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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开性论“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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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戈尔巴乔夫当年倡导的“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对苏共新闻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并由此动摇了苏共执政根基。今天,我们重新对“公开性”进行理性思考,廓清其深刻内涵,探讨它对苏共新闻事业造成的危害,观察苏共在“舆论多元化”感召下一步步主动放弃对媒介控制权的过程,系统总结苏共对新闻事业改革的失败教训与启示,以期发现其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开性;新闻自由;苏共新闻事业
纵观苏联历史,苏共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度创造出许多丰功伟绩。然而,这样伟大的执政党在1991年“8·19”事件中却未能力挽狂澜,最终因失去政权而淡出历史舞台。苏共执政之所以失败,除了长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多种失误以外,戈尔巴乔夫极力主导“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公开性”的由来

“公开性”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创造。在俄语中,“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一词早已有之,字典上注明的释义是“公之于众”、“让公众都知道”。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广泛的原则要包括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是很可笑的。”此后,列宁还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
当时,公开性曾是布尔什维克借助报刊和出版物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官僚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理论工具。但是,受当时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当革命成功后列宁不得不改变初衷,下令对一切新闻报道和出版物进行严厉的国家审查和监督。在经历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公开性原则一直被束之高阁,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20世纪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虽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当然,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重提公开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他认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众的参与,没有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没有真正的。因此,他倡导开创公开报道情况,公开揭露问题,公开批评,公开讨论问题,还民众一个信息知情权和社会政治参与权。其二,面对70多年历史形成的铁幕般陈旧政体和一大批思想极端保守的党内实权派,戈尔巴乔夫急需来自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宣扬公开性,借公开事实,让旧体制的大量弊端暴露出来,就能唤醒民众的改革意识,赢得广泛的、自下而上的支持,获得与党内保守派斗争的力量。[3]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一上台就针对公开性和排除实行公开性的阻力发表了大量讲话。这些讲话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应当直截了当和毫不掩饰地向人民介绍情况。

第二,公开性是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与管理。
第三,公开性与批评是对一切实行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种方法。进一步发扬公开性是改进苏联建设的各部门工作的强有力杠杆和实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

四、公开性不是一次性的措施,而是苏联现代生活的准则,是一个经常不断的过程。

第五,公开性和不是为所欲为,真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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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脱法律而存在,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六、报刊应该支持国内的公开性原则,应当向人民提供信息,但是它应该采取负责态度。

七、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

第八,公开性要求有关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的意见多元化,要求自由对比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争论。[4]
显而易见,从字面上看,上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理论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又深得人心。

二、“公开性”内容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

公开性原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管理化,国家决策过程化。戈尔巴乔夫主张“扩大党、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公开性”,使人民群众知道“在国家范围内正在解决什么问题,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做出了什么决定”[5]。《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详细地规定了应当提交全民讨论的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基本方面,实行全民讨论的原则和公开性原则,以及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基本程序。这为苏联公民参与制定有关国家和社会生活重要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法律保证。
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
公开性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公开政策落实和执行过程,把这一切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漏洞要承担个人责任,并要作深刻的自我批评。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也要公开,让人民群众知道一切。
同时,苏联政府还要求报刊、广播电视和其他新闻传播媒介,对国家政策的失误、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特权、地方主义和社会上的关系网等不正之风进行公开批评,从而把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结合起来。
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为了提高人民对国家机关政策、决议执行结果的了解程度,苏共强调苏维埃机关要及时向告工作,实行公开报告制,允许公民、记者自由出席苏维埃会议,经常向选民和居民传达工作结果。报刊、广播电视及时向人民公布各级决议和信息资料;苏维埃机关对苏维埃常会的日程和拟议中的决议内容等要定期公布和组织讨论。[6]
根据戈尔巴乔夫就公开性的相关指示,苏共采取了八项举措:
(一)为公开性立法。1986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详细规定了全民讨论的程序、总结群众建议和意见的方法,以及对违反国家讨论法的责任等。这从法律形式上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必须公开,公民对重大问题有权进行讨论并参与决策。(二)公开重大的党务和政务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对苏共二十七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及政治局的周四例会等都进行了公开报道,报道内容越来越详细。为了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坚持做到了公开会议时间、地点,并且还把会议审议的问题提前通知代表以及全体公民。
(三)公开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苏共在召开二十七大之前,把会议上将要审议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共纲领新修订草案、苏联1986-1990年经济和社会基本方针草案等,都提交给全党和全民讨论。
(四)公开报道国家和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苏联媒体一改以往的观望态度,积极跟进报道。随后,对纳希莫夫上将号客轮沉没事件、核潜艇着火沉没事故、哈萨克阿拉木图的学生闹事、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伤亡情况和重大的民族骚乱事件等,均及时作了公开报道,让人民得以了解事实真相。
(五)公开揭露时弊。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共带头揭露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比如青少年吸毒问题、妇女卖淫问题、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问题、压制和打击报复问题、贪污受贿问题等,并公开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一些因抨击时弊而被长期禁锢的文艺作品也开禁了。
(六)公开为历史错案平反。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苏共政治局成立了“补充研究有关20世纪30~40年代、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1988年2月5日该委员会宣布:为1938年以所谓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罪名而遭到迫害的布哈林等20人恢复名誉。1988年8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基诺维耶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平反。1988年11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为1935年的所谓“莫斯科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集团”案平反,为在此案中受牵连的什利亚谱尼科夫、梅德韦杰夫等10人恢复名誉。[7]
(七)放宽各种限制,使人民在宽松的环境中生活。文艺节目只要一不反党,二不搞,各种流派均可登台演出,其是非优劣由受众去鉴别。长期被封存的数以万计的历史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戈尔巴乔夫还亲自给“氢弹之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打电话,请他从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结束了他7年的流放生涯,恢复原来的工作。与此同时,还释放了150名政治犯,并允许400多名流亡国外的知名人士回国定居。[4]
(八)运用新闻舆论工具,加强上下对话,组织群众公开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提高国家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为此,苏共政治局每周星期四召开例会,星期五出版的《真理报》公布例会的情况。苏共经常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向群众作咨询,对居民提出的批评意见一一做出答复。一些报刊、广播电视开始广泛报道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报刊的销量大增,收听率收视率提高。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的“公开性”,大大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化进程,打破了过去政治上的神秘主义,使各级政府官员的活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是对官僚主义的致命一击。这对增强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和主人翁感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的影响

公开性拉开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化,化需要公开性来推动。而公开性主要依靠大众传媒来实施。本着“公开性”原则和举措,苏共对新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媒体揭露所有阻碍全面改革的缺点,揭露改革中存在的任何不正当现象,从而推动改革进程。
但是,苏共推动新闻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新闻自由,而是要配合苏共二十七大制订的基本方针——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和改革经济体制,配合各项政策的实施而进行有效宣传,并作为苏共全面推行改革路线,争取群众“自下而上”支持,以避开苏共保守派反对的工具。[8]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初期的新闻报道主要围绕改革的具体进程展开,配合苏共的要求,宣传改革,揭露妨碍改革的缺点。
第一,把新闻事业当作推行政经改革的工具,从“有限制”的公开性发展到“无限制”的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在多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公开性是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是改革的重要工具,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需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力量促进改革。然而,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广泛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9]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闻媒介在宣传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运动中,需要自身完善和加强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戈氏对新闻事业的改革是从在新闻媒介中推行公开性开始的。他起初还曾为新闻媒介公开性设置了一些条件。
1987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同报刊和文艺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公开性应当加强社会主义和我们人的精神,应当加强道德和社会的道德气氛。公开性是对缺点的批评,但这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也不是挖我们社会主义财富的墙脚。”1987年11月20日,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公开性和应当充分地、可靠地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
这些讲话内容为新闻媒介的公开性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即发扬新闻媒介的公开性要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但是,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经济形势没有出现好的迹象,而且那些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保守派不断阻挠和抵制改革推进。戈尔巴乔夫深刻地体会到,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措施的保障,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于是,他马上把改革方向转向了政治领域,主张“经济改革的前提是彻底改革政治体制”,明确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优先地位。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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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思想基础在其《改革与新思维》著作中得到全面阐述。他在论著中指出,要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要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要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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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翻翻当时的报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报道:(1)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列宁,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联。(2)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吹捧反共的派。(3)鼓动民族分离主义。(4)宣扬封建迷信、和凶杀新闻。(5)反对派新闻工作者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从事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11]
苏共主动放弃舆论阵地,使舆论界形成无政府状态,满天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上西方一些新闻媒介对苏联的强大宣传攻势,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急剧下降,助长了党内外反对派势力的发展。苏联出现了,进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极度混乱的不稳定时期。
在苏联1991年“8·19”事件中,紧急状态委员会争取恢复社会主义阵地的努力之所以遭到失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对舆论工具的失控则是关键因素。在整个事件期间,苏联国内反对派掌握的舆论工具和西方新闻媒介竭力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直接导致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气焰嚣张,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却凝聚不起来,许多人袖手旁观。[11]于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通过软禁戈尔巴乔夫,逮捕叶利钦,以挽救苏共和苏联生命的行动在一片反对声中遭受失败。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奇奇鲁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报刊在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激励下,猛烈批评苏共前领导人的政绩,鄙视苏联社会主义举世瞩目的成就,否定的执政价值,不仅导致苏联垮台,而且导致国家解体。

四、苏共新闻事业改革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苏共亡党教训是一面历史镜子。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政策,导致苏共新闻思想出现混乱,媒介工作失控,舆论阵地分崩离析。加之西方媒介的煽风点火,苏共内部思想混乱,矛盾日益尖锐,苏联民众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苏共新闻事业的失败为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事实上,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看到其“改革”进程受挫后才大力推出的。准确地说,公开性是苏联社会风气颓废的表现。它所提供的大量虚检测“信息”损伤了苏联人民的潜在意识,为“改革”确定了一个不真实的定义。在改革前几年,可以说公开性是一场“排除异己”的运动。戈尔巴乔夫通过舆论工具推动公开性实施,从盲目揭露和批判中抓出了前几年的“异己”。他排挤掉了很多有才能的学者和记者,却起用了一批没有职业素质、专门取悦上司而随时准备制造各种虚检测信息的追随者。[15]这些追随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用虚检测信息去冒充事实”的味道,描写黑暗,否定历史,传播片面信息,利用欺骗手段去挽救“改革”。
苏共新闻事业的惨痛教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执政党要牢牢掌控舆论工具,党报的领导地位不容改变。
新闻工作是整个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闻工作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无条件地服从和怎么写作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路线和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即使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也绝对不能改变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不能用市场经济规律取代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但要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循序渐进,严格限制滥用新闻自由。
为了维护典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苏共的新闻事业不允许丝毫反映社会冲突存在。因此,苏共对新闻机构的管理普遍通过行政的、单向监督的方式,使之纯粹作为宣传工具、党政的传声筒。一方面严格遏制大众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即作为大众传播信宿不满负向情绪的宣泄工具,以回避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在找不到适当方法解除国内长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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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冲突”情况下,又必须进一步加强集中管理体制,报道与现实违背的“写作新闻”,形成恶性循环。[16]
在这种环境中,戈尔巴乔夫推出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主张,使长时间内部矛盾积累的压力通过大众传媒突然释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冲击苏共统治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高举党报旗帜,强化舆论监督功能,抓好危机传播,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强化传播手段的前提下,坚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对平衡社会心理,化解偏绪,消除人民内部矛盾,促进和谐舆论环境,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作用。[17]

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本质功能,倡导新闻工作多元化。

新闻媒介的本质功能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引导舆论;传授知识,推广教育;提供怎么写作,普及娱乐;多种经营,创造效益。[18]反思苏共对新闻媒介长期实行严格管控,使新闻媒介的上述本质功能遭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逐渐形成了新闻媒介言论高度集中,管理高度集权,新闻检查严格,新闻报业无法可循的局面,一旦遭遇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主张,必然爆发“溃坝”局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建设阶段,新闻事业应该充分满足人们追求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符合执政为民的精神前提下,新闻工作必须倡导多元化,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本质功能,使报道内容多样化,既有上情下达的东西,也有下情上传的内容,以充分怎么写作于人民,怎么写作于社会。

四、认真对待西方媒介的扩张与渗透。

西方媒介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是引起苏共新闻事业发生变化的国际因素。随着苏联解体,独联体国家和北非、中亚、西亚等地区相关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返亚洲”的战略重点转移,其宣传工具也不遗余力地积极跟进,移向亚洲,特别是针对中国。
西方媒介打着“客观公正,维护人权”的幌子,以煽动民族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执政为目的,向我国舆论和思想战线大肆渗透。先后建立起对华广播电台电视频道30多家,发射基地遍布泰国、菲律宾、日本、俄罗斯、若干中亚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多家境外电视节目在我国境内都可以收视。这些广播电视网络形成对我国的环状包围。[19]
面对西方媒介对我国进行的入侵与围攻,我们应该积极运用多种渠道,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主动传播引导国际舆论,向世界说明和展示中国,做好新闻发布会,做强互联网,改善对外广播,增加外文报刊图书的数量。[20]同时,要不断更新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强化新闻传播手段,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彻底改变国际新闻交流格局;一手要严格管控国内广电机构不得随意转播境外广电节目,严禁私自安装接收装置和中外合资办台,一手要用先进技术手段积极屏蔽境外广电频道;对于西方不友好的宣传和造谣,要及时用事实予以有力批驳与还击,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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