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日本日本女性文学中文化生态观

[摘 要]：“文化生态”指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深层次、独特和个性的。日本女性文学在日本文化生态不断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创作理念、题材选择和表现技巧等方面颠覆了各种传统观念，逐渐构建起日本女性文学独特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文化生态；日本；女性文学
文学作为文化生态和时代精神的直接反映，成为一条人们探寻社会文化发展嬗变的特殊路径。“文化生态”是一个富有渗透力的概念，专指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始终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形成一定的生态系统，如同血脉基因一样，承载着这一国家历史及文化的流变。随着日本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的发展，日本女性文学的创作理念、题材选择和表现技巧等都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特别是在性别意识、女性解放及人本主义影响下，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一、“男女平等”理想追求的文学初期形态

明治时期，由福泽谕吉等思想家高举西方天赋人权的旗帜所开展的男女平等及女性教育的思想启蒙运动，点燃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火苗，而以岸田俊子为首的近代日本女性运动先驱们，一方面从自由、人权的立场在理论上颠覆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大力宣扬女性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文学塑造了一批自强、自立、上进、知书达理的新女性形象，呼吁社会尊重女性、关爱女性，同时也鼓励女性勇敢走出家庭，融入社会，接受现代教育，做一个有尊严有人格的独立女性，理性表达女性自身的合理诉求。这一时期代表女性作家有《明治闺秀美谈》（1892）杂志中排名前列的人气女作家岸田俊子（1863—1901），她的主要作品有：《善恶歧路》、《伯爵的小姐》、《山间名花》、《湘烟日记》等。身为女性作家在岸田俊子看来，所谓平等就是指男女的平等，女权的扩张，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岸田俊子大量注入自己的思想观念，着力表现近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现实性，《善恶歧路》作为日本女性文学的首部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小说一反日本女性屈从卑微的传统形象，以女性的价值和社会贡献为着力点，表达了女性接受教育、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另一位女性作家清水丰子（1868—1933），她的创作则立足于启蒙精神，以激越、率真的笔调，号召女性追求知识，确立自我，扩大自身的权利，为此她身体力行，亲自投身自由民权运动，后来又作为《女学杂志》的记者开展了广泛的启蒙活动。她的代表作有《破碎的戒指》、《一个青年的异常叙述》、《当代俩姑娘》、《野路之菊》、《谁之罪》等，作品深受明治初期政治小说的影响。日本女性从社会弱者地位出发，逐渐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过渡到了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的新阶段，这一文化过程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初期形态中得到反映。

二、“精神独立，文学自主”的话语权构建

1946年日本第90次国会开幕，女性第一次能够以议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当年11月颁布了日本《新宪法》，其中规定了主权在民、男女平等等内容，尤其是在第三章中明确提出“没有性别差异”。当时，许多社会底层的妇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体，而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也不得不实施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主义文学运动应运而生，许多战前就已非常活跃的女性作家们开始贴近社会进行大胆的创作活动，开始对过去的战争和残酷的现实进行深刻的质疑和反思。她们从政治、文化、经济、家庭及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去剖析女性的价值、人性的本质以及生命的意义，成为现代日本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1946年《新日本文学》创刊，首期刊登了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歌声哟，响起来吧》，发出了日本战后主义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在随后的1956 至1966年的十年间，日本的国民经济进入到空前发展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奥林匹克景气”的三次发展经济高峰，仅仅十年时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让日本从法理上取得了真正的独立，次年“日本通”埃德温·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开始大肆推销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美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意识由此进入日本社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值得关注的是50年代中期之后，妇女逐渐成为推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女性就业人数逐年增多，有40%的日本企业由她们支撑起来，这一社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日本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空间。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女性意识的确立，日本女性文学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女性作家们开始跳出家族、妻子、母亲为中心的创作范囿，从更为多元角度审视社会，以更为丰富的方式表现人生，昭示着“新女性文学”的产生。代表作家有仓桥由美子、森茉莉、濑户内寂听、原田康子、田边圣子、曾野绫子、三浦绫子、河野多惠子、大原富枝、圆地文子、芝木好子等，她们凭藉旺盛的创作和活跃的思维能力，以独特细腻的女性视角开始叙述女性生存的状态和，对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规范和性道德进行批判，重新编排了女性意识的新谱系。如1972年吉佐和子发表的小说《恍惚的人》，就从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制度、社会养老以及妇女就业等问题，向外界传达了女人“只要活着， 人生就有价值”这一主题。三浦绫子的《羊丘》（1966）、《石子之歌》（1974）、《自我构图》（1968），大庭美奈子的《鱼的泪》（1971）、《三只蟹》（1968），三枝和子的《镜中的黑暗》（1968）、吉田知子的《无明长夜》（1970）、金井美惠子的《爱的生活》（1968）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社会和母性的问题，体现了女性解性别束缚，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追求的强烈愿望，成为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1982年首相中增根康弘上台执政，强调“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日本要成为国际性“政治大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另一方面打开国门迎接国际社会，日本开始进入到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国际化时代。这也是一个女性作家辈出，且颇有些“疯狂”的时代，这时登上文坛的女作家几乎都出生于战后，国际文化的多元共生大大丰富了她们的文学想象和创作意志，如在戏剧和诗歌方面表现十分活跃的吉原幸子、井坂洋子、青木春美、如月小春渡边江利子等，她们的创作极大丰富了日本女性文学的百花园。在为日本女性的精神独立、自我完善和价值意识奠定基础的同时，也让日本女性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存在空间。文学方面，则在创作手法、自我表达、叛逆气质以及超越时代的文学自主上，颠覆了各种男权主义文学观念，构建起日本女性文学独特的话语空间。
参考文献：
川村凑.原善.现代女性作家研究事典[M].鼎书房，2001
邹洁.论日本当代女性文学[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3）

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udooo.com

[3] 王宗杰.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J].东北师大学报，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