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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商是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兼画家，他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大历、贞元时期。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刘商的诗歌风格进行探讨，剖析其真挚的情感、深婉的意蕴，从而使读者全面认识中唐时期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中唐刘商诗歌个性风格
：A
刘商，字子夏，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兼画家。《唐才子传》称其“乐府歌诗，高雅殊绝。拟蔡琰《胡笳曲》，脍炙当时。仍工画山水树石，初师吴郡张，后自造真”。刘商诗现存一百一十五首，在唐代诗人中属于存诗较多的作家。
刘商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大历、贞元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诗人，既留有开天盛世的美好回忆，又经历了空前惨烈的社会动乱，由此造成个人进取热情的消退，进而形成逃避现实、向往隐逸的普遍风气，其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疲倦、衰颓、苍老和冷淡的风貌。巴尔扎克说：“有多少艺术家，便有多少见解独特的生活。”艺术创作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作家、艺术家自身的观念、爱好、趣味、倾向以及用审美的方式把握现实的特点，都会对他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都会对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打上自己鲜明的印记，显露出其独特的内心世界。
一率真坦诚的赤子之情
刘商辞官归隐前后，于官场和山林中均有挚友往来。他的一些诗作中所透露出的对待朋友的率真坦诚的赤子之情，在整个大历诗坛的疲倦、衰颓、苍老、冷淡的气氛中无疑极其引人瞩目，就好像茫茫暗夜中远处的一点灯火，给人以慰藉和希望。刘商的率真坦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以情、义、趣表现出来。
在刘商的送别诗中，多表现出他对朋友和亲人自然流露的深情。送别之际，刘商关心亲友旅途安危，如“车骑秦城远，囊装楚客贫”（《送从弟赴上都》），“楚客”指的是诗人自己和从弟，可见刘商是于客中送别，自己也在羁旅之中。与从弟一样囊中羞涩的刘商坦诚自己不能对弟弟有所资助，只能嘱其于遥远路途、劳顿车马中注意安全了。“绵衣似热夹衣寒，时景虽和春已阑”（《送王永二首》），早春时节，风和日丽，但冷热不定，刘商嘱咐友人注意添换衣服
刘商又是一个重义之人，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刘商早年拜唐代名士张为师，学习绘画。张被贬官后，两人离别，刘商“惆怅赋诗”《怀张》：“苔石苍苍临涧水，阴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诗中松石仍在而恩师难寻的无奈与惆怅表露无遗。另外，我们从刘商的存诗中得知，刘商在归隐之前的仕宦生涯中还有两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重要人物，一个是贾深，一个是李勉。两者均是刘商的上级兼知己。“特达恩难报，升沈路易分。侯嬴不得从，心逐信陵君。”（《送庐州贾使君拜命》）诗人将贾深比作为国招揽贤才的信陵君，以表达自己对其恩德的感激之情。“松月东轩许独游，深恩未报复淹留。梁园日暮从公猎，每过青山不举头”（《观猎三首》其三），为报答李勉的知遇之恩，刘商压抑了自己的归隐之意。
刘商还是一个诙谐有趣的诗人，这一点在他的诗歌《赋得射雉歌送杨协律表弟赴婚期》中表露无遗。诗题中的“射雉”引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后人即以“射雉”喻指因才艺博得妻室的欢心，诗人用贾大夫射雉的典故比喻“杨协律表弟”武艺超群。其中“杨生词赋比潘郎，不似前贤貌不扬”一句是说杨生貌美且擅长辞赋，文武双全，貌比潘安的杨生一定能在新婚之时即讨得新人欢心，使家室和睦，而不会似贾大夫一般，三年才得以目睹佳人的嫣然之笑。全诗透露着诗人轻快欢畅的情绪，对友人新婚的祝福之情尽在无间的戏谑之中。
另外在《寄李》一首中，诗人向友人讲述自己在山中披“薜荔”、食“松花”，似乎是要返老还童的趣事，就想着要把好东西给朋友寄上一点儿，并探问朋友“欲寄松花君用无”。还有一首《赠严四草屦》，其中提到了叫做“菅蒯”的一种茅草，诗人把它编织成舒适的“草屦”赠给朋友，希望朋友“容足偷安”。诗人一语双关，告诉朋友在忙于政务之暇要穿着草鞋“闲步月明中”。寄松花、赠草鞋，礼物虽轻情义却重，诗人于戏谑中显露其率真可爱。
总之，刘商的知情、重义和有趣是其率真坦诚个性的体现，他在诗歌里所展露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几乎没有任何打扮包装的真情至性。
二孤耿高标的隐者情怀
刘商工诗、善画，晚年好酒、崇仙，有希望超脱世俗的愿望。在中唐时期，士大夫中不乏“走终南捷径者”，他们以归隐山林为跳板，以获得入仕的弹力。但刘商却与他们不同，刘商的归隐山林是“真归隐”。
刘商为官之时即早有归隐之意，其诗《合肥至日愁中寄郑明府》作于大历三年冬，刘商离任合肥县令之时，诗中“不能随世俗，应是昧行藏”和“鱼竿今尚在，行此掉沧浪”，两句就已经表明自己有心归隐山林。贞元中，刘商任汴州观察判官之时，随李勉于“梁园”狩猎，有诗《观猎三首》，其中“梁园日暮从公猎，每过青山不举头”也表明其有心退隐青山，只不过“深恩未报复淹留”。归隐山林的理想可能伴随刘商的整个仕宦生涯。
《唐才子传》卷四载：“好神仙，炼金骨。后隐义兴胡父渚，结侣幽人。世传冲虚而去，可谓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者矣。”其诗《题水洞二首》中有“今看水入洞中去，却是桃花源里人”一句。以上这些都表明刘商最终得偿所愿，自此再也没有重落尘网。过上了山林隐逸生活的刘商，“高蹈丘园，不求闻达”，任性而行，自取其适。前面一首《寄李》中“挂却衣冠披薜荔”说明此时的刘商在形貌上已经彻底摒弃了士人的道貌岸然而“披薜荔”，其状堪比接舆。在日常生活中，刘商赋诗、作画、饮酒、采药、访山寺、与方外之人往来。他生活安定，少有行役之苦、迁徙之劳，过的是纯粹的隐士生活。例如其诗《醉后》，写的是饮酒后的狂放之态；《曲水寺枳实》，讲的就是刘商身背“药囊”在僧寺周围采摘“枳实”的活动；还有《合水涨寄敬山人》和《山翁持酒相访以画松酬之》两首诗中的“山人”和“山翁”，都应该指的是山中的隐士。还有与刘商相往来的一些僧人，如“上人”、“道芬”、“清上人”等。隐士与僧人都是他隐居之时的方外友人。另外，隐居的刘商可能还效仿东晋陶潜从事一些农业劳动，比如《不羡花》和《题刘偃庄》两首，其中就有“剩载桃李”与“门前种稻”等活动。
《刘商郎中集序》云：“晚岁摆落尘滓，割弃亲爱，梦寐灵仙之境，逍遥玄牝之门，又安知不攀附云霓，蜕迹岩壑，超然悬解，与漫汗游乎无间邪！”这是后人关于刘商成仙的传说，但正可以印证刘商晚年平静悠闲超然物外的隐居生活。此时的刘商恰似他画中的松石一般，具有孤耿高标、超凡脱俗的独特个
三幽远悬妙的禅者心绪
刘商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独特气质还来自于禅宗对他的影响。禅宗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嫁接的产物，禅宗在原始佛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论以及道家的本无论，佛教以禅宗的形式达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亲相容。大历时期，盛唐诗人那种充满自信、高歌猛进的豪情壮志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只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哀叹。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心灵空虚无所皈依的大历诗人与禅宗一拍即合，使他们找到了一条在乱世中逃避现实、摆脱郁闷愁苦的捷径。
刘商作为大历诗人，难逃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但他似乎与其他诗人又有所不同。一般的大历诗人参禅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平和心境、消解忧思的世外桃源，他们想出世而又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入世之时又苦恼于现实的残酷。因此，为了身在尘世仕途而心灵又能够得到解脱和慰藉，他们把参禅当作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第三条路”，一边在朝领取俸禄，一边自悟心性，解脱人世间的烦恼，既无佛教清规戒律的束缚，又可在动乱的社会中找到一片清逸超脱的净土，简便而又高雅。而刘商参禅是在他隐居山林的同时，如果说隐居山林是实现了其脱离世俗的“身遁”，那么参悟佛理则是其实现“心遁”的途径。刘商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他身心共遁，与俗世彻底脱离。
刘商对于佛禅的触及应该早在他隐居之前。他的诗《题山寺》讲的就是他春日游山中古寺的情形，其中“更有思归意，晴明陟上方”一句即是其欲隐而未隐的证明。另外，《同徐城季明府游重光寺题晃师壁》讲的是他在朋友的引导下同游“野寺僧房”的事，诗中的“陶潜”借指“季明府”，“客”则指的是刘商自己，此时的刘商尚未归隐。当刘商真的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之后，他对禅宗的追慕就更加明显了。他偕僧游寺，妙论虚空，追求禅意的超脱。这在他的一些诗歌中有所体现，例如《梨树阴》和《秋蝉声》即是对佛家修行之地清净闲雅的体会，又有《题道济上人房》一首明确写出了诗人想要通过参禅来超脱生死的愿望。这几首诗中对于寺居僧人生活环境的描写，不仅涉及到了禅语、禅理，而且较好地顾及到了诗歌的意蕴，达到了诗意与禅理交融的境界。
有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他答：“我向尔道，是第二义。”禅理是不能用语言直接道破的，诗中的禅意也最好不是以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达到禅理在诗境中消融，不着一丝痕迹。我们必须通过形象思维去体会诗的空悠远意，其中深隐的禅意如同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幽远而悬妙。比如刘商的《题潘师房》、《袁十五远访山门》和《上崔十五老丈》三首，诗中看不到一丝外在的禅理的痕迹，只感到一种幽幽的远意，虽无一字禅语，但那自然流露出的萧瑟与寂寞，不正体现出禅宗的梵我合一、物我永寂的深意吗？沈德潜曾经说过，“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证禅也。”此即是刘商诗与禅冥合的独特境界。
总之，禅宗对刘商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实现了他于乱世而身心共遁、超然物外的理想。在大历诗风弥漫诗坛之时，刘商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貌。
参考文献：
曹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
[3]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6] 陈贻 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7] 蒋寅：《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8] 刘国瑛：《大历才子的心态与诗歌创作》，《求索》，1990年第5期。
[9] 叶青：《大历诗人与禅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10] 蒋寅：《大历诗坛的隐士诗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1] 巴尔扎克，李健吾译：《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作者简介：刘杨，女，1977—，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
关键词：中唐刘商诗歌个性风格
：A
刘商，字子夏，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兼画家。《唐才子传》称其“乐府歌诗，高雅殊绝。拟蔡琰《胡笳曲》，脍炙当时。仍工画山水树石，初师吴郡张，后自造真”。刘商诗现存一百一十五首，在唐代诗人中属于存诗较多的作家。
刘商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大历、贞元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诗人，既留有开天盛世的美好回忆，又经历了空前惨烈的社会动乱，由此造成个人进取热情的消退，进而形成逃避现实、向往隐逸的普遍风气，其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疲倦、衰颓、苍老和冷淡的风貌。巴尔扎克说：“有多少艺术家，便有多少见解独特的生活。”艺术创作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作家、艺术家自身的观念、爱好、趣味、倾向以及用审美的方式把握现实的特点，都会对他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都会对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打上自己鲜明的印记，显露出其独特的内心世界。
一率真坦诚的赤子之情
刘商辞官归隐前后，于官场和山林中均有挚友往来。他的一些诗作中所透露出的对待朋友的率真坦诚的赤子之情，在整个大历诗坛的疲倦、衰颓、苍老、冷淡的气氛中无疑极其引人瞩目，就好像茫茫暗夜中远处的一点灯火，给人以慰藉和希望。刘商的率真坦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以情、义、趣表现出来。
在刘商的送别诗中，多表现出他对朋友和亲人自然流露的深情。送别之际，刘商关心亲友旅途安危，如“车骑秦城远，囊装楚客贫”（《送从弟赴上都》），“楚客”指的是诗人自己和从弟，可见刘商是于客中送别，自己也在羁旅之中。与从弟一样囊中羞涩的刘商坦诚自己不能对弟弟有所资助，只能嘱其于遥远路途、劳顿车马中注意安全了。“绵衣似热夹衣寒，时景虽和春已阑”（《送王永二首》），早春时节，风和日丽，但冷热不定，刘商嘱咐友人注意添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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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之际，刘商不忍与亲友离别，殷殷询问归期，如“知尔素多山水兴，此回归去更来无”（《送刘寰北归》），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贪恋山水美景，早日归来重聚。“云鹤洞宫君未到，夕阳帆影几时回”（《送王归苏州》），问朋友几时从仙境重返人间。而“君去春山谁共游，鸟啼花落水空流”、“诚知暂别那惆怅，明日藤花独自看”（《送王永二首》），两句均表露出友人离开后，自己将无知己同游的孤独。另外，刘商《高邮送弟遇北游》中的“今日送君心最恨”，一个“恨”字是刘商此时离愁别恨的最直接表述。还有《送豆卢郎赴海陵》中对“烟波”、“塘水”、“秋草”等意象的描写均表达了刘商此时送友离别的悲凉之情。刘商又是一个重义之人，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刘商早年拜唐代名士张为师，学习绘画。张被贬官后，两人离别，刘商“惆怅赋诗”《怀张》：“苔石苍苍临涧水，阴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诗中松石仍在而恩师难寻的无奈与惆怅表露无遗。另外，我们从刘商的存诗中得知，刘商在归隐之前的仕宦生涯中还有两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重要人物，一个是贾深，一个是李勉。两者均是刘商的上级兼知己。“特达恩难报，升沈路易分。侯嬴不得从，心逐信陵君。”（《送庐州贾使君拜命》）诗人将贾深比作为国招揽贤才的信陵君，以表达自己对其恩德的感激之情。“松月东轩许独游，深恩未报复淹留。梁园日暮从公猎，每过青山不举头”（《观猎三首》其三），为报答李勉的知遇之恩，刘商压抑了自己的归隐之意。
刘商还是一个诙谐有趣的诗人，这一点在他的诗歌《赋得射雉歌送杨协律表弟赴婚期》中表露无遗。诗题中的“射雉”引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后人即以“射雉”喻指因才艺博得妻室的欢心，诗人用贾大夫射雉的典故比喻“杨协律表弟”武艺超群。其中“杨生词赋比潘郎，不似前贤貌不扬”一句是说杨生貌美且擅长辞赋，文武双全，貌比潘安的杨生一定能在新婚之时即讨得新人欢心，使家室和睦，而不会似贾大夫一般，三年才得以目睹佳人的嫣然之笑。全诗透露着诗人轻快欢畅的情绪，对友人新婚的祝福之情尽在无间的戏谑之中。
另外在《寄李》一首中，诗人向友人讲述自己在山中披“薜荔”、食“松花”，似乎是要返老还童的趣事，就想着要把好东西给朋友寄上一点儿，并探问朋友“欲寄松花君用无”。还有一首《赠严四草屦》，其中提到了叫做“菅蒯”的一种茅草，诗人把它编织成舒适的“草屦”赠给朋友，希望朋友“容足偷安”。诗人一语双关，告诉朋友在忙于政务之暇要穿着草鞋“闲步月明中”。寄松花、赠草鞋，礼物虽轻情义却重，诗人于戏谑中显露其率真可爱。
总之，刘商的知情、重义和有趣是其率真坦诚个性的体现，他在诗歌里所展露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几乎没有任何打扮包装的真情至性。
二孤耿高标的隐者情怀
刘商工诗、善画，晚年好酒、崇仙，有希望超脱世俗的愿望。在中唐时期，士大夫中不乏“走终南捷径者”，他们以归隐山林为跳板，以获得入仕的弹力。但刘商却与他们不同，刘商的归隐山林是“真归隐”。
刘商为官之时即早有归隐之意，其诗《合肥至日愁中寄郑明府》作于大历三年冬，刘商离任合肥县令之时，诗中“不能随世俗，应是昧行藏”和“鱼竿今尚在，行此掉沧浪”，两句就已经表明自己有心归隐山林。贞元中，刘商任汴州观察判官之时，随李勉于“梁园”狩猎，有诗《观猎三首》，其中“梁园日暮从公猎，每过青山不举头”也表明其有心退隐青山，只不过“深恩未报复淹留”。归隐山林的理想可能伴随刘商的整个仕宦生涯。
《唐才子传》卷四载：“好神仙，炼金骨。后隐义兴胡父渚，结侣幽人。世传冲虚而去，可谓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者矣。”其诗《题水洞二首》中有“今看水入洞中去，却是桃花源里人”一句。以上这些都表明刘商最终得偿所愿，自此再也没有重落尘网。过上了山林隐逸生活的刘商，“高蹈丘园，不求闻达”，任性而行，自取其适。前面一首《寄李》中“挂却衣冠披薜荔”说明此时的刘商在形貌上已经彻底摒弃了士人的道貌岸然而“披薜荔”，其状堪比接舆。在日常生活中，刘商赋诗、作画、饮酒、采药、访山寺、与方外之人往来。他生活安定，少有行役之苦、迁徙之劳，过的是纯粹的隐士生活。例如其诗《醉后》，写的是饮酒后的狂放之态；《曲水寺枳实》，讲的就是刘商身背“药囊”在僧寺周围采摘“枳实”的活动；还有《合水涨寄敬山人》和《山翁持酒相访以画松酬之》两首诗中的“山人”和“山翁”，都应该指的是山中的隐士。还有与刘商相往来的一些僧人，如“上人”、“道芬”、“清上人”等。隐士与僧人都是他隐居之时的方外友人。另外，隐居的刘商可能还效仿东晋陶潜从事一些农业劳动，比如《不羡花》和《题刘偃庄》两首，其中就有“剩载桃李”与“门前种稻”等活动。
《刘商郎中集序》云：“晚岁摆落尘滓，割弃亲爱，梦寐灵仙之境，逍遥玄牝之门，又安知不攀附云霓，蜕迹岩壑，超然悬解，与漫汗游乎无间邪！”这是后人关于刘商成仙的传说，但正可以印证刘商晚年平静悠闲超然物外的隐居生活。此时的刘商恰似他画中的松石一般，具有孤耿高标、超凡脱俗的独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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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三幽远悬妙的禅者心绪
刘商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独特气质还来自于禅宗对他的影响。禅宗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嫁接的产物，禅宗在原始佛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论以及道家的本无论，佛教以禅宗的形式达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亲相容。大历时期，盛唐诗人那种充满自信、高歌猛进的豪情壮志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只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哀叹。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心灵空虚无所皈依的大历诗人与禅宗一拍即合，使他们找到了一条在乱世中逃避现实、摆脱郁闷愁苦的捷径。
刘商作为大历诗人，难逃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但他似乎与其他诗人又有所不同。一般的大历诗人参禅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平和心境、消解忧思的世外桃源，他们想出世而又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入世之时又苦恼于现实的残酷。因此，为了身在尘世仕途而心灵又能够得到解脱和慰藉，他们把参禅当作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第三条路”，一边在朝领取俸禄，一边自悟心性，解脱人世间的烦恼，既无佛教清规戒律的束缚，又可在动乱的社会中找到一片清逸超脱的净土，简便而又高雅。而刘商参禅是在他隐居山林的同时，如果说隐居山林是实现了其脱离世俗的“身遁”，那么参悟佛理则是其实现“心遁”的途径。刘商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他身心共遁，与俗世彻底脱离。
刘商对于佛禅的触及应该早在他隐居之前。他的诗《题山寺》讲的就是他春日游山中古寺的情形，其中“更有思归意，晴明陟上方”一句即是其欲隐而未隐的证明。另外，《同徐城季明府游重光寺题晃师壁》讲的是他在朋友的引导下同游“野寺僧房”的事，诗中的“陶潜”借指“季明府”，“客”则指的是刘商自己，此时的刘商尚未归隐。当刘商真的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之后，他对禅宗的追慕就更加明显了。他偕僧游寺，妙论虚空，追求禅意的超脱。这在他的一些诗歌中有所体现，例如《梨树阴》和《秋蝉声》即是对佛家修行之地清净闲雅的体会，又有《题道济上人房》一首明确写出了诗人想要通过参禅来超脱生死的愿望。这几首诗中对于寺居僧人生活环境的描写，不仅涉及到了禅语、禅理，而且较好地顾及到了诗歌的意蕴，达到了诗意与禅理交融的境界。
有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他答：“我向尔道，是第二义。”禅理是不能用语言直接道破的，诗中的禅意也最好不是以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达到禅理在诗境中消融，不着一丝痕迹。我们必须通过形象思维去体会诗的空悠远意，其中深隐的禅意如同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幽远而悬妙。比如刘商的《题潘师房》、《袁十五远访山门》和《上崔十五老丈》三首，诗中看不到一丝外在的禅理的痕迹，只感到一种幽幽的远意，虽无一字禅语，但那自然流露出的萧瑟与寂寞，不正体现出禅宗的梵我合一、物我永寂的深意吗？沈德潜曾经说过，“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证禅也。”此即是刘商诗与禅冥合的独特境界。
总之，禅宗对刘商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实现了他于乱世而身心共遁、超然物外的理想。在大历诗风弥漫诗坛之时，刘商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貌。
参考文献：
曹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
[3]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6] 陈贻 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7] 蒋寅：《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8] 刘国瑛：《大历才子的心态与诗歌创作》，《求索》，1990年第5期。
[9] 叶青：《大历诗人与禅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10] 蒋寅：《大历诗坛的隐士诗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1] 巴尔扎克，李健吾译：《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作者简介：刘杨，女，1977—，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