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发展中，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业已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流，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继续健康发展却需要综合其他更多的视角和方法。重回女性文学所诞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原点，开辟女性主义—审美批评的研究思路，并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融合，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完善其批评理念的内在迫切需要。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重获审美主体身份的中国女性终于将长久的渴望换化为了难以抑制的话语表达冲动，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陆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女作家们从不同书写层面描绘了中国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坎坷命运，怀着勇气和坦诚向世人呈示了深邃幽复的女性内心世界，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性别话语方式，开辟了一个个令人瞩目而又逐时迁变的女性审美天地。虽然学术研究力量的大批投入和来自女性文学写作的不断“刺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状也未容乐观，还必须有以思之，看清其得失，为这个还在不断调适变化的女性文学及研究①，冷静地寻找在时下正在盛行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之外更多，或许也是更为切实有效的批评方式。譬如我们这里提出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一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诞生乃开始于女性为争取到合法合理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政治和斗争，女性主义的大旗自打开后，也就注定其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思想理论，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过，在女性求取平等生存权利之漫漫长路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主张者发现，破除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其实与争取女性权利的政治运动同样重要。于是，女性主义就与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殖义等具有批判色彩的“后学”理论找到了思想上的联结点，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处于弱势的生存群体，质疑元话语的权威，抵制一元化的体制机构，等等，而让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和视野在当代得到了不断的丰富扩展。因此，当女性主义运动延伸至文学领域，并建立起一套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式后，就必然超越女性文本自身和狭义的女性文学范畴，而与广阔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相联。于是，有学者说：“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提出的‘性政治’概念，并不一定是指涉文学的主题以及内容，更重要的是探讨性/政治与文学生产、文学传统、文本性、文学经典与文学接受等的复杂互动问题。”②女性主义批评者反对将文学仅仅作为
另一方面，在一元话语霸权甚嚣尘上的当代，女性主义也越来越强调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这也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供了可以合理实施的舞台。于是，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中国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研究者采纳并运用之时，就必然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与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以历史文化环境而论，古代封建中国的典型政治结构是儒家其表、法家其里的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及一个以家庭、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血统制社会体系，其间所大行其道的，是以政治道德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理性文化。在这样一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里，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身份地位和思想动态即显得相当特殊：一者，年少之时在父母的家庭中，是被各种闺约、妇诫所教导训责的关于视听言动、关于言容德功的对象；二者，当出嫁到夫家，又得承担起满足男人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双重任务，而成为一种被动的工具性存在；三者，当部分女性取得母亲、婆婆、奶奶等身份地位即家庭内部的控制权时，又会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帮凶”而自觉地去规训告诫家中女性和社会女性。于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很多本是柔弱却表现疯狂乃至“变态”的女性形象，如冯小青、繁漪、曹七巧等等。随着当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化和转型，中国女性的个体及群体的物质、精神状态发生了多样起伏不已的风景，与此同时，女性文学自身也以快速“张扬”的步伐向女性的身体、心理维度深处不断探索迈进，由此又引来了误解沟壑的不断加剧。在物质世界以绝对优势压抑个体精神领域，不同的自我处置方式也成了当代女作家们不得不作的抉择。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女性文学的如此难局，如果不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以文化批评的方法去诠释之，研究之，则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接受的批评策略。因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成了女性文学研究者们最常使用的有效利刃之
以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为主要“利刃”，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当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确实涌现出一批具有富于学科建设性的优秀成果，得到了多人的参与，也有很多层面的反映。首先，从学者个人研究的层面看。以《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④和近期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⑤等几部著作为标志，学者乔以钢完成了由女性文学史的梳理到女性文学主题的探究再到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这样一个由研究方法到理念的跃进过程，可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起步到兴盛的一个“缩影”。另外，其他一些学者虽没有直接表明其文化批评的立场，而实际也暗合此种研究思路。如由赵树勤主编的《女性文化学》⑥，即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分别从历史、教育、法律、文学、传媒、审美、生态文明、身体与智慧、婚恋与家庭、就业与参政等方面考察梳理了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女性文化，全面阐释女性文化的本土性内蕴，可说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邵燕君对“70后”“80后”所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文化批评分析，是此类对象批评中为数不多的佳作⑦。其次，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2002年，“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之后作为“发展社会性别在文学文化学科中的建设”项目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⑧，这不仅有力地改变了国内女性文学和文化学科相关教材严重缺乏的现状，重要的是，也及时地满足了文学文化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更加规范化的需求。最后，近几年来文化批评业已成为众多研究者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常用方式，涌现出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学术论文和高校研究所体制下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虽说质量、水平不一，但对推动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更上层楼，以及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良性反思，都将有所助益。由此可见，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化研究确实已逐步走上了学理化、学科化的良好推进道路。不过，在这文化批评盛极一时的当口，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一个问题，即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毕竟只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解决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无法回避女性主义文学自有的矛盾和悖论在当代不断加剧的事实：似乎女性文学越是强调其女性主义的“姿态”，就越能让一旁观看的男性“不亦乐乎”！女性主义批评所坚持的性别立场主要表现为一种性别政治，在颠覆文学和美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也容易将女性文学文本降格为只是实现“性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招来文学批评界对此的很多责难。长期关注女性文学发展的国内男性学者林树明，曾总结这些责难，包括：“1.生搬硬套本来就有问题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偏离中国实际；2.鼓吹男女二元对立，偏离人性；3.标新立异，偏离文学批评规范等。”⑨尽管他对这些“责难”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并作了堪称精彩的驳斥，但并不能就此改变这个事实的明显存在，即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批评原则的背离，确实没有得到人们很好的理解和认同；相反，误解和“恐惧”倒是在不断蔓延，批评界也大有重燃性别战火的架势。冷静地说，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符合女性主义批评的初衷，解构男性中心主义也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单极的“女性霸权”。然而，对这个女性主义批评自身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却也不能给出更好的解决思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固然开阔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视域，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生存的历史和现实境域，为人们正确认识理解其话语背景和话语表达都相当特殊复杂的女性文学提供了一条可能接近的途径，但它终究是站在女性文学的外部，属于“外部研究”譬如女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即使看似也会深入女性文本的内里，做许多不失精彩严密
三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出路
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如果我们不那么固执如陈染笔下的倪拗拗，非要以似乎无所不能、用得也十分顺手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武器来解决困境难局，回到女性文学所诞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原点，以及它至今还未终了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丢弃脱离的审美创造文本形态，则女性主义—审美批评的研究方式及其体系的建立当然值得大幅度地提倡和实施。一句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批评方式女性主义—审美批评方式。它应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为核心，揭示女性作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和应有的文学地位，从文本出发去肯定女性审美创造的特点和独有价值。但是，要在女性主义与审美批评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审美批评体系，在目前的东西方学界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尝试。因为在此背后，需要女性主义在很多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完善，尤其是女性主义曾经猛烈抨击过的哲学和美学学科。在解构了经典哲学和美学之后，如何建构起女性主义哲学和女性主义美学，对女性主义研究者们而言，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迫切的问题。只有当女性主义有了自己的核心美学主张和健全美学系统后，才能解决它与传统美学、哲学的根本冲突，也才能推动女性主义—审美批评实践的全面展开，完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所没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知名学者李小江就从反拨经典美学的立场和思路，对审美经验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审美主体身份、女性与审美创造及女性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颇具前瞻性的思辨研究⑩。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她本人及其他研究者的有力推进，只偶尔有些零星的论文和观点。直到近几年，这种状况才又有所推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学者文洁华的《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一书，它除了介绍和论述西方女性主义美学的最新进展，还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古老文化，力图寻找其与女性主义美学的沟通点和生长点，大胆分析了原始儒家的“孔子乐教”、“孟子灵肉观”和现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的审美经验论与女性主义美学相联接的可能性。虽然其中一些问题尚值得深论商榷，但她所开启的新一轮中国女性主义美学研究却应该得到高度的关注。
不难看出，女性主义美学构建的艰难正是源于女性主义与美学的内在矛盾。对此，林树明又提出了“性别诗学”的设想。他认为“性别诗学在其本质上始终是审美的。在美学层次上，性别诗学倾向于专注感性的审美范式、审美意识的深度生成”，而认为“男女的审美共性及差异，将是当代美学最令人鼓舞的景观”。这话是令人鼓舞的。确实，正如女性主义哲学在对哲学的追问中不是企图撇开哲学，相反是要向世人证明女性主义所拥有的思想价值，则女性主义所发起的对一元男性美学的批判也不应该是女性主义远离美学的借口。抛开那些形而上学的悖论，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揭开女性审美活动的特征，呈示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世界，挖掘女性文本的审美规律和特质，总结女性文学的审美风貌等等，都将有助于缓和大众特别是男性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日益加深的矛盾和曲解。而与此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应该放置于一定的文化场域，才有其存在依据和研究价值。
综上所论，任何单一的批评方式都不能涵括女性文学所包蕴的复杂内涵。不管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也好，还是我们这里提出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都应避免单向度的执著。文化理论不能替代文学理论，女性政治不能取代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审美批评也不能离开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取向应该是多维而兼容的，但又是有学术研究的重心和取向的，它不是胡乱地和稀泥，不是简单的相加相混，而是从女性主义的当代存在实际出发，去揭开女性文学审美的美学方式和美学成就。女性主义—审美批评不仅要让我们看到文学中性别价值的存在，还要向人们展示性别差异的存在是如何不断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方式，以及女性对于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等。
注释：
①本文统一使用“女性文学”而不是“女性主义文学”，使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不是“女性文学批评”。盖“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包容性更强，而“女性主义文学”强调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针对性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批评中的女性主义立场，既可以是女性文本，也可以是男性文本，而“女性文学批评”则无此意指。参见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②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③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赵树勤：《女性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邵燕君：《“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包括了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2006年版），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2007年版），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2007年版），马元曦、康宏锦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2008年版），任一鸣编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2009年版），荒林、苏红军主编《中国女性文学读本》等。
⑨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390页，第419页。
⑩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 in Philosophy，ed.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90年后女性作家审美心理研究”成果之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重获审美主体身份的中国女性终于将长久的渴望换化为了难以抑制的话语表达冲动，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陆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女作家们从不同书写层面描绘了中国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坎坷命运，怀着勇气和坦诚向世人呈示了深邃幽复的女性内心世界，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性别话语方式，开辟了一个个令人瞩目而又逐时迁变的女性审美天地。虽然学术研究力量的大批投入和来自女性文学写作的不断“刺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状也未容乐观，还必须有以思之，看清其得失，为这个还在不断调适变化的女性文学及研究①，冷静地寻找在时下正在盛行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之外更多，或许也是更为切实有效的批评方式。譬如我们这里提出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一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诞生乃开始于女性为争取到合法合理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政治和斗争，女性主义的大旗自打开后，也就注定其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思想理论，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过，在女性求取平等生存权利之漫漫长路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主张者发现，破除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其实与争取女性权利的政治运动同样重要。于是，女性主义就与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殖义等具有批判色彩的“后学”理论找到了思想上的联结点，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处于弱势的生存群体，质疑元话语的权威，抵制一元化的体制机构，等等，而让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和视野在当代得到了不断的丰富扩展。因此，当女性主义运动延伸至文学领域，并建立起一套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式后，就必然超越女性文本自身和狭义的女性文学范畴，而与广阔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相联。于是，有学者说：“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提出的‘性政治’概念，并不一定是指涉文学的主题以及内容，更重要的是探讨性/政治与文学生产、文学传统、文本性、文学经典与文学接受等的复杂互动问题。”②女性主义批评者反对将文学仅仅作为
源于：大学生论文网www.udooo.com
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进行静观，反对将文本当做一个纯粹的审美客体，而主张将文学置于一个文化、历史境域进行解析，去揭开深藏在文本背后的男性中心主义。确实，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犀利的剖白从多个层面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如何被规范，又如何最终被剥夺了文化和历史的创造权，而沦落为仅供男性观赏或奴役对象的历史，撕开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的虚伪面纱，并揭示当代男性主义与消费社会的联手为女性发展所布下的重重诱惑和陷阱。由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随着其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深切的历史文化关怀，而逐渐走向了视野广阔的文化批评。另一方面，在一元话语霸权甚嚣尘上的当代，女性主义也越来越强调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这也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供了可以合理实施的舞台。于是，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中国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研究者采纳并运用之时，就必然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与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以历史文化环境而论，古代封建中国的典型政治结构是儒家其表、法家其里的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及一个以家庭、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血统制社会体系，其间所大行其道的，是以政治道德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理性文化。在这样一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里，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身份地位和思想动态即显得相当特殊：一者，年少之时在父母的家庭中，是被各种闺约、妇诫所教导训责的关于视听言动、关于言容德功的对象；二者，当出嫁到夫家，又得承担起满足男人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双重任务，而成为一种被动的工具性存在；三者，当部分女性取得母亲、婆婆、奶奶等身份地位即家庭内部的控制权时，又会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帮凶”而自觉地去规训告诫家中女性和社会女性。于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很多本是柔弱却表现疯狂乃至“变态”的女性形象，如冯小青、繁漪、曹七巧等等。随着当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化和转型，中国女性的个体及群体的物质、精神状态发生了多样起伏不已的风景，与此同时，女性文学自身也以快速“张扬”的步伐向女性的身体、心理维度深处不断探索迈进，由此又引来了误解沟壑的不断加剧。在物质世界以绝对优势压抑个体精神领域，不同的自我处置方式也成了当代女作家们不得不作的抉择。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女性文学的如此难局，如果不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以文化批评的方法去诠释之，研究之，则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接受的批评策略。因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成了女性文学研究者们最常使用的有效利刃之
一、具有其合法性。
二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的得失反思以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为主要“利刃”，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当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确实涌现出一批具有富于学科建设性的优秀成果，得到了多人的参与，也有很多层面的反映。首先，从学者个人研究的层面看。以《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④和近期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⑤等几部著作为标志，学者乔以钢完成了由女性文学史的梳理到女性文学主题的探究再到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这样一个由研究方法到理念的跃进过程，可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起步到兴盛的一个“缩影”。另外，其他一些学者虽没有直接表明其文化批评的立场，而实际也暗合此种研究思路。如由赵树勤主编的《女性文化学》⑥，即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分别从历史、教育、法律、文学、传媒、审美、生态文明、身体与智慧、婚恋与家庭、就业与参政等方面考察梳理了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女性文化，全面阐释女性文化的本土性内蕴，可说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邵燕君对“70后”“80后”所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文化批评分析，是此类对象批评中为数不多的佳作⑦。其次，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2002年，“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之后作为“发展社会性别在文学文化学科中的建设”项目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⑧，这不仅有力地改变了国内女性文学和文化学科相关教材严重缺乏的现状，重要的是，也及时地满足了文学文化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更加规范化的需求。最后，近几年来文化批评业已成为众多研究者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常用方式，涌现出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学术论文和高校研究所体制下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虽说质量、水平不一，但对推动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更上层楼，以及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良性反思，都将有所助益。由此可见，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化研究确实已逐步走上了学理化、学科化的良好推进道路。不过，在这文化批评盛极一时的当口，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一个问题，即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毕竟只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解决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无法回避女性主义文学自有的矛盾和悖论在当代不断加剧的事实：似乎女性文学越是强调其女性主义的“姿态”，就越能让一旁观看的男性“不亦乐乎”！女性主义批评所坚持的性别立场主要表现为一种性别政治，在颠覆文学和美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也容易将女性文学文本降格为只是实现“性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招来文学批评界对此的很多责难。长期关注女性文学发展的国内男性学者林树明，曾总结这些责难，包括：“1.生搬硬套本来就有问题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偏离中国实际；2.鼓吹男女二元对立，偏离人性；3.标新立异，偏离文学批评规范等。”⑨尽管他对这些“责难”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并作了堪称精彩的驳斥，但并不能就此改变这个事实的明显存在，即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批评原则的背离，确实没有得到人们很好的理解和认同；相反，误解和“恐惧”倒是在不断蔓延，批评界也大有重燃性别战火的架势。冷静地说，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符合女性主义批评的初衷，解构男性中心主义也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单极的“女性霸权”。然而，对这个女性主义批评自身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却也不能给出更好的解决思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固然开阔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视域，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生存的历史和现实境域，为人们正确认识理解其话语背景和话语表达都相当特殊复杂的女性文学提供了一条可能接近的途径，但它终究是站在女性文学的外部，属于“外部研究”譬如女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即使看似也会深入女性文本的内里，做许多不失精彩严密
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udooo.com
的叙事策略分析，也只是为了达到揭示某种男权隐喻的目的，而申扬某种女性主义的话语诉求。如果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对此本然的文学美学要求置之不理，甚或干脆要丢弃“内部研究”这块文学批评重地，它得到的将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稀薄空气”，而失去的是女性文学和女性美学的“丰饶土地”！三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出路
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如果我们不那么固执如陈染笔下的倪拗拗，非要以似乎无所不能、用得也十分顺手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武器来解决困境难局，回到女性文学所诞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原点，以及它至今还未终了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丢弃脱离的审美创造文本形态，则女性主义—审美批评的研究方式及其体系的建立当然值得大幅度地提倡和实施。一句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批评方式女性主义—审美批评方式。它应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为核心，揭示女性作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和应有的文学地位，从文本出发去肯定女性审美创造的特点和独有价值。但是，要在女性主义与审美批评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审美批评体系，在目前的东西方学界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尝试。因为在此背后，需要女性主义在很多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完善，尤其是女性主义曾经猛烈抨击过的哲学和美学学科。在解构了经典哲学和美学之后，如何建构起女性主义哲学和女性主义美学，对女性主义研究者们而言，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迫切的问题。只有当女性主义有了自己的核心美学主张和健全美学系统后，才能解决它与传统美学、哲学的根本冲突，也才能推动女性主义—审美批评实践的全面展开，完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所没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知名学者李小江就从反拨经典美学的立场和思路，对审美经验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审美主体身份、女性与审美创造及女性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颇具前瞻性的思辨研究⑩。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她本人及其他研究者的有力推进，只偶尔有些零星的论文和观点。直到近几年，这种状况才又有所推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学者文洁华的《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一书，它除了介绍和论述西方女性主义美学的最新进展，还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古老文化，力图寻找其与女性主义美学的沟通点和生长点，大胆分析了原始儒家的“孔子乐教”、“孟子灵肉观”和现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的审美经验论与女性主义美学相联接的可能性。虽然其中一些问题尚值得深论商榷，但她所开启的新一轮中国女性主义美学研究却应该得到高度的关注。
不难看出，女性主义美学构建的艰难正是源于女性主义与美学的内在矛盾。对此，林树明又提出了“性别诗学”的设想。他认为“性别诗学在其本质上始终是审美的。在美学层次上，性别诗学倾向于专注感性的审美范式、审美意识的深度生成”，而认为“男女的审美共性及差异，将是当代美学最令人鼓舞的景观”。这话是令人鼓舞的。确实，正如女性主义哲学在对哲学的追问中不是企图撇开哲学，相反是要向世人证明女性主义所拥有的思想价值，则女性主义所发起的对一元男性美学的批判也不应该是女性主义远离美学的借口。抛开那些形而上学的悖论，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揭开女性审美活动的特征，呈示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世界，挖掘女性文本的审美规律和特质，总结女性文学的审美风貌等等，都将有助于缓和大众特别是男性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日益加深的矛盾和曲解。而与此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应该放置于一定的文化场域，才有其存在依据和研究价值。
综上所论，任何单一的批评方式都不能涵括女性文学所包蕴的复杂内涵。不管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也好，还是我们这里提出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都应避免单向度的执著。文化理论不能替代文学理论，女性政治不能取代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审美批评也不能离开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取向应该是多维而兼容的，但又是有学术研究的重心和取向的，它不是胡乱地和稀泥，不是简单的相加相混，而是从女性主义的当代存在实际出发，去揭开女性文学审美的美学方式和美学成就。女性主义—审美批评不仅要让我们看到文学中性别价值的存在，还要向人们展示性别差异的存在是如何不断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方式，以及女性对于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等。
注释：
①本文统一使用“女性文学”而不是“女性主义文学”，使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不是“女性文学批评”。盖“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包容性更强，而“女性主义文学”强调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针对性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批评中的女性主义立场，既可以是女性文本，也可以是男性文本，而“女性文学批评”则无此意指。参见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②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③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赵树勤：《女性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邵燕君：《“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包括了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2006年版），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2007年版），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2007年版），马元曦、康宏锦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2008年版），任一鸣编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2009年版），荒林、苏红军主编《中国女性文学读本》等。
⑨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390页，第419页。
⑩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 in Philosophy，ed.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90年后女性作家审美心理研究”成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