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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政治以哲学—人性的分析、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现了政治关系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马克思政治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基本观念蕴含着三个方面，即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政治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基本观念；当代价值
1004-1494（2013）03-0036-05
马克思虽然没有显性的政治著作，但是马克思在其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却始终蕴涵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考量以及考量的政治诉求。政治思想内蕴于马克思思想之中，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本质之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超越形而上学和以往思辨思维，颠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范式，实现了价值与事实或科学与意义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其哲学基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表征出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观念等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从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政治具有客观性。对马克思政治的考量可以从社会政治问题的底蕴以及问题考量中的政治诉求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前者而言，任何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上的展开，政治活动关系是人本质确证的一个方面，它必然涉及人的主观需求以及价值意义的考量，因而底蕴也就必然呈现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践历程中；就后者而言，任何活动本质上是客观满足主观即人的需要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范畴，主观的价值诉求以及意义追求必然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诉诸于现实，而非仅仅是一种玄思，即其不仅具有抽象的普遍性亦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这就使问题考量必然涉及实践取向。所以，政治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政治亦是如此。马克思思想广博精深，其思想超越了当时其它的社会思想流派，而滋润着广大的知识领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也许是始终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思想家”。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马克思的最终诉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本身就蕴涵着对人类的价值诉求，也就是把全人类的解放与思想相联系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一门作为学科出现的学，但他却在整体上具有着深厚的关怀，甚至主要就是从关怀的角度出发的。”所以，马克思政治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特征，亦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内在诉求。
从现实性而言，马克思政治具有必然性，亦即有从可能性落实为现实性的必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所建构，这三部分本质上是整体的、互相交融的。马克思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命运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理想社会形态或状态，它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而言，就是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始终渗透着人文关怀和精神。所以，马克思政治思想是建基于实践理性之上的。正如我国学者杨楹、卢坤所说的：“在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制度情境的批判中，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批判性‘证伪’了资产阶级社会观，彰显出一条诉诸对社会制度进行‘真正合乎人性’的实质性重建的人类解放路径。从而开辟了一种与资产阶级传统学相异质的新型政治的雏形。”[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种成为实践的现实性，也即马克思找到了一条从“应然”到“实然”的路径。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政治确实在场，其不仅在场，而且超越西方政治传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地位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不可以脱离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著名学者阿佩尔说：“严格说来，对人类行动的‘经验-分析的’经验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先行理解人类行动的成功后果的（内在）规范，并把这些规范承认为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如其所是那样来描述人类行动。……简言之，无价值倾向的事实判断不可能处于历史经验的开端，而且也毋需把它们当做历史价值判断的出发点。”[4]由此可知，人类思维方式是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相互转移的，政治思想亦是如此。早期西方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考量本质上是视域的，是一种政治，即使是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时期，政治依然是建基于虚幻的宗教道德之上，表现为一种性的政治。但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开创了政治的现实主义路径，这种政治则走向了非道德性、思辨性、客观性和分析性。20世纪中期以降，政治的道德性获得强势回归，其中以罗尔斯为代表。此时期政治与结盟成为时髦，这是因为当时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语境发生了变化。总之，我们深入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史就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把实性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离，没有把二者沟通融合起来，它是建基于形而上学立场上的。马克思政治思想吸取西方政治思想的资源，其中特别是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他“被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所吸引……注意到政治意义上的人类事项在这里开始成了值得哲学家瞩目的东西。即使历史显示了绝对真理，也会给政治全新的价值。不论历史的演员（活动的人们、actor）是否知道，也不论活动的人们是否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总之，政治是‘实现’了哲学”[5]，马克思政治颠覆了形而上学传统，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人类解放为最终价值诉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依据，把政治中的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连接起来了。马克思以历史审视社会发展现实继而做出理论归纳，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书斋式抽象不同，建构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新型政治学说。
一是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或政治的性质。我们知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探讨的是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书斋里、唯心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复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而导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6]1马克思也指出：“你们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7]8“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15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其哲学是指向此岸世界，改变旧社会旧关系，建立新社会新关系，而非彼岸世界的玄虚。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所从事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马克思政治的中心，但这种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仅仅是集体人，而且也是个人。尽管马克思没
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等旧社会的考察批判中深切地认识到人的缺场和价值的迷失，这种迷失具体体现在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公民社会和政治目标等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建构了合理“合乎人性”的政治观念。
就政治主体而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处于社会底层，表现出种种异化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9]4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一特殊等级是“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7]15。“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0]“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45实现“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关怀。
就政治关系而言，政治关系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表现，其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围绕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形成的政治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异化的，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2]170-171“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2]170-171“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2]84马克思对政治关系充满着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
就政治制度而言，马克思很少论及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者社会形态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制度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旧社会是使人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0之中，是“精神的动物王国”[13]、“人类动物学”[11]134，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是不合乎人性的社会，人处于异化状态之中。因而，需要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这种共产主义制度是充满着“无‘正义’的正义立场”[14]，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是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2]8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制度的关怀。
参考文献：
博尔基.马克
董志良.中国政治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39.
[3]杨 楹，卢 坤.政治：一个话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37.
[4]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67.
[5]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06.
[6]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14]涂良川，胡海波.论马克思的正义观[J].兰州学刊，2007（1）：3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7]宋希仁.论道德的“应当”[J].江苏社会科学，2000（4）：26.
责任编辑 任浩明[3]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基本观念；当代价值
1004-1494（2013）03-0036-05
马克思虽然没有显性的政治著作，但是马克思在其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却始终蕴涵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考量以及考量的政治诉求。政治思想内蕴于马克思思想之中，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本质之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超越形而上学和以往思辨思维，颠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范式，实现了价值与事实或科学与意义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其哲学基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表征出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观念等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何以“在场”
客观地说，马克思著作中确实没有政治的显性话语以及专门的著作，但其著作中却实实在在地渗透着政治的精神与实质，马克思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中渗透着考量、关于问题考量中渗透着社会政治诉求。马克思政治何以“在场”？我们可以从可能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来阐释。从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政治具有客观性。对马克思政治的考量可以从社会政治问题的底蕴以及问题考量中的政治诉求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前者而言，任何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上的展开，政治活动关系是人本质确证的一个方面，它必然涉及人的主观需求以及价值意义的考量，因而底蕴也就必然呈现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践历程中；就后者而言，任何活动本质上是客观满足主观即人的需要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范畴，主观的价值诉求以及意义追求必然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诉诸于现实，而非仅仅是一种玄思，即其不仅具有抽象的普遍性亦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这就使问题考量必然涉及实践取向。所以，政治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政治亦是如此。马克思思想广博精深，其思想超越了当时其它的社会思想流派，而滋润着广大的知识领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也许是始终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思想家”。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马克思的最终诉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本身就蕴涵着对人类的价值诉求，也就是把全人类的解放与思想相联系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一门作为学科出现的学，但他却在整体上具有着深厚的关怀，甚至主要就是从关怀的角度出发的。”所以，马克思政治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特征，亦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内在诉求。
从现实性而言，马克思政治具有必然性，亦即有从可能性落实为现实性的必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所建构，这三部分本质上是整体的、互相交融的。马克思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命运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理想社会形态或状态，它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而言，就是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始终渗透着人文关怀和精神。所以，马克思政治思想是建基于实践理性之上的。正如我国学者杨楹、卢坤所说的：“在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制度情境的批判中，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批判性‘证伪’了资产阶级社会观，彰显出一条诉诸对社会制度进行‘真正合乎人性’的实质性重建的人类解放路径。从而开辟了一种与资产阶级传统学相异质的新型政治的雏形。”[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种成为实践的现实性，也即马克思找到了一条从“应然”到“实然”的路径。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政治确实在场，其不仅在场，而且超越西方政治传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地位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不可以脱离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著名学者阿佩尔说：“严格说来，对人类行动的‘经验-分析的’经验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先行理解人类行动的成功后果的（内在）规范，并把这些规范承认为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如其所是那样来描述人类行动。……简言之，无价值倾向的事实判断不可能处于历史经验的开端，而且也毋需把它们当做历史价值判断的出发点。”[4]由此可知，人类思维方式是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相互转移的，政治思想亦是如此。早期西方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考量本质上是视域的，是一种政治，即使是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时期，政治依然是建基于虚幻的宗教道德之上，表现为一种性的政治。但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开创了政治的现实主义路径，这种政治则走向了非道德性、思辨性、客观性和分析性。20世纪中期以降，政治的道德性获得强势回归，其中以罗尔斯为代表。此时期政治与结盟成为时髦，这是因为当时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语境发生了变化。总之，我们深入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史就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把实性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离，没有把二者沟通融合起来，它是建基于形而上学立场上的。马克思政治思想吸取西方政治思想的资源，其中特别是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他“被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所吸引……注意到政治意义上的人类事项在这里开始成了值得哲学家瞩目的东西。即使历史显示了绝对真理，也会给政治全新的价值。不论历史的演员（活动的人们、actor）是否知道，也不论活动的人们是否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总之，政治是‘实现’了哲学”[5]，马克思政治颠覆了形而上学传统，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人类解放为最终价值诉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依据，把政治中的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连接起来了。马克思以历史审视社会发展现实继而做出理论归纳，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书斋式抽象不同，建构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新型政治学说。
二、马克思政治的基本观念
马克思政治思想是在吸取西方政治思想资源以及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政治思想以“现实的人”为立脚点，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和方法，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不道德的同时，力图建设一种公平正义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为此，我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的把握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马克思政治思想超越于西方政治传统，这种超越本质上确立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以“现实的人”为分析基点，以批判性与建构性相互动，从哲学或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哲学或。一是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或政治的性质。我们知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探讨的是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书斋里、唯心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复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而导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6]1马克思也指出：“你们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7]8“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15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其哲学是指向此岸世界，改变旧社会旧关系，建立新社会新关系，而非彼岸世界的玄虚。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所从事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马克思政治的中心，但这种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仅仅是集体人，而且也是个人。尽管马克思没
摘自：毕业论文评语www.udooo.com
有专门写过学著作，但在其对宗教的批判、对封建制度及其道德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道德的批判活动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在道德批判活动中的价值标准问题，即马克思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他们激烈批判中世纪基督教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的现世物质幸福的扼杀，但同时肯定了被基督教神化了的人的精神性的高尚价值；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低俗、物欲横流，但并不否认物质幸福的重要，他们用以批判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旗帜——人道主义。”[8]这种人道主义，并非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对其人作了新的阐释：人本质上不是一种抽象物，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同时，马克思还找到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科学途径，那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及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揭示，而这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16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等旧社会的考察批判中深切地认识到人的缺场和价值的迷失，这种迷失具体体现在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公民社会和政治目标等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建构了合理“合乎人性”的政治观念。
就政治主体而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处于社会底层，表现出种种异化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9]4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一特殊等级是“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7]15。“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0]“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45实现“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关怀。
就政治关系而言，政治关系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表现，其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围绕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形成的政治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异化的，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2]170-171“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2]170-171“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2]84马克思对政治关系充满着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
就政治制度而言，马克思很少论及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者社会形态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制度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旧社会是使人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0之中，是“精神的动物王国”[13]、“人类动物学”[11]134，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是不合乎人性的社会，人处于异化状态之中。因而，需要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这种共产主义制度是充满着“无‘正义’的正义立场”[14]，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是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2]8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制度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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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政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本质是对政治社会关系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建设公平正义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还不是很完善，现实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出现了诸多不符合马克思政治思想要求的现象。因此，我们要依据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它是马克思政治基本价值理念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我们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在各项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之中；在处理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公民社会以及政治目标的关怀时，始终关注马克思政治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是为了人的自由自觉而全面发展，更多地注入人文关怀和价值底蕴，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参考文献：
博尔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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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想的形成[C]//蔡声宁，译.马克思主义来源译丛：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7.董志良.中国政治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39.
[3]杨 楹，卢 坤.政治：一个话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37.
[4]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67.
[5]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06.
[6]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14]涂良川，胡海波.论马克思的正义观[J].兰州学刊，2007（1）：3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7]宋希仁.论道德的“应当”[J].江苏社会科学，2000（4）：26.
责任编辑 任浩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