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哲学观对《诗经》英译设计

摘要：《诗经》体现的是2500年前汉文化的民族精神、文化形态和生存状态，其英译应是有别于西学的东方文化精神形态的认识过程，应关怀其中承载的汉文化群体生存状态和思辨形态。本文试图在中西语言哲学观照下，对比研究《诗经》原文本和相关译本，在中国传统象思维的指导下，将诗歌中的象的保留和意境的传递充分体现出来为研究终极目标，从而真正实现东方智慧“道象互为”的思辨范式和诗意哲学、哲思诗意统一的认识观。
关键词：《诗经》；语言哲学观；象思维；意象
1002-7661（2012）16-006-0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文本，它所涉及的内容蕴含思想、文学艺术、历史、社会以及人文地理信息，价值不可估量。通过《诗经》文本，我们可以窥见还原出人类早期宗教、语言文字、认知模式等文化形态的特征及其根源。
《诗经》英译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为我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注重中西宗教层面上的语词对接和替代，还原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的译本从儒家道德出发，兼顾了以诗译诗的文学原则。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通过意象转换和传达淡化了政治教化作用，彰显了作品的文化与民俗因素。庞德(Ezra pound)的译本借鉴了美国民歌的风格，注重创造意象。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诗经》译本，注意吸收和借鉴中国当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保留和传达了汉诗的文意审美特征。

一、《诗经》英译研究现状

在我国翻译研究史上，《诗经》英译研究只不过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为止还一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周发祥于1993年从《诗经》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翻译有总体评述；同年，许渊冲在《诗经》英译本前言中，对历史上的理雅各、庞德等的英译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95年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一文对九种全英《诗经》译本进行了研究。马祖毅在《汉籍外译史》中对《诗经》翻译的历史和译本状况介绍相对比较全面，先后对理雅各、詹宁斯、阿连壁、韦利、庞德、高本汉等六种英译本做了简要评述。夏传才从海外诗经学研究的角度对《诗经》英译本进行介绍。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一书涉及各译本的底本依据研究，李新德所写的《理雅各<诗经>英译缘起和体例》一文，从理雅各英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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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境、翻译体例着手，进而评价理雅各《诗经》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为提升我国软实力提供了可参照的历史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以上研究呈现出历史短、规模小的特点。
目前诸多《诗经》译本要么过度张扬文本外部要素，关怀文本外部现象；要么弱化文本作用，呈淡化文本内部关注趋势；或基于狭义的诗学文论义理，局限于诗句、美学、修学，视语言为工具。实际上，英译不仅是语言意义层面的忠实，更是精神格局层面的忠实。《诗经》英译的研究必须回归文本本身，必须关注文本话语样式与精神认识之关系，视语言为本体而非工具。

二、语言与民族精神

学者梁衡曾说：“语言文字是工具，它在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怎么写作的过程中已渗进了民族的个性，成了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标志。”古今中外，语言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本体。
1、洪堡特的语言观著名的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它根植于人类精神的本质之中。其次，各民族由于受到其生存环境、地理因素、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民族精神方面也呈现出差异性。再次，语言从精神出发，又反作用于精神中。人类通过主观精神活动来构成客体世界，而单纯的感官能力无法产生表象，它必须同精神内在行为相结合才会产生。此外，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观照。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一种主观性、人文性，由此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2、萨丕尔—沃尔夫检测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其学生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简而言之，其理论实质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影响思维。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也生活在主观世界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结构主要是语法，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习惯，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从而导致他们对世界具有不同的感知、对世界产生不同的看法，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它同时也强烈影响和制约着思维。
3、钱冠连的语言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先生认为，精神生成语言，语言给人的精神生成落下了档案。在传承的过程中，民族的全部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就附着在语言之上了。学者江怡从另一层面解释了这个理论，即语言绝不是仅仅是在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

三、语言哲学观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又是哲学的思辨领域，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两者一直以来总是具有明显的不可分离性。语言哲学作为两者的交叉学科，不仅要研究哲学对语言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语言学对哲学的影响。自古以来中西方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有价值的语言哲学理论，比如古希腊关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道儒二家关于“道”与“名”，言与思的论述等。
1、西方语言哲学观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的哲学研究逐渐进行了“语言的转向”，从维根特斯坦的“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西方学者都承认，语言不仅构成了思想，甚至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语言能否以及如何让听话者接受，成为表达思想本身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诗经》这样的“大雅”之作就是生活形式的本质的直观，它本身具有呈现特定环境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样式的时代独特性，作品本身既是一种记录、言说，对于后来人也是了解彼时生存状况、思维样式和认识样式的有效通道，因此《诗经》英译首先应关注的是源语言文本的完整的表征形态。2、中国传统哲学意识形态—象思维认识样式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象思维建立在对对象的理解和体验的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气、太极等并非纯粹非实体性，依旧具有生命样态，本质上虽不能加以逻辑概念式规定，如易经“观物取象”之意，借助“象以尽意”从中把握，达到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或认识。如果说逻辑概念思维属于理性，那么“象以尽意”之“象思维”就属于悟性，通过象的启引，最终升华至无形大象的整体抽象化概念，这种思想在于提升思辨悟性和认识境界。
中西哲学认识形态相较下，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认识样式体现了注重逻辑和概念的抽象思维形态，讲究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分析二分法；而汉文化背景下的传统中国哲学表现为一种不拘泥于线性逻辑的诗性思维特点，它讲究整体、辩证统一的“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的诗性智慧。由此可见，西方认识样式以“二元对立二分法”逻辑思维为其主流文化诗学，而中国则注重“道象互为”而致“天人合一”的认识样式，讲究内化以致达一元旨归的诗意哲思。
3、语言文本中象思维的辨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诗词为文本形式，以“象思维”这种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所以文本语言之象的辨识方法应该是既基于具“象”，但又要超越于其“象”，剖开表面的语词表象，深入到语言内部，分析出具象之间的关系，从中挖掘出深藏在语词之象关系背后的意象和意旨，进而发掘出象思维蕴含的东方文化精神。
对于《诗经》的解读，必须认识到：象作为浓缩的元素符号传递了无限的意蕴和大雅精神格局，其物象与人象的映射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华夏民族的生存状态，因而对象外之象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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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作品的极致，使作品所获得无限东方精神的生命力得以彰显和传播。

四、语言哲学观照下的《诗经》英译

1、《诗经》中象的描述《诗经》中的意象皆取之于物，根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到174种植物、112种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和3种神话世界中存在的动物，《诗经》中对象的描述是这部巨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象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诗意和审美意识，使作品本身耐人寻味。
2、《诗经》英译中象的保留 《诗经》透过形象性的语言理解抽象世界，又通过带有直观性的类比形式去把握和认识与抽象世界的联系，二者相互渗透补充，达到有机统一。因此，对《诗经》意象的把握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例：梅
“梅”的文字描述最早见于《诗经》，后来因其耐寒的品性，常被认为是树中君子，呈现傲雪开放、生机盎然的情境。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梅是文人的精神的寄托，也是永恒的主题。
（1）以《诗经?国风?召南》之《摽有梅》为例：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表1 《摽有梅》原诗词之英译对比
原诗词詹译韦译庞译汪译
摽shakenplop falldrop
梅damsonplumsplumsplums
求care forcourtcrymarry
此诗选取“梅”这一物象有其独特之处。“梅”音同“媒”，在古代习俗中被认为是媒合之果，原诗一语双关，以落梅比喻青春消逝，旨在表达未嫁女子感叹青春逝去，渴求爱情的感情。如表1所示，“plop”是象声词，原指物体落水时动静较小。从象声角度来说，韦利选择该词正好描绘了落梅的无声无息，体现了青春消逝在不知不觉中。而詹宁斯则用“shaken”来表现落梅的意料之外和不受控制，以此很好地抓住了未嫁女子的无奈。庞德对“cry”一词的选取，有效地表达了未嫁女子渴求爱情，待嫁的迫切心情。汪榕培使用了“marry”一词解释了“梅”的双关之意，将中国传统文化在诗句中进行渗透。
（2）以《秦风?终南》为例：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关于本诗的题旨，前人皆持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诗中借“梅”这一物象表明终南山丰富的物产，尤以根深叶茂的林木为代表。更有研究者认为“梅”是女性的象征，本诗旨在突出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的青年表达爱慕之心。
理雅各译文中的“梅”接近原意，体现的是当时梅树栽种的普及性，传递的是终南山周围绿树葱郁的意象。如：What are there on Zhongnan? There are white firs and plum trees. ( Legge’s Version)。倘若译文旨在突出“求爱”的主题，那么“梅”在翻译时就要着力突出它的象征意义，本文试译为plum blossom，以绽放的梅来突出女子的成熟；或译为red plum，以红色的梅花象征女子的美貌。

3、《诗经》中意象的传递与意境的营造

诗的表述以象显意，以意引象。意象是人的内心情感与外部现实场景的完美融合，同时意象又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既定的文化内涵和个人的审美情趣。《诗经》通过简洁凝练的语言传递出意象，通过意象的自由迭加、交叉组合和艺术升华等方式营造出意境。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本体，《诗经》这部中华民族的元典，不仅是艺术作品，而且是史实性的作品。既然还原历史状态成为不可能，那么只有从文本中才可以观照到2500年前汉民族的生存状态及人生价值观，进而才可揭示作品的精神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因此，《诗经》英译要关注《诗经》文本的话语样态，关注诗中意象的运用，把文本视为精神的本体、历史样式的本体，注重从中西方的思辨模式差异着手，将语言和民族精神、语言与思维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翻译所承担的中西方的交流之职。
参考文献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言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李玉良. 《诗经》英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3] 汪榕培，郭尚兴 典籍英译研究（第五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