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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台湾省直接投资是浙江FDI流入的重要来源。针对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特点，构建实证模型，采用浙江省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验证，发现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显著，能很好地促进浙江技术创新和进步，其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分析了以上结果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台湾FDI；技术外溢；浙江
16723198（2013）12004203
1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家台资企业在1987年入主浙江以来，台湾直接投资一直是浙江主要的FDI流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更是占有半壁以上的份额。而FDI的作用正负皆有，如何更好地提高FDI流入的质量，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是东道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20年来浙江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的起伏（见下图）从其绝对值看，除1996-2006年外，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皆为负值，而从增长率角度，九年负增长（1992-1996年，2004-2007年），其余年份虽为正增长，但增幅变化很大（0.1-13倍），最大增幅是1997年（13倍），最小的出现在2003年。与此同时，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和实施，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台浙两地经贸合作，因此更有必要深入研究台湾直接投资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
图11991-2011年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TFP用LS方法，在EVIEWS
另一方面体现行业或产业或市场视角的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如赵奇伟、张 诚（2007）等从要素市场角度认为东道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取正向的FD I溢出效应，从而加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赵婷（2012）则从产业视角分析了FDI出口溢出效应，且不同的产业关联机制有不同溢出效应。
第三个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来源以及地方经济层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如肖文、唐兆希（2010）探讨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实证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总体规模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韩峰等（2011）则基于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认为台资总体上对大陆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虽经济的增强而正向变化；杜群阳 （2006）等结合浙江的实际，分析了区域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浙江FDI整体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区位因素与FDI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对外开放和更新改造投资则负相关。
浙江台资的研究稀少，实证分析更是凤毛麟角，而浙江台湾同源同宗，地域临近，其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与其他层面的FDI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包括台湾外资、外贸依存度、其他外资、研发投入等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台湾在浙江的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期把握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与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
2模型选择与指标数据设定
At=α+β1TWFDIt+β2FDI2t+β3TWFDI_St+β4FDI2_St+β5TRADE_RATIOt+β5R&Dt+εtt=1，2，…，T
A是CD生产函数中表示技术进步的因子，一般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TWFDI表示流入浙江的台湾直接投资；FDI2表示除台湾外的流入浙江的直接投资；TWFDI_S表示在浙江的台湾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FDI2_S表示除台资外流入浙江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TRADE_RATIO是浙江的外贸依存度；R&D是浙江省的研发投入；ε是随机扰动项；β是变量的系数，t是期数。
TWFDI。用当年100美元兑换人民币将历年台湾直接投资数据的计量单位转换为亿元。
FDI2。用流入浙江的全部实际直接投资额去掉台湾直接投资而得，并用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亿元）。
TWFDI_S FDI2_S。用上面的TWFDI、FDI2数据除以当年项目数而得，其中TWFDI的项目数可以直接得到，FDI2项目数是用当年流入浙江的全部直接投资项目数扣掉台湾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即可。
TRADE_TATIO和R&D。贸易依存度是对外贸易与GDP的比值，其中贸易金额是海关统计的浙江省年进出口总额，以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亿元，而进出口总额和GDP可以直接获得。R&D也可以直接得到。
TFP。由于TFP是全要素生产率，是C-D生产函数Y=ALαKβ（α+β=1）中表示技术进步的因子A，它可以通过索洛剩余方法计算而得。两边取对数，得到ln（Y/L）=lnA+βln（K/L），再用EVIEWS6.0软件，以LS（最小二乘法）估算而得。其中Y表示浙江历年GDP，L表示劳动投入，用浙江历年年末在岗职工数衡量，这两个数据可以在《浙江统计年鉴》直接获取；K表示资本存量，采用Gold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Kt=It/Pt+（1-δ）Kt-1，该式中It/Pt是考虑固定资产指数变化的年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回归的整体效果很好。R2和调整后的R2都超过0.993，且F统计值的显著水平值P=0.000005，接近零，远小于5%，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显著，拟合度高；D—W值为1.9644，接近2，说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常数项C和lnR&D （-2）的t值在5%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余变量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甚至lnTWFDI（-1）、lnFDI2（-1）和 lnFDI2_S（-1）三个变量的P值为零，说明在5%及以下显著水平下，各解释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都是显著的，甚至是极其显著的。从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和值可以看到三个变量正相关三个负相关。
（1）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正效应但其规模的却是负效应。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lnTWFDI（-1））和台湾在浙江投资的平均规模（lnTWFDI_S（-1））的系数分别为1.1784和-0.7204，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每1%的台湾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来1.1784%的技术的进步，而台资规模每增加1%，但TFP却会有0.7204%下降。TWFDI正效应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台湾FDI的 75%以上集中在生产领域，4%直接投向科研技术怎么写作，而且流入工业的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1995年代之后的投资产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浙江台资的投资产业层次在逐渐升高，目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如电脑主机板、IC封装测试等核心产品制造和研发称为台商投资的新领域。于此同时，大量的优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向这里倾斜，这都有利于技术外溢的正效应的发挥；二是台湾与浙江地域临近，同宗同源，台资本地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台湾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技术的迅速转化，进而推动浙江技术进步，实现对TFP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TWFDI_S的负效应则是由于目前虽然台湾FDI流入主体正向大企业、龙头骨干转换，但目前入住浙江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如台塑、统一、震旦、正新、东帝士等多集中在塑料、食品饮料、纺织品、化工石油、化纤纺织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平均规模的扩大反而会制约TFP的提高。所以还应该要加大台湾FDI的引进力度，但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兴技术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或新兴产业等方面，以期更好地实现浙江的制造业优势和台湾电子产业优势的有机结合，推动产业的升级与优化。
（2）台湾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额的负效应和平均规模的正效应。除台湾外在浙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lnFDI2（-1））和除台湾外在浙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lnFDI2_S（-1））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5066和1.3252，且在1%水平上非常显著，说明每1%的台湾外其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5066%，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每增加1%，则会带来TFP的1.3252%的上升。上年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浙江的投资额的增加对TFP的负面影响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浙江的FDI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或部分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这类企业外资所采用的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这种模仿效应随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原因二在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比重很大，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以贴牌为主，他们对外资也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的根植性相对较差，这就在客观上抑制了浙江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而滞后一期的除台湾外在浙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则体现了该其他FDI的单位规模对技术进步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浙江投资的还是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怎么写作业和高科技产业，这就不难理解其单项规模的扩大，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
（3）浙江外贸依存度（lnTRADE_RATIO）的技术溢出正效应和研发投入（R&D（-2））的负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期的浙江外贸依存度和滞后2期的研发投入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5530和-0.1469，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外贸依存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TFP就上升1.5530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后者在5%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政府研发投入每增加五个百分点，TFP就下降0.1469个百分点，体现了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弱的负面影响。浙江外贸与FDI技术溢出的正相关主要由于FDI广泛分布于浙江工业的各个行业和子行业中，它一方面要求与之关联的上游企业为之提供标准化、有相当质量、规格、工艺流程要求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中间产品，间接促进了这些行业的本土企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FDI会带来竞争激励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促进本土相关企业学习FDI企业的管理水平，模仿产品生产，了解国际市场等，也达到了促进技术提高和进步之目的。而研发投入的负效应与许多研究有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政府研发投入并没有直接用于更新改造投资或者比例很少；另一原因在于政府研发投入的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特点，构建实证模型，采用浙江省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验证，发现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显著，能很好地促进浙江技术创新和进步，其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且对外开放程度、其他FDI的平均规模都对技术溢出效应有积极的影响。但政府研发投入、浙江其他FDI呈现技术溢出负效应。为此我们认为仍需一如既往地加大台资的引进但引进时考虑其在产业中的领先行；努力促进其他FDI在浙江的投资方式的改变，促进其根植化和本土化；继续加大研发的投资力度，但需要注意其投入的方向和效率。
参考文献
王红领，李稻葵等.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3]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
[4]赵奇伟，张诚.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东道国要素市场发展的理论视角及中国经验[J].世界经济研究，2007，（7）.
[5]肖文，唐兆希.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12）.
[6]赵婷，赵伟.产业关联视角的FDI出刊溢出效应：分析与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2，（2）.
[7]周熙文.台资对福建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1）.
[8]程书燕.台湾FDI流入趋势的变化及浙江的对策[J].中国对外贸易，2011，（5）.
[9]韩峰，隋杨等.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扩展的CH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9）.
[10]石腊梅，李庚寅.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外资，2011，（8）.
[11]肖文.台商在浙江、江苏投资区位分布比较[J].台湾研究，2007，（1）.
[12]杜群阳，朱勤，王晖.区域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 浙江的实证检验[J].经济地理，2007，（1）.
[13]佘雪锋.浙江外贸经济增长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11）.
关键词：
台湾FDI；技术外溢；浙江
16723198（2013）12004203
1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家台资企业在1987年入主浙江以来，台湾直接投资一直是浙江主要的FDI流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更是占有半壁以上的份额。而FDI的作用正负皆有，如何更好地提高FDI流入的质量，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是东道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20年来浙江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的起伏（见下图）从其绝对值看，除1996-2006年外，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皆为负值，而从增长率角度，九年负增长（1992-1996年，2004-2007年），其余年份虽为正增长，但增幅变化很大（0.1-13倍），最大增幅是1997年（13倍），最小的出现在2003年。与此同时，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和实施，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台浙两地经贸合作，因此更有必要深入研究台湾直接投资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
图11991-2011年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TFP用LS方法，在EVIEWS
6.0中计算而得，具体方法见下文。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一个方面体现在总体研究和阐述FDI的技术溢出的机制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比如傅元海等（2010）年考察FDI技术溢出机制，指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的FDI溢出效应不同，且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王红领、李稻葵（2006）等利用行业数据证明FDI对中国分类行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石腊梅、李庚寅（2011）的实证结果却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另一方面体现行业或产业或市场视角的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如赵奇伟、张 诚（2007）等从要素市场角度认为东道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取正向的FD I溢出效应，从而加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赵婷（2012）则从产业视角分析了FDI出口溢出效应，且不同的产业关联机制有不同溢出效应。
第三个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来源以及地方经济层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如肖文、唐兆希（2010）探讨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实证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总体规模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韩峰等（2011）则基于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认为台资总体上对大陆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虽经济的增强而正向变化；杜群阳 （2006）等结合浙江的实际，分析了区域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浙江FDI整体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区位因素与FDI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对外开放和更新改造投资则负相关。
浙江台资的研究稀少，实证分析更是凤毛麟角，而浙江台湾同源同宗，地域临近，其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与其他层面的FDI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包括台湾外资、外贸依存度、其他外资、研发投入等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台湾在浙江的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期把握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与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
2模型选择与指标数据设定
2.1模型选择
借鉴肖文、唐兆希2010年对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的方法和韩峰等（2011）的实证经验，结合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他因素，构建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At=α+β1TWFDIt+β2FDI2t+β3TWFDI_St+β4FDI2_St+β5TRADE_RATIOt+β5R&Dt+εtt=1，2，…，T
A是CD生产函数中表示技术进步的因子，一般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TWFDI表示流入浙江的台湾直接投资；FDI2表示除台湾外的流入浙江的直接投资；TWFDI_S表示在浙江的台湾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FDI2_S表示除台资外流入浙江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TRADE_RATIO是浙江的外贸依存度；R&D是浙江省的研发投入；ε是随机扰动项；β是变量的系数，t是期数。
2.2设定指标数据
本文选取1991-2011年浙江相关数据进行实际测算，各指标数据均由199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数据。详细说明如下：TWFDI。用当年100美元兑换人民币将历年台湾直接投资数据的计量单位转换为亿元。
FDI2。用流入浙江的全部实际直接投资额去掉台湾直接投资而得，并用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亿元）。
TWFDI_S FDI2_S。用上面的TWFDI、FDI2数据除以当年项目数而得，其中TWFDI的项目数可以直接得到，FDI2项目数是用当年流入浙江的全部直接投资项目数扣掉台湾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即可。
TRADE_TATIO和R&D。贸易依存度是对外贸易与GDP的比值，其中贸易金额是海关统计的浙江省年进出口总额，以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亿元，而进出口总额和GDP可以直接获得。R&D也可以直接得到。
TFP。由于TFP是全要素生产率，是C-D生产函数Y=ALαKβ（α+β=1）中表示技术进步的因子A，它可以通过索洛剩余方法计算而得。两边取对数，得到ln（Y/L）=lnA+βln（K/L），再用EVIEWS6.0软件，以LS（最小二乘法）估算而得。其中Y表示浙江历年GDP，L表示劳动投入，用浙江历年年末在岗职工数衡量，这两个数据可以在《浙江统计年鉴》直接获取；K表示资本存量，采用Gold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Kt=It/Pt+（1-δ）Kt-1，该式中It/Pt是考虑固定资产指数变化的年
源于：论文的格式www.udooo.com
固定资产投资额，P是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它和浙江省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I）可以直接源于统计年鉴；δ是折旧率，本文直接采用张军、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估算方法中的结论，折旧率设为9.6%；而1990年资本存量也直接采用张军（2003）的数据。3实证检验及分析3.1实证检验
在实证检验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采用EVIEWS6.0软件、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为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同时考虑到台湾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浙江的直接投资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对TFP发生作用，R&D从投入、研发、取得成果到成果试点再到普遍应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按照时间序列分布滞后期数的判定方法，对TWFDI、TWFDI_S、FDI2、FDI2_S四个指标滞后一期处理，R&D滞后两期处理。下表是指标滞后处理后的估计结果。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回归的整体效果很好。R2和调整后的R2都超过0.993，且F统计值的显著水平值P=0.000005，接近零，远小于5%，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显著，拟合度高；D—W值为1.9644，接近2，说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常数项C和lnR&D （-2）的t值在5%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余变量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甚至lnTWFDI（-1）、lnFDI2（-1）和 lnFDI2_S（-1）三个变量的P值为零，说明在5%及以下显著水平下，各解释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都是显著的，甚至是极其显著的。从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和值可以看到三个变量正相关三个负相关。
3.2检验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lnTWFDI（-1））、除台湾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lnFDI2_S（-1））和浙江外贸依存度（lnTRADE_RATIO）的系数为正，说明三者与因变量TFP正相关；台湾在浙江投资的平均规模（lnTWFDI_S（-1））、除台湾外在浙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lnFDI2（-1））、研发投入（lnR&D （-2））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三个变量与浙江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具体分析如下：（1）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正效应但其规模的却是负效应。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lnTWFDI（-1））和台湾在浙江投资的平均规模（lnTWFDI_S（-1））的系数分别为1.1784和-0.7204，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每1%的台湾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来1.1784%的技术的进步，而台资规模每增加1%，但TFP却会有0.7204%下降。TWFDI正效应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台湾FDI的 75%以上集中在生产领域，4%直接投向科研技术怎么写作，而且流入工业的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1995年代之后的投资产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浙江台资的投资产业层次在逐渐升高，目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如电脑主机板、IC封装测试等核心产品制造和研发称为台商投资的新领域。于此同时，大量的优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向这里倾斜，这都有利于技术外溢的正效应的发挥；二是台湾与浙江地域临近，同宗同源，台资本地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台湾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技术的迅速转化，进而推动浙江技术进步，实现对TFP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TWFDI_S的负效应则是由于目前虽然台湾FDI流入主体正向大企业、龙头骨干转换，但目前入住浙江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如台塑、统一、震旦、正新、东帝士等多集中在塑料、食品饮料、纺织品、化工石油、化纤纺织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平均规模的扩大反而会制约TFP的提高。所以还应该要加大台湾FDI的引进力度，但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兴技术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或新兴产业等方面，以期更好地实现浙江的制造业优势和台湾电子产业优势的有机结合，推动产业的升级与优化。
（2）台湾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额的负效应和平均规模的正效应。除台湾外在浙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lnFDI2（-1））和除台湾外在浙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lnFDI2_S（-1））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5066和1.3252，且在1%水平上非常显著，说明每1%的台湾外其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5066%，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每增加1%，则会带来TFP的1.3252%的上升。上年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浙江的投资额的增加对TFP的负面影响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浙江的FDI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或部分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这类企业外资所采用的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这种模仿效应随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原因二在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比重很大，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以贴牌为主，他们对外资也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的根植性相对较差，这就在客观上抑制了浙江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而滞后一期的除台湾外在浙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则体现了该其他FDI的单位规模对技术进步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浙江投资的还是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怎么写作业和高科技产业，这就不难理解其单项规模的扩大，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
（3）浙江外贸依存度（lnTRADE_RATIO）的技术溢出正效应和研发投入（R&D（-2））的负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期的浙江外贸依存度和滞后2期的研发投入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5530和-0.1469，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外贸依存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TFP就上升1.5530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后者在5%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政府研发投入每增加五个百分点，TFP就下降0.1469个百分点，体现了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弱的负面影响。浙江外贸与FDI技术溢出的正相关主要由于FDI广泛分布于浙江工业的各个行业和子行业中，它一方面要求与之关联的上游企业为之提供标准化、有相当质量、规格、工艺流程要求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中间产品，间接促进了这些行业的本土企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FDI会带来竞争激励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促进本土相关企业学习FDI企业的管理水平，模仿产品生产，了解国际市场等，也达到了促进技术提高和进步之目的。而研发投入的负效应与许多研究有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政府研发投入并没有直接用于更新改造投资或者比例很少；另一原因在于政府研发投入的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的特点，构建实证模型，采用浙江省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验证，发现台湾在浙江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显著，能很好地促进浙江技术创新和进步，其个体平均规模效应为负，且对外开放程度、其他FDI的平均规模都对技术溢出效应有积极的影响。但政府研发投入、浙江其他FDI呈现技术溢出负效应。为此我们认为仍需一如既往地加大台资的引进但引进时考虑其在产业中的领先行；努力促进其他FDI在浙江的投资方式的改变，促进其根植化和本土化；继续加大研发的投资力度，但需要注意其投入的方向和效率。
参考文献
王红领，李稻葵等.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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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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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佘雪锋.浙江外贸经济增长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