向“中心”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朱路易(Louis Chu)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是亚裔、华裔美国许多作家公认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不迎合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形式上突破了以往华裔美国文学以自传为主的写作模式,内容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由美国政府排华政策造成的近百年的畸形华人“单身汉社会”,在语言上捕捉了唐人街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们特有的方言,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展示了美国华裔在结构上的变迁——从光棍社会到家庭社会的转变。
60年代以后的华裔作家,特别是那些经过运动洗礼、族裔意识不断增强的作家非常关注华裔社区,努力寻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身份。在这些作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她是华裔作家中第一个在美国文坛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她的处女作《女勇士》(Woman Warrior,1976)获得了非小说类美国全国图书奖,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列为畅销书。从历史角度看,它的流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是70年代中美建交激起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女勇士》中的大量篇幅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正好能满足这种好奇心;其二,当时借民权运动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女勇士》对妇女在中国文化中所受的压迫与歧视深揭猛批,同时又借花木兰的传说为华人女性塑造出了一个可资仿效的形象,暗含女性主义潮流发展趋势;其三,民权运动的少数族裔的族裔意识普遍加强,使美国社会不得不正视族裔问题。汤亭亭的族裔作家身份以及《女勇士》的族裔内容也是这部作品能够引起反响的原因之一。”《中国佬》(China Men,1980)是《女勇士》的姊妹篇,在这部作品里汤亭亭探索了华人男性移民在美国的经历。她第三部小说《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1989)也凸显了作者对华裔族群的关怀这一主题。
如果说汤亭亭展现了对中美文化融合以及华裔美国人群体自身“美国人”定位的初步意识并且对完善这种定位方式作了理想的探讨,那么谭恩美(Amy Tan)则更加通俗化地对华裔美国人在中美文化摩擦碰撞中产生的心灵震荡进行了一番临摹。“1989年,她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出版便在当代美国文学界轰动一时,并使亚裔美国文学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在展现母女冲突的主旋律中,作者探讨了诸如自我发现、寻找身份、寻找美国梦、跨文化和种族交流、家庭关系的解体等主题,成为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华裔作家显得异常活跃,他们的创作,尤其是在小说方面,不仅开创了华裔美国文学生机勃勃的局面,而且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特征:(1)华人的居住地唐人街经常作为特殊的背景出现在华裔文学作品里,唐人街的华人生活为华裔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2)中美文化间的对立和冲突构成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造成华裔及其子女确定文化身份的困惑。(3)女性作家是推动华裔文学发展的主力。汤亭亭、谭恩美等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思想、题材和风格书写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对女性的压制。(4)华裔文学从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宝库中直接或间接地汲取营养,将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经典文学融入其作品,对其进行加工、改造、戏仿和扬弃,使其具有东西文化兼容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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