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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探讨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变迁问题。研究发现：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超越了过去“人盯人”的监视形式，进入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颠倒式敞视”阶段，“询唤”和规训得以更为顺利地完成。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使社会个体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公共领域的对话中成为可能。
【关键词】监视；颠倒式敞视；话语权；全视
“话语权”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福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的。在这里，权力的概念区别于政治学中自上而下的操纵和支配，强调的是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网络结构化和弥散性，个人既是权力的持有者，又是权力的承受者，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正是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注意到作为话语的知识是如何与上述权力嫁接、互相助长，并被运用到现实实践之中对某些特殊群体形成规训作用。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规训正是弗洛姆所说的“匿名的权威”。
“话语权”的讨论具有多个理论源头，包括：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话语批评性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在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国家如何对社会实施“合意”的生产。70年代符号学大师鲍德里亚以“仿像”为逻辑起点，提出在数字技术时代，由符合自我指涉所构建的“超真实”逐渐取代了真实。在他看来，“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用现实的符号
以上关于“话语权”的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理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它们都没有再深入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变化和流动的。本研究试图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探讨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的关系变迁问题，提出了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超越了过去“人盯人”的监视形式，进入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颠倒式敞视”阶段。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折射出了新媒体时代话语权力的一种转移和嬗变。
从监视到“颠倒式敞视”：从肉身、电视到互联网的转换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监视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戴维·莱昂将监视定义为一种“惯例性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这一活动由组织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4]。监视行为试图消除隐私，其目标是为了形成规范性的遵从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影响个人。[5]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监视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控制与权力的巩固。
在监视技术诞生之前，“人盯人”是监视最常用的手段。从中国历史上的监视发展来看，从周厉王时期便诞生了专门到民间监听市民言论的卫巫，它的存在一度造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明朝时期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弥补了原有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缝隙；明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保甲制度”则负责“清查户口，查验，实行连坐切结”等，旨在将全国变成一个权力的大囚笼。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始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在实行之初主要用于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由于“效果良好”，得到了领导集团的肯定与支持，以及时任部长周永康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6]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枫桥经验’是以政治权威为后盾，实现国家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7]作为前技术时代最有效的监视方式，这显然意味着日常生活细节的规训体制的建立和控制方式的转型，同时这也表明了人口和身体成为权力集团的管理和监视对象。[8]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对电视等媒介的乐观心态，显然没有太多顾及媒介延伸所牵扯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例如，麦氏认为报纸是眼睛的延伸，但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程度导致对于信息的关注度和吸收度不同，所以这种延伸程度显然不在同一水平；而从报纸信息生产与接收主体的维度来看，受众的眼睛延伸程度一定会受到生产者的限制，生产者也完全可能控制这种延伸的方向。这种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在传播技术相对发达的信息社会，权力集团开始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替代传统过于耗费人力且过于明显的“人盯人”的监视模式，比如遍布各大城市和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庞大的数据库，等等。对于新媒体研究而言，笔者更希望将研究客体聚焦到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更为隐蔽的、有效的监视方式——颠倒式敞视。
1975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运用的两种模式分析理论，分别是纪律封锁与纪律机制。在这里，纪律机制指的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是功能性的”[9]。这种分析理论之后很快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用于分析电视媒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互动。“电视可以被看作一种组织空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9]，这里的“监视”并不是通过纪律机制起作用，而是通过生产幻象、诱惑和真理起作用。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职能正是来自这种“颠倒式敞视”，从而形成构建符合权力需求的社会化主体。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电视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确立为一种宣传工具，承担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通过影像话语，不同的社会主体在电视技术的视觉层面被重新定位和赋予意义。在这里，权力与媒介结盟，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运行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象征性权力以重构现实，生产真实，最终达到社会话语和行为的规训。
【关键词】监视；颠倒式敞视；话语权；全视
“话语权”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福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的。在这里，权力的概念区别于政治学中自上而下的操纵和支配，强调的是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网络结构化和弥散性，个人既是权力的持有者，又是权力的承受者，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正是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注意到作为话语的知识是如何与上述权力嫁接、互相助长，并被运用到现实实践之中对某些特殊群体形成规训作用。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规训正是弗洛姆所说的“匿名的权威”。
“话语权”的讨论具有多个理论源头，包括：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话语批评性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在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国家如何对社会实施“合意”的生产。70年代符号学大师鲍德里亚以“仿像”为逻辑起点，提出在数字技术时代，由符合自我指涉所构建的“超真实”逐渐取代了真实。在他看来，“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用现实的符号
源于：论文资料网www.udooo.com
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显然，话语作为符号的一部分，也被纳入“超真实”的构建当中。9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系列著作，希冀通过话语的理往重构被权力和商业所侵蚀的公共领域，以促进现代的形成。显然，这些前人的理论成果对福柯提出“话语权”的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福柯之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借用“话语权”的观点延伸出“象征性权力”的概念，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中提出，象征性权力“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或者说是“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3]。其关键在于，通过包括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符号，即话语来制造某种被广泛认同的“误识”，这正是权力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以上关于“话语权”的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理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它们都没有再深入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变化和流动的。本研究试图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探讨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的关系变迁问题，提出了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超越了过去“人盯人”的监视形式，进入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颠倒式敞视”阶段。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折射出了新媒体时代话语权力的一种转移和嬗变。
从监视到“颠倒式敞视”：从肉身、电视到互联网的转换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监视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戴维·莱昂将监视定义为一种“惯例性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这一活动由组织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4]。监视行为试图消除隐私，其目标是为了形成规范性的遵从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影响个人。[5]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监视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控制与权力的巩固。
在监视技术诞生之前，“人盯人”是监视最常用的手段。从中国历史上的监视发展来看，从周厉王时期便诞生了专门到民间监听市民言论的卫巫，它的存在一度造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明朝时期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弥补了原有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缝隙；明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保甲制度”则负责“清查户口，查验，实行连坐切结”等，旨在将全国变成一个权力的大囚笼。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始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在实行之初主要用于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由于“效果良好”，得到了领导集团的肯定与支持，以及时任部长周永康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6]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枫桥经验’是以政治权威为后盾，实现国家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7]作为前技术时代最有效的监视方式，这显然意味着日常生活细节的规训体制的建立和控制方式的转型，同时这也表明了人口和身体成为权力集团的管理和监视对象。[8]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对电视等媒介的乐观心态，显然没有太多顾及媒介延伸所牵扯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例如，麦氏认为报纸是眼睛的延伸，但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程度导致对于信息的关注度和吸收度不同，所以这种延伸程度显然不在同一水平；而从报纸信息生产与接收主体的维度来看，受众的眼睛延伸程度一定会受到生产者的限制，生产者也完全可能控制这种延伸的方向。这种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在传播技术相对发达的信息社会，权力集团开始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替代传统过于耗费人力且过于明显的“人盯人”的监视模式，比如遍布各大城市和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庞大的数据库，等等。对于新媒体研究而言，笔者更希望将研究客体聚焦到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更为隐蔽的、有效的监视方式——颠倒式敞视。
1975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运用的两种模式分析理论，分别是纪律封锁与纪律机制。在这里，纪律机制指的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是功能性的”[9]。这种分析理论之后很快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用于分析电视媒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互动。“电视可以被看作一种组织空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9]，这里的“监视”并不是通过纪律机制起作用，而是通过生产幻象、诱惑和真理起作用。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职能正是来自这种“颠倒式敞视”，从而形成构建符合权力需求的社会化主体。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电视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确立为一种宣传工具，承担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通过影像话语，不同的社会主体在电视技术的视觉层面被重新定位和赋予意义。在这里，权力与媒介结盟，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运行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象征性权力以重构现实，生产真实，最终达到社会话语和行为的规训。
摘自：毕业论文任务书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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