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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地理基因、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理叙事四个方面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扫描，可以还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空交融的立体化文学生态景观，建构起一种具有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范型。
关键词：民族文学 文学地理学 扫描
自从人类诞生，人类与地理就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此种关系不仅激发和造就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文学地理学正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学科和新兴研究方法。“讲中国文学不讲空间，不讲人文地理，不讲民族和家族问题，有时会像没有掌握‘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石门当道，是说不清楚中国文学的内在奥秘的。”以文学“地理空间”为重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实为一种回归到“人类与地理”这一天然亲缘关系的学术尝试。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维度切入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将有力改变现有以时间为唯一维度的片面化文学场景，还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空交融的立体化文学生态景观，从而最大程度地贴近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本然面目，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帮助建构起一种具有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范型。
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将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术语，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所呈现的“地理意象”及所采用的“地理叙事”策略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做一个扫描。
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思考：关于“地理基因”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邹建军认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视点出发，能寻找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原点与内在创造性动力。
基因有遗传和变异两个特性。生物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是源自于生命体自身生命力的需要。对作家来说，“地理基因”的“遗传”和“变异”对于文学冲动和创作的影响则出自创作主体深刻的生命体验与记忆。然而，当我们将“地理基因”置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基点时，必然会遭遇一个现实问题，即“地理基因”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作家心灵并影响其创作实际选择的？
不能否认，文学的“地理基因”会内化为作家心灵深处的永恒记忆，驻扎在潜意识的“幽宫”。一旦作家的创作被搅动，它就会喷薄而出，顽强地占据、影响甚至是左右作家的审美心理、审美对象和审美选择，依照“基因”的“遗传”法则，“督促”和“监督”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艺术上去忠实“复制”心目中的“审美故乡”，对应到创作过程和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作家心灵的山水情结”、“艺术风格的地理约束”等，也就是说一般某一特定的“地理时空”往往容易被作家塑形于作品之中，进而转化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色，而正是这种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形成了作家的艺术标记，并开启了作品艺术价值的上升之路。
一般说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乡土色彩很浓，有人说是少数民族作家囿于乡土一隅，创作视野不能高屋建瓴的结果，有人说是这些作家才思有限，只能重复写作的结果。这些论点是合理还是偏激，姑且不论。这里想说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聚居在偏僻的边陲地区或高山密林地带，这是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不可自选的出生之地和成长环境，尽管其中一些作家成年后定居于城市，但他们也只是城市的“陌生来客”，精神上还是“乡土之子”，记忆深处还是故乡新鲜活泼或美或丑的人事风情，因此他们执著于呈现乡土，而一旦表现城市生活就显得艰涩、隔阂，沈从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与其说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主要聚焦于乡土创作是视野或识力的局限，不如说正是乡土基因、乡土记忆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根深蒂固的精神熏染和浸提力量，潜移默化地决定他们的审美心理及审美题材、审美风格。
毫无疑义，作家所生活或所经历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人格精神注定会产生深刻影响。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就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形成不同的审美取向，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郁达夫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
基因的另一方面特征是“变异”，“变异”并不意味着生物体性状的根本改变，它是在“遗传”的基础上一部分基因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后代呈现出新的性状。基因的“变异”意味着生物体是一个稳定性与变异性的集合，反映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即“地理基因”的“变异”往往直接导致民族作家审美心理发生变化，从而催生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对应到文本中则表现为邹建军认为的“文学作品的地理缺席”与“文学作品的时空阻滞”现象。
因此，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的大量“地理意象”去进行探察、解析，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环境或景物描写，构成小说的活动背景，有时甚至具有本体性，作为一个自足主体拥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和哲学寓意，它支撑着文本“地理空间”的建构，对于主题的掘进、深化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文学地理学的征候：关于“地理叙事”
“地理叙事”是一个新提法，顾名思义，大意是指运用各种有关“地理”的叙事手段去推动行文的前进、主题的表达、风格的建构等的叙事方法。它不同于“诗化叙事”、“女性叙事”等有一个较明确的内涵和较认可的称呼，而是一个“泛”概念或日提法。
笔者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理叙事”首先体现在“地名抒情”上。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多关注乡土、表现乡土，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在叙事抒情上就直接调用地名进行表情达意，姑且名之日“地名抒情”。老舍《龙须沟》、牛汉《鄂尔多斯草原》、赛因朝克图《金桥》、李乔《欢笑的金沙江》等直接以地名作标题。土家族诗人冉庄一首12行的小诗《与云为伴》直接调用“山顶”、“山岳”、“深潭”、“山下”、“云中”、“云间”、“深渊”等繁密的地名连缀全篇，抒发感情。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地名抒情’’的传统，远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近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都利用地名进行抒情，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只不过是延续、发扬这一传统罢了。
“地理叙事”最鲜明的表征还是体现在地域语言的运用上。地域语言指的是通行于某一特定地域的语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学习和运用这一本土或本民族资源，既拓展和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有效缓解了普通话写作的焦虑，又在文学地理学的向度上营造了一块颇具自足性和抵抗意义的“野地”，开拓了一块地方话语或少数民族话语与公共话语或政治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空间，且随时随地、自由灵活、代价极小。因此，不管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名大家还是暂露锋芒的青年作家，都会有意识地采撷、提炼、征用地域语言进行叙事，前者如老舍对地道北京话的采用，沈从文对湘方言的娴熟应用，后者如以赵朝龙、田永红、完班代摆等为代表的黔东北作家对武陵山系土家族苗族世居地区方言的大量调用，形成一种诞生于这片土地上，有着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既沉淀着与山相依的怪异与奇崛，又泛溢着与水相连的鲜活与透亮。如田永红的小说语言“人怕伙，卵怕搓”（《行走的婚床》）是信手拈来的地方俗语；“背驼得像把夜壶”（《燃烧的乌江》）是灵机一动得来的地道比喻；“吊脚楼亮得极高”是形象而贴切的地方口语。此类冒着活气与地气的小说语言，就如一篮新摘的荔枝，每一颗都鼓立饱满，酸甜合度，充满地方灵气。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方言来看取世界、人生，以方言来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民族生活命名，不排除少部分作家有凭此标新立异，以获取进军文坛的终南捷径的功利性考虑，但对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来说，这种相对封闭、自说自话的言说方式，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话语方式，是地方性意识和身份持守意识的生动体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这种诞生于“野地”的相对弱势的“地域语言”，通过对“官话”规训、宰制的逃逸和博弈，复活了被现代空间日益逼仄、挤压和机械复制的“生活世界”，它承载着理想和寄托，传递着民间和底层的文化、政治、生活诉求，重塑和召唤着一种与“根性”相沟通的诗意生活。
地域叙事风格也应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叙事”不可或缺的一环。前述“艺术风格的地理约束”时已有简单涉及。“文如其人”说的是文风反映人格，其实，文风也反映地域风情、地域性格。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决定一个地域内文学的大体叙事风格：北方高原纵横、风景凄厉，所以北方少数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粗犷刚毅、慷慨激昂，如复出诗人牛汉及张承志的作品；南方山川明媚、江湖密布，其地域叙事风格则呈现出舒缓悠远、绮丽多情的特点，如白先勇、叶梅的创作；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地域叙事风格相应地表现为瑰丽多姿、曲折幻变，如沈从文、栗原小荻的作品。因此，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切入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风格的研究，会是一项很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总之，作为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通过文学地理学的书写，可以窥见民族生活图景、母语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特别是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既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根
本论文系2012年重庆市涪陵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文学地理学维度下的重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肖太云，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
关键词：民族文学 文学地理学 扫描
自从人类诞生，人类与地理就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此种关系不仅激发和造就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文学地理学正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学科和新兴研究方法。“讲中国文学不讲空间，不讲人文地理，不讲民族和家族问题，有时会像没有掌握‘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石门当道，是说不清楚中国文学的内在奥秘的。”以文学“地理空间”为重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实为一种回归到“人类与地理”这一天然亲缘关系的学术尝试。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维度切入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将有力改变现有以时间为唯一维度的片面化文学场景，还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空交融的立体化文学生态景观，从而最大程度地贴近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本然面目，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帮助建构起一种具有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范型。
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将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术语，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所呈现的“地理意象”及所采用的“地理叙事”策略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做一个扫描。
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思考：关于“地理基因”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邹建军认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视点出发，能寻找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原点与内在创造性动力。
基因有遗传和变异两个特性。生物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是源自于生命体自身生命力的需要。对作家来说，“地理基因”的“遗传”和“变异”对于文学冲动和创作的影响则出自创作主体深刻的生命体验与记忆。然而，当我们将“地理基因”置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基点时，必然会遭遇一个现实问题，即“地理基因”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作家心灵并影响其创作实际选择的？
不能否认，文学的“地理基因”会内化为作家心灵深处的永恒记忆，驻扎在潜意识的“幽宫”。一旦作家的创作被搅动，它就会喷薄而出，顽强地占据、影响甚至是左右作家的审美心理、审美对象和审美选择，依照“基因”的“遗传”法则，“督促”和“监督”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艺术上去忠实“复制”心目中的“审美故乡”，对应到创作过程和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审美心理的地理故乡”、“作家心灵的山水情结”、“艺术风格的地理约束”等，也就是说一般某一特定的“地理时空”往往容易被作家塑形于作品之中，进而转化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色，而正是这种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形成了作家的艺术标记，并开启了作品艺术价值的上升之路。
一般说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乡土色彩很浓，有人说是少数民族作家囿于乡土一隅，创作视野不能高屋建瓴的结果，有人说是这些作家才思有限，只能重复写作的结果。这些论点是合理还是偏激，姑且不论。这里想说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聚居在偏僻的边陲地区或高山密林地带，这是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不可自选的出生之地和成长环境，尽管其中一些作家成年后定居于城市，但他们也只是城市的“陌生来客”，精神上还是“乡土之子”，记忆深处还是故乡新鲜活泼或美或丑的人事风情，因此他们执著于呈现乡土，而一旦表现城市生活就显得艰涩、隔阂，沈从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与其说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主要聚焦于乡土创作是视野或识力的局限，不如说正是乡土基因、乡土记忆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根深蒂固的精神熏染和浸提力量，潜移默化地决定他们的审美心理及审美题材、审美风格。
毫无疑义，作家所生活或所经历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人格精神注定会产生深刻影响。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就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形成不同的审美取向，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郁达夫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udooo.com
地方的感化。”文学发生学中的“地理基因”，即作家成长经历中的故乡地理环境、当地的人文文化传承、风习传染会积淀为作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审美记忆乃至形成他整个的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决定其审美题材选择上的山水情结，并最终体现为审美风格的地理约束或地理特性。如乌热尔图作为一个鄂温克族作家，出生于内蒙古，在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民族乡生活多年，当过猎民、工人，长期浸淫于鄂温克民族独特的生活、历史当中，形成了他独特的猎人心理素质与气质，鄂温克族古老而特有的森林狩猎生活和人民的历史命运，自然成为作家的题材内容，其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草原的张扬和猎人的内敛，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此外，阿来的藏地生活背景与藏族题材及《尘埃落定》呈现的沉厚、神秘风格，孙健忠、蔡测海的湘西生活背景与土家题材及《醉乡》、《远处伐木声》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风格，无一不是鲜活的例证。总而言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价值内化”作用，它经过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作家生活环境的地理空间被逐步积淀、同化并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作家的精神动力。基因的另一方面特征是“变异”，“变异”并不意味着生物体性状的根本改变，它是在“遗传”的基础上一部分基因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后代呈现出新的性状。基因的“变异”意味着生物体是一个稳定性与变异性的集合，反映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即“地理基因”的“变异”往往直接导致民族作家审美心理发生变化，从而催生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对应到文本中则表现为邹建军认为的“文学作品的地理缺席”与“文学作品的时空阻滞”现象。
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udooo.com
而所谓“人文地理意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相关的物象。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自然地理意象”和“人文地理意象”其实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任何“自然地理意象”都兼有人文特征，是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有机统一，它已承载作家的精神重托，具有了符号性质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如《边城》中的“白塔”、“虎耳草”、“鸭子”既是鲜活的“山水”、“植物”、“动物”意象，更是负载着浓重的人文内涵，是不折不扣的“人文地理意象”，成为了信息丰富的符号集合体：“白塔”的倒塌和重建意味着传统生命形式的涅槃和新生，“虎耳草”的反复出现已成翠翠隐秘纯真情爱心思的代言体，“鸭子”意象更是包蕴了男女追欢逐爱的模式和意念。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属武陵山区的孙健忠、吴恩泽、苦金、李传锋私淑沈从文的神髓，将一个个“自然地理意象”同时演绎成内涵多元的“人文地理意象”：孙健忠《醉乡》、《舍巴日》中的“湘西”和吴恩泽的“梵山净水”，既是实际上的地理区域，又是武陵土家人生命形式、人性主张的象征体；苦金的“残树”，“受残”的不只是一颗千年金丝楠木，“受残”的更是人性和文明；李传峰的“白虎”既是武陵山区一只在人类逼迫中穷途末路的华南虎，也是土家族图腾的化身，是土家民族命运与希冀的化身。因此，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的大量“地理意象”去进行探察、解析，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环境或景物描写，构成小说的活动背景，有时甚至具有本体性，作为一个自足主体拥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和哲学寓意，它支撑着文本“地理空间”的建构，对于主题的掘进、深化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文学地理学的征候：关于“地理叙事”
“地理叙事”是一个新提法，顾名思义，大意是指运用各种有关“地理”的叙事手段去推动行文的前进、主题的表达、风格的建构等的叙事方法。它不同于“诗化叙事”、“女性叙事”等有一个较明确的内涵和较认可的称呼，而是一个“泛”概念或日提法。
笔者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理叙事”首先体现在“地名抒情”上。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多关注乡土、表现乡土，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在叙事抒情上就直接调用地名进行表情达意，姑且名之日“地名抒情”。老舍《龙须沟》、牛汉《鄂尔多斯草原》、赛因朝克图《金桥》、李乔《欢笑的金沙江》等直接以地名作标题。土家族诗人冉庄一首12行的小诗《与云为伴》直接调用“山顶”、“山岳”、“深潭”、“山下”、“云中”、“云间”、“深渊”等繁密的地名连缀全篇，抒发感情。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地名抒情’’的传统，远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近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都利用地名进行抒情，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只不过是延续、发扬这一传统罢了。
“地理叙事”最鲜明的表征还是体现在地域语言的运用上。地域语言指的是通行于某一特定地域的语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学习和运用这一本土或本民族资源，既拓展和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有效缓解了普通话写作的焦虑，又在文学地理学的向度上营造了一块颇具自足性和抵抗意义的“野地”，开拓了一块地方话语或少数民族话语与公共话语或政治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空间，且随时随地、自由灵活、代价极小。因此，不管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名大家还是暂露锋芒的青年作家，都会有意识地采撷、提炼、征用地域语言进行叙事，前者如老舍对地道北京话的采用，沈从文对湘方言的娴熟应用，后者如以赵朝龙、田永红、完班代摆等为代表的黔东北作家对武陵山系土家族苗族世居地区方言的大量调用，形成一种诞生于这片土地上，有着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既沉淀着与山相依的怪异与奇崛，又泛溢着与水相连的鲜活与透亮。如田永红的小说语言“人怕伙，卵怕搓”（《行走的婚床》）是信手拈来的地方俗语；“背驼得像把夜壶”（《燃烧的乌江》）是灵机一动得来的地道比喻；“吊脚楼亮得极高”是形象而贴切的地方口语。此类冒着活气与地气的小说语言，就如一篮新摘的荔枝，每一颗都鼓立饱满，酸甜合度，充满地方灵气。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方言来看取世界、人生，以方言来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民族生活命名，不排除少部分作家有凭此标新立异，以获取进军文坛的终南捷径的功利性考虑，但对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来说，这种相对封闭、自说自话的言说方式，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话语方式，是地方性意识和身份持守意识的生动体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这种诞生于“野地”的相对弱势的“地域语言”，通过对“官话”规训、宰制的逃逸和博弈，复活了被现代空间日益逼仄、挤压和机械复制的“生活世界”，它承载着理想和寄托，传递着民间和底层的文化、政治、生活诉求，重塑和召唤着一种与“根性”相沟通的诗意生活。
地域叙事风格也应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叙事”不可或缺的一环。前述“艺术风格的地理约束”时已有简单涉及。“文如其人”说的是文风反映人格，其实，文风也反映地域风情、地域性格。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决定一个地域内文学的大体叙事风格：北方高原纵横、风景凄厉，所以北方少数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粗犷刚毅、慷慨激昂，如复出诗人牛汉及张承志的作品；南方山川明媚、江湖密布，其地域叙事风格则呈现出舒缓悠远、绮丽多情的特点，如白先勇、叶梅的创作；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地域叙事风格相应地表现为瑰丽多姿、曲折幻变，如沈从文、栗原小荻的作品。因此，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切入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风格的研究，会是一项很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总之，作为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通过文学地理学的书写，可以窥见民族生活图景、母语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特别是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既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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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个性的方式，又是民族作家坦诚面对、寻求对话、获取认同、谋求发展的一种策略。本论文系2012年重庆市涪陵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文学地理学维度下的重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肖太云，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