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堪称人类集会的轮回形态。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同样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奥运会不仅是体育活动，其所拥有的诸多超体育的附属价值却更为中国人看重。复合化的奥运会不仅未能消解奥运会的竞技因素，反而提升了奥运会的传播学价值，也为过度竞争化的奥运会竞技添加了一种优美的情愫。中国人将参与奥运会当成全民族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捷径。进化论是资本主义时代高强度竞争意识的理论原生点。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奥运思想是人类竞争的终极性思想，进化论和现代奥运会是同一类思想的派生物。中国人更热衷于在各种常规的文化类型中强力地提炼出一种属于自己文化的信仰性元素，奥运会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抗拒祛魅的因子，并成为具有理论高度的奥运主义，且逐渐演化为一种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奥运会及其所倡扬的奥运精神也成为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影响较大文化类型。
关键词：奥运会；乌托邦；大同观念；进化论；民族意志
1004-4590(2012)04-0005-07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几乎构成人类集会的轮回形态。像以往很多届奥运会一样，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呈现出积极而活跃的态势。然而，奥运会不仅是体育运动或运动的文化，还涉及到荣誉、理想、精神和思想。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力度、广度和强度的不断增大，奥运会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命运的关系。中国作为近年来的奥运会金牌大户，在彰显国家意志的同时，也逐渐认知到了奥运会的原始精神。从某种程度上看，奥运会及其所倡扬的奥运精神已成为百年来继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第三种西方文化类型。对中国人而言，由奥运会人派生出来的奥运精神已然达到了奥运主义的理论性高度，并成为当代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通行证和。
古希腊的奥运会与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奥运会有所差别。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为读者描绘出了古希腊雅典娜赛会上的情景：“时期是九月初。接连三天，全邦的人都去看竞技；先是在奥台翁，有场面豪华的舞蹈，有荷马诗歌的朗诵，有歌唱比赛，七弦竖琴比赛，有的青年舞蹈队跳毕利克舞，有穿衣服的合唱队列成圆周唱酒神颂歌；接着田径场上举行各种竞赛，有男子的和儿童的角斗，拳击，扭殴，五项运动，或武装的人的单程赛跑，双程赛跑，火炬赛跑，又有，有驾两匹马的和四匹马的赛车，有普通车比赛，战车比赛。”［1］由这段描述人们可以看出几则信息。首先，奥运会是娱神的，是为祭奠希腊神祇而举办的庆典活动。古希腊是多神崇拜的国度，所以，每次奥运会的举行都针对不同的神灵，其中包括在奥林匹亚为祭祀宙斯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在奥林匹亚为祭祀赫拉举行的女子运动会赫拉竞技运动会，在达尔菲为祭祀阿波罗举行的皮提亚竞技运动会，在涅墨亚为祭祀波塞冬举行的依斯米安竞技运动会，在雅典为祭祀雅典娜举行的泛雅典娜节竞技运动会。尽管现代奥运会已经经过了科学化的洗礼，祛魅后的奥运会成为人类新的精神家园，但传递圣火仪式仍然残留了宗教崇拜的痕迹。
奥运会的原点在于圣火采集仪式。西方人认为是古希腊神明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来给人间，并一再阐明这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而在中国，钻木取火的火种才是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志，但是，给中国人带来火种的人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燧人氏。战国时晋国思想家尸佼在《尸子》中说：“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2］韩非在《五蠹》中曾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3］清代马骕《绎史》转述魏晋谯周《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於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4］马骕《绎史》转述东晋王嘉《拾遗记》云：“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于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5］
从神话原型学的角度看，所谓源于古希腊的奥运圣火并无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元素，换言之，中国人所崇尚的奥运精神的圣火采集仪式，实际上是对遥远的古希腊神明的一种祭拜行为，从根本上超越、摆脱甚至背离了民族本位的立场，其仅仅获得的是对世界大同理想再现形态重新确认的机会。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未排斥将奥运火炬神圣化的做法，从央视花费力气现场直播伦敦奥运会在雅典的圣火采集仪式境况看，中国仍将奥运圣火传递仪式看成一种超越本土信仰体系的巨大荣耀，这里显示出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充分的接纳意愿。
古希腊奥运会被视为一种节庆活动，除竞技比赛外，人们还会在奥运会期间举办歌舞表演、诗歌朗诵、辩论会以及杂技表演等活动，质言之，奥运会不单单是为了一决高下而举办的运动会，更是供全民参与的娱乐休闲盛会。这种办会模式和中国时行的文艺先行、经贸殿后的办会格局基本一致。古希腊讽刺作家luician曾这样评价奥运会：“没有人能够仅用几个词描述这一非常现象……娱乐源自它们。”［6］中国一度是儒教国家，对娱乐一直有所限定。在儒教文化传统的统摄下，中国人很难将奥运会当做是一种娱乐行为。就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各民族遵循的禁忌学原则不同，迄今为止，也只有古代的罗马帝国和当代的美国充分认可享乐主义的正面价值，并视之为一种必然的存在。罗马帝国所捍卫的两种理想除却实用主义外，便是享乐主义。但中国从过去的儒家思想到现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享乐主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并波及娱乐文化的超前性发展。受到中国礼俗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娱乐文化始终不是主流文化。
由于承载了太多的国家责任，奥运赛事对中国人来说已无多少娱乐性可言。中国人更想看到的是比赛的结果以及中国队在奖牌榜上的位置，或者关注一下中国的强势项目中的某些队员是否击败了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至于享受比赛过程，反倒成了次要的事情。中国大批的体育观众更情愿将较为单纯的体育快感释放机会留在足球的、欧洲冠军联赛以及美职篮等单纯性体育赛事当中。
奥运会所宣扬的竞技学内涵虽然说和当代中国人理解和阐释的不尽相同，但体现在民俗学层面的奥运理念却和中国人理解的惊人的相似。1892年11月25日，现代奥运会创始人法国埃尔?顾拜旦就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大厅发表题为《奥林匹克的复兴》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该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忘我精神而获得各种奖赏的还有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诗人、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7］1896年，现代奥运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古典奥运会的终结，恰好显示出古代奥运会的精神在现代社会重生或复活的意义。顾拜旦申明：“艺术与文学应该在现代奥运会上有所体现，和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奥运更加高尚。”［8］《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中的第二条也明确表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式。”［9］由此可见，奥运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它类似于中国民间的庙会活动，具有多元的娱乐
奥运会永远是复合的文化活动，而体育反倒仅仅局限于竞技的层面，成为奥运会的表层意象，并时常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2012年度，相对于中国主流媒介宣传的具有中国化内涵的备战伦敦奥运主题，伦敦方面似乎更能抓住奥运会的西方化本体，也更有可能再现古希腊奥运会的情状。依照中国媒介的传播标尺，伦敦奥运会仍将是一场中国庙会式的大杂烩式的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突出了奥林匹亚的文化性，并定于2012年6月到9月间举行历时3个月的文化嘉年华活动，活动将在不同地点举行以惠及更多市民，届时人们将欣赏到一场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第一电台举办的大型免费音乐活动，时间是6月23、24日，地点选在哈克泥沼泽球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艺活动，如沙德勒井剧院和巴比肯艺术中心首度合作制作一出大型舞蹈表演，皇家芭蕾舞团和国家美术馆以三幅提香画作为蓝本，合作推出《变形记：提香2012》，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上演由诺瑞斯执导、Blur乐团的亚邦主唱的新歌剧《迪博士》，皇家艺术学院将展出霍克尼的景观作品，国家肖像博物馆将展出弗洛伊德的肖像画。而且，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诗歌嘉年华也将在南岸艺术中心举行，届时将聚集205位来自每个奥运参赛国的诗人，而最精彩的文化活动当属世界莎士比亚嘉年华，到时会有50多个团体近千人参加表演。［10］
伦敦奥运会努力冲破体育竞技赛事的藩篱，重新将音乐、绘画等文艺活动纳入庆典范畴，这是对古希腊奥运会的精神的重新确认行为。奥运会最初的模式就是如此。“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赛会上，不仅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角逐，还可以看到各个门类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树阴下，哲学家以雄辩的口才阐发自己的观点；草坪上，年轻的选手们正围坐在竞技优胜者身旁聆听比赛经验；雕塑家在裸露出丰满肌肉的人群中穿行，用赞赏的目光搜集自己的创作素材；抒情诗人在小道上徘徊，为自己的新作酝酿；热情的观众聚集在广场上，观看滑稽喜剧或令人震撼的悲剧……赛会期间，来自各城邦的艺术家展出自己的作品，诗人吟诵诗歌，哲学家、历史学家发表演说，而商人们则借此谈写卖、订契约，使竞技会同时成为全希腊思想、文化、经济交流的盛大集会。”［11］
奥运会一度集娱乐、神圣仪式以及至高荣誉象征于一体，甚至时常成为衡量一切高贵事物的社会标准和文化尺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讲述：“柏拉图是一个雅典人，生于第八十七届奥林比亚赛会的第三年，或者据多德威尔的说法，生于第八十七届奥林比亚赛会的第四年……柏拉图受到全希腊特别是雅典人的尊敬，他活到‘第一○八届奥林比亚赛会。”’［12］中国体育学者认为：“希腊人的历史纪年方式以奥运会为其纪年标准。这一记年方式在柏拉图的《卡尔来特》对话录中首次讲到：古希腊原来并无记年制度，从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兴起，每四年称为一个‘奥林匹亚德’，成为一种记年方法。”［13］古希腊奥运会能够享有如此高的声誉，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场体育竞技会，恰恰是因为它包罗万象，涵盖了艺术、体育、文艺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而且民众参与度极高，方能获此殊荣，成为希腊人纪念的方法。
复合化的奥运会不仅未能消解奥运会的竞技因素，反而在无形中将艺术置于奥运会的从属地位，在静态的形式下提升了奥运会的传播学价值，也为过于敌对化、竞争化和攻击化的奥运会竞技增添了一种温和、婉约及优美的情愫。
1840年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中国毕竟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世界级大国，此后的百余年来，中国尽管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的洗礼，但仍旧留存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种文化根脉至今仍具有勃勃的生机，尚可在局部压制住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钱穆、杜维明、余英时等新儒学信奉者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发行，新儒学对西方文化的制约作用空前显现。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并非主流意识形态，却是良性的主体意识形态，是属于仅次于三个代表、和谐理论之下的第二级思想意识。由于和谐社会理论吸收了孙中山的治国思想，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同样也间接地吸纳、兼容了新儒学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现代奥运会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它除却具备祭祀学、仪式学和一定的神学价值以外，还体现出至少三方面独有性价值。其一，反映了古代希腊人的自由、浪漫的精神；其二，展示出古希腊人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包括为后世建立起合乎现代意义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其三，奥运会尊重肉体的纯洁性，为人类物种学学科的建立培育了试验场。当然，现代奥运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奥运会，而其中较为重要的便在于现代奥运会还是进化论的延伸物，它勾连起了人类学和物种起源、物种演变、物种兴替等多元学科。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情感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西方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传入中国后，一直遭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抵触，国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有一种不和谐记忆，并时常持淡然态度，但是，奥运会几乎是个例外，奥运会使得中国人获得了尊严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程序进入了健康、明朗及和谐的轨道。质言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情感始终呈现出相互矛盾、抵触、对立的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奥运会却体现出相对纯洁的感情。奥运会可以超越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不良记忆。随着1984年新中国首次加入奥运会大家庭，新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竞技成绩逐渐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运动员优良的竞技成绩带给国人一种满足感，也逐渐融解掉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中的某种负面、扭曲和不良的形象，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中国人逐渐地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和接纳，而这种认可和接纳的方式最为直接的场域竟是奥运会。
1984年以来，中国各大媒介都加大了针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竞技体育由此升温，并逐渐成为一种中国符号，奥运会也成了世界认知中国的便捷通道。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端。2012年是伦敦奥运年，中国央视体育台近期不断播出带有“备战伦敦”字样的广告，用以触及观众的，为奥运会的电视转播预热，中国各大媒介大肆传播伦敦奥运会的信息，继续维持着对现代奥运会的认同、接纳和尊崇情绪。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恰是因为中国和西方一度有百余年文化交流不顺畅的先例，国人才将奥运会当成了一种集约式的沟通西方文化的途径。而中国人虽然也始终认可奥运会所提倡的重在参与的价值，但在行为上却一直将夺取奥运金牌当成了趋向西方文化的见面礼。这是大国认可陌生文化的惯常途径。奥运夺冠就成了中国人所秉持的独特的奥运情结、奥运观念和奥运信仰。中国政府之所以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精力去赢得奥运会冠军的荣誉，却未曾遭受到本国国民强劲的反对，已然堪称一种文化的奇观。即便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花费掉上万亿人民币，也同样没有多少中国人觉得不该如此，而只是认为北京举办奥运会物有所值。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前前后后，民众支持举办奥运会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从未跌落到90%以外，维持着罕见的高支持率。从中不难看出，并非中国政府单方面地对奥运会情有独钟，中国人民同样极度热爱奥运会。原因在于中国对奥运会的理解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殊的历史记忆迫使中国人几乎将一种温和的西方文化当做了济世的诺亚方舟，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积极接纳态度不仅具有爆破性，还具备了巨大的情感、信仰和狂欢的倾向。
依照国际通行标准衡量，中国的体育策略确实有所偏颇，国家体总的奥运争光战略实际上要优先于全民健身战略，至少在传媒学的领域里呈现出了如此的状态。与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总数世界第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民体质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当然，奥运金牌第一的价值不可低估，因为即便从精神治疗学的角度看，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信息对经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它对关注体育的民众来说，具有提升自信力、消解创伤记忆、回归健康心态的深度性心理治疗的综合性效应。
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历史渊源等因素的影响，任何社会都只能在想象世界里做到完美，任何国家也无以承担其所谓的足以代表人类文明新秩序的社会典范的示范功能。体育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具有补充作用。康德就认为体育是弥补社会缺陷的补丁，更是弥补人类肉体力量和灵敏度不足的补丁。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中国现今依旧停留在将奥运会当成属于自我论证符号的初级阶段，国民中的许多人更习惯于将奥运会看作是证明中国人强大感的符号，甚至将其当做一种国家强大的象征物和挣脱现实困境的济世良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奥运会本真的游戏性遭到了极大限度的轻视和忽略，奥运会始终难以发挥其纯粹的娱乐身心的功能。中国大多数奥运观众更喜欢守在电视机和电脑旁关注奥运会的消息，而并不在意奥运会是否可以带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对大多数中国国民来说，奥运会的观赏性符号学价值仍旧要大于其参与性休闲学价值。2011年10月17日，第6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曾就“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举行全体会议。新华社记者林琼、危玮在当天的专电《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将体育融入全球发展合作议程》中曾引用王民的发言内容：“体育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加强各国民众沟通的桥梁。在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各国发展休戚相关的今天，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与理解已成为各方共识，联大全会审议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议题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14］王民说：“体育对促进社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将体育融入维和、发展、教育、卫生、男女平等、残疾人权益保障等全球合作议程，并更好发挥体育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15］针对奥运会对全世界民众的对全球性多元危机的心理抚慰价值，王民还指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有助于应对全球危机。他说，应对危机离不开各方共识，达成共识的前提是相互理解与尊重。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等理念，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他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必须继续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尊重文化差异，加强相互理解，和平解决争端，为建设一个平等、和谐的世界而共同努力。”［16］为表示对奥运会的敬意，王民表示：“在中国，奥林匹克精神已深入人心。中国将8月8日暨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这是中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的庄严承诺。”［17］
然而，中国人理解的奥运会还大体局限于体育荣誉的获取和竞技体育竞争力的世界性影响层面，健身体育、全民体育和民间体育尚无法成为中国体育的主导性要素。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育带给中国人的益处还不算多，中国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在世界顶级赛事中的优异成绩更像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为，高水平竞技者担负着单独摘取金牌的任务，而其他的国民根本无法跟进他们的竞技节奏，甚至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存在的价值。中国目前的健身性体育依然处于一片自发的状态，难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强度、高亮度和高维度的重视。
中国运动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倾向让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整体性的提升。尽管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具有治疗国民心理疾病的作用，但是，中国已经将体育治疗民心和抚慰民身的功能分离，并强化了奥运精神对民族精神的治疗功能。于是，一方面是精神上极度匮乏的专业运动员群体正在逐渐脱离正常的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却是处于劳动性疲劳状态的非体育人口长久无法享有运动带来的快乐，民众无法享受到运动的综合性益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优秀的专业运动员所取得荣耀的背后是金钱，金钱的背后却是无数的职业竞技难以避免的身体损害，而更多的中国人因为未曾享受到高品位体育运动的实惠，反而成为国民健康领域的暗点。这是中国当代体育的真实状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职业竞争空前激烈，中国在2010年获得了GDP世界第二的排位后，却发现中国人几乎是拿健康、生命乃至种族优质基因遗传退化的代价换取来了这样的经济成绩和国际地位。目前，中国劳动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已经雄居世界首位，人均工作时间达每年2200小时，而素以敢于拼争的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是每年1758小时，美国人是一年1610小时，荷兰人是每年1389小时。国外许多媒体都报道过中国是全球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在物价高扬的时代，中国普通百姓承受着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压力，中国国民的生命时而突破了健康的规限，并经常性地抵达亚健康、非健康乃至死亡的临界点。据央视2012年5月4日播出的《新闻1+1》节目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平均每天猝死约1500人，其中多数为过劳死。猝死者中以男性人群与中青年居多。早在20年前，人们谈论过劳死最多的还是日本，日本的经济奇迹同样是国民拼争的结果，但是，中国近年来过劳死的发病率直线飙升，如北京1998年的中青年猝死者为80余名，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70余名，沿海城市青岛每年也有500人因过劳或其他原因而猝死，这些人已被媒体解释为累倒的一代。
健康匮乏症不仅导致中国的蓝领猝死率提升，白领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死亡率更高。以知识分子为例，198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58.52岁，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8岁。199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下降到了53.34。国民身体素质令人堪忧，就连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员现在也被三高困扰，身体呈现亚健康状态。周立波在东方卫视2011年2月2期的除夕特别节目《一周立波秀》中讲述过一句话：“一群该运动的人坐着看一群该休息的人玩命的运动。”
可见，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仍然是荣誉体育、形象体育和体育等体育的外在性形态。大范围、制度性、普及性的大众体育的缺位，恰是造成国民体质普遍低下的最大原因，大量的普通民众无法从体育中受益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人整体性体育水平提升的因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有别的国家所难得一见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一直尊崇读书唯上的传统，在此制度引领下，中国的数代青年几乎是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样一种堪称狂热化乃至病态化的读书运动之中。由于盲目地投入到阅读竞争当中，中国几代青年的视力已经受到极大的
文化的融合从来呈现出自觉或非自觉的两元状态。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文化思潮很多，其中最为成功的则是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及其相关的精神附带物。从历史的高度看，中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吸纳力，同时也不乏改造力。与其说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奥运精神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力补充，倒不如说是三者的激进主义理想吻合了积贫积弱国家的有病乱投医式的激进主义文化需求，更不如说三者原本都是理性而温和的文化形态，却在中国得到了破天荒的激进性开掘，中国人独特的历史记忆帮助国人发掘到了三者内在的激进化的思想品质。激进不是一种自觉的状态，却是一种自然情态。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看，激进比温和更难控制，也更充满了新鲜性、创造力和破坏力。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讲时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6］至今人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时仍能感受到马克思所倡扬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紧密联系。龙漫远认为：“在社会主义者眼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这和进化论者表达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观念是一致的。”［27］1931年苏联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布声明说，达尔文曾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的尊崇程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泰伦斯?波尔在1979年发表文章认为达尔文的信并非写给马克思，马克思也从未有过要将《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达尔文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种事实，已经形成一种传播学的现象，或许马克思本人未必看重进化论，但是的确有社会主义者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当中。
林垚的观点说：“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推重并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对宣传达尔文主义也‘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28］进化论在中国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李大光认为：“在西方，进化论是在讨论的情况下被接受的，而中国人则是不检测思索地接受。”［29］进化论在中国仅仅是片面、歪曲和误导化的存在物，为此李大光认为：“尽管中国人认可进化论观点的比例更高，但这并不能说明进化论在中国更加成功。”［30］
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奥运会传入中国受到空前重视的情况可以看出一种规律，中国人似乎对蕴含有等级制度和大同社会内涵的思想更有亲和力。进化论表面上宣扬了野蛮的原始竞争和生物进化法则，却暗合了儒家学说的等级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带给参考优胜者社会地位突变性演进的价值内涵。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都具有完整的理想国精神价值。三者得到中国人的青睐就不为奇怪了。相反，如李大光的文章所指：“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有不同的命运。比如，与进化论备受拥戴相反，‘人口论’在中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在这截然相反的待遇背后，他看到了‘相同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公众通常并没有判断，而是‘由政府和科学家判断对错’。当政治运动一来时，他们也更容易被利用，对某种观点盲目地‘批判和打倒’。”［31］
中国毕竟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进化论所认可乃至推崇的丛林法则和中国人原有的自然物化崇拜观念十分的密和，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都为中国人提供了足够完善的信仰客体，三者都是在中国空前的历史变革前夕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类别，且共同完成了重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任务。
4 结语
中国需要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则必须通晓流行于世界的现代性。现代性有诸多的内涵和功能，其最大的功能则是对固有古老信仰体系的祛魅化过滤。然而，在当代中国宗教资源匮乏、信仰体系断裂、礼乐文化灭失的境遇下，某种新型的国家理想和民族意志往往会成为时代的主体精神。缺失了文化精神后的中国人只能在各种非常规的文化类型中强力地提炼一种信仰的对象。于是，奥运会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抗拒祛魅的元素，奥运会以及奥运精神也便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奥运主义的内涵，为此，奥运会及其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具有了超常态的魅力。去除了休闲娱乐功能后的奥运会并未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简单的观赏工具，而是立即递进、升级并演化为一种更加神圣化的信仰对象。中国人遗弃了它的肉体性内核，或许享受不到它本应给民众带来的身体改良的福祉。国人企图恢复奥运会的精神性风貌，用以挽救信仰资源匮乏的现状。国人将奥运会视为一次肉体狂欢的程序的努力显然不及将其视作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客体更具可操作性。
有识之士面对拼争于日常生活中且体质堪忧的中国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恢复奥运会的健身价值，但是，比健身更为迫切的是中国人极为渴求精神的崇拜元素，奥运会的英雄化、神话化、强权化、仪式化和史诗化的倾向，不断地成为其超越一切现世价值的直观的精神动员能量。或许中国民众应当拒绝过度神圣化的奥运会，努力将其看做一种休闲性的娱乐方式，因为只有将其看作一种怎么写作性元素方能享受其蕴含的简单而肉身性的快乐。但是，大国文化的吸纳性、变革性和改良性同样具有强力的惯性，随着中国媒介对奥运精神的反复倡导，一场旨在急剧提升奥运会精神内涵的泛文化运动已在实施之中。这种文化传播的力度、速度和强度早已超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构建起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新型的民族意志的长城。奥运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从来不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连续举办。这便形成一种征象，它宛如一只美丽、健康、慷慨的候鸟，不断在这个星球上移动、漂流、传播其既有的价值观，奥运会已然构成了一种集感性与理性、教化与奉献、平和与崇高等元素的调节人类紧张情绪的中坚力量。或许奥运会更像一种柔性的和平符号，旨在飞速地传扬一种和平的信息，但是，即便是和平精神的象征物或替代物，经过非凡的文化过滤后的奥运会，其价值同
［1］ ［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283-284.
［2］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8:70.
［3］ 韩非子.韩非子［M］.郑州:中州古籍
［4］ ［魏晋］谯周.古史考.引自［清］马骕.绎史.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0:5.
［5］ ［东晋］王嘉.拾遗记.引自［清］马骕.绎史.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0:5.
［6］ 赵国炳，杨忠伟.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源:基于对身体和娱乐的考察［J］.体育科学，2012(1):90.引自Did G Mccomb.Sports in World History［M］NewYork:Taylar&Francis Inc,2004:24-25
［7］ ［俄］瓦?利?施泰因巴赫.奥运会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19.
［8］ ［西］萨马兰奇.孟宪臣译.奥林匹克回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76.
［9］ 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宪章》［M］.詹雷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7.
［10］参见王磊.伦敦奥运，文化先行［J］.中国报道，2012(96):56-57.
［11］胡小明.体育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56.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53-159.
［13］李力研.“人的力量”与“人的觉醒”——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现象学释义［J］.体育与科学.1993(2):2.
［14］［15］［16］［17］林琼、危玮.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将体育融入全球发展合作议程［EB/OL］.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8日.
［18］严复.严复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2-13.
［19］［20］［23］［24］［25］［27］［28］［29］［30］［31］张伟、刘旸.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N］.中国青年报.2009.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71.
［26］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辑（下）［M］.北京: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发行，1980:29.
关键词：奥运会；乌托邦；大同观念；进化论；民族意志
1004-4590(2012)04-0005-07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几乎构成人类集会的轮回形态。像以往很多届奥运会一样，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呈现出积极而活跃的态势。然而，奥运会不仅是体育运动或运动的文化，还涉及到荣誉、理想、精神和思想。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力度、广度和强度的不断增大，奥运会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命运的关系。中国作为近年来的奥运会金牌大户，在彰显国家意志的同时，也逐渐认知到了奥运会的原始精神。从某种程度上看，奥运会及其所倡扬的奥运精神已成为百年来继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第三种西方文化类型。对中国人而言，由奥运会人派生出来的奥运精神已然达到了奥运主义的理论性高度，并成为当代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通行证和。
1 中国人心目中的奥运已然成为中国化的西方文化体系
奥运会是体育活动，但是，奥运会拥有人所共知的诸多超体育的附属价值，世界各国人对奥运会的附属价值的认识呈现出三种类型。其一，视奥运会为由祭神活动退化出来的人类集团性游戏形态者，如美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其二，视奥运会为政治符号者，如中国、韩国、古巴、1960年代以前的日本以及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其三，视奥运会为展示自己存在平台者，如旨在参与其中的其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奥运会越来越受到经济原则的制约，于是，奥运会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不断地演化出新的形象。总体而言，奥运会倡扬的和平观念得到了世界各国民众的认可，奥运会也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摘自：毕业论文格式字体www.udooo.com
化变革程序中足以用来平衡各种激进主义力量的杠杆。奥运会作为一种跨国界的泛文化组织，其所追求的民族平等的精神始终是它得以存在并风行的一大动力。现代奥运会素来追求全球参与性，古代奥运会并未实现其全球性的价值。古代奥运会仅流行于古希腊地区，无以达到全球性规模，更难以像今天一样，成为一种超越诸多价值体系且具有独立内在精神追求的准宗教的体育组织。古希腊的奥运会与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奥运会有所差别。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为读者描绘出了古希腊雅典娜赛会上的情景：“时期是九月初。接连三天，全邦的人都去看竞技；先是在奥台翁，有场面豪华的舞蹈，有荷马诗歌的朗诵，有歌唱比赛，七弦竖琴比赛，有的青年舞蹈队跳毕利克舞，有穿衣服的合唱队列成圆周唱酒神颂歌；接着田径场上举行各种竞赛，有男子的和儿童的角斗，拳击，扭殴，五项运动，或武装的人的单程赛跑，双程赛跑，火炬赛跑，又有，有驾两匹马的和四匹马的赛车，有普通车比赛，战车比赛。”［1］由这段描述人们可以看出几则信息。首先，奥运会是娱神的，是为祭奠希腊神祇而举办的庆典活动。古希腊是多神崇拜的国度，所以，每次奥运会的举行都针对不同的神灵，其中包括在奥林匹亚为祭祀宙斯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在奥林匹亚为祭祀赫拉举行的女子运动会赫拉竞技运动会，在达尔菲为祭祀阿波罗举行的皮提亚竞技运动会，在涅墨亚为祭祀波塞冬举行的依斯米安竞技运动会，在雅典为祭祀雅典娜举行的泛雅典娜节竞技运动会。尽管现代奥运会已经经过了科学化的洗礼，祛魅后的奥运会成为人类新的精神家园，但传递圣火仪式仍然残留了宗教崇拜的痕迹。
奥运会的原点在于圣火采集仪式。西方人认为是古希腊神明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来给人间，并一再阐明这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而在中国，钻木取火的火种才是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志，但是，给中国人带来火种的人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燧人氏。战国时晋国思想家尸佼在《尸子》中说：“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2］韩非在《五蠹》中曾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3］清代马骕《绎史》转述魏晋谯周《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於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4］马骕《绎史》转述东晋王嘉《拾遗记》云：“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于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5］
从神话原型学的角度看，所谓源于古希腊的奥运圣火并无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元素，换言之，中国人所崇尚的奥运精神的圣火采集仪式，实际上是对遥远的古希腊神明的一种祭拜行为，从根本上超越、摆脱甚至背离了民族本位的立场，其仅仅获得的是对世界大同理想再现形态重新确认的机会。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未排斥将奥运火炬神圣化的做法，从央视花费力气现场直播伦敦奥运会在雅典的圣火采集仪式境况看，中国仍将奥运圣火传递仪式看成一种超越本土信仰体系的巨大荣耀，这里显示出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充分的接纳意愿。
古希腊奥运会被视为一种节庆活动，除竞技比赛外，人们还会在奥运会期间举办歌舞表演、诗歌朗诵、辩论会以及杂技表演等活动，质言之，奥运会不单单是为了一决高下而举办的运动会，更是供全民参与的娱乐休闲盛会。这种办会模式和中国时行的文艺先行、经贸殿后的办会格局基本一致。古希腊讽刺作家luician曾这样评价奥运会：“没有人能够仅用几个词描述这一非常现象……娱乐源自它们。”［6］中国一度是儒教国家，对娱乐一直有所限定。在儒教文化传统的统摄下，中国人很难将奥运会当做是一种娱乐行为。就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各民族遵循的禁忌学原则不同，迄今为止，也只有古代的罗马帝国和当代的美国充分认可享乐主义的正面价值，并视之为一种必然的存在。罗马帝国所捍卫的两种理想除却实用主义外，便是享乐主义。但中国从过去的儒家思想到现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享乐主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并波及娱乐文化的超前性发展。受到中国礼俗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娱乐文化始终不是主流文化。
由于承载了太多的国家责任，奥运赛事对中国人来说已无多少娱乐性可言。中国人更想看到的是比赛的结果以及中国队在奖牌榜上的位置，或者关注一下中国的强势项目中的某些队员是否击败了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至于享受比赛过程，反倒成了次要的事情。中国大批的体育观众更情愿将较为单纯的体育快感释放机会留在足球的、欧洲冠军联赛以及美职篮等单纯性体育赛事当中。
奥运会所宣扬的竞技学内涵虽然说和当代中国人理解和阐释的不尽相同，但体现在民俗学层面的奥运理念却和中国人理解的惊人的相似。1892年11月25日，现代奥运会创始人法国埃尔?顾拜旦就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大厅发表题为《奥林匹克的复兴》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该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忘我精神而获得各种奖赏的还有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诗人、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7］1896年，现代奥运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古典奥运会的终结，恰好显示出古代奥运会的精神在现代社会重生或复活的意义。顾拜旦申明：“艺术与文学应该在现代奥运会上有所体现，和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奥运更加高尚。”［8］《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中的第二条也明确表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式。”［9］由此可见，奥运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它类似于中国民间的庙会活动，具有多元的娱乐
摘自：毕业论文的格式www.udooo.com
性、文艺性和神圣性。奥运会永远是复合的文化活动，而体育反倒仅仅局限于竞技的层面，成为奥运会的表层意象，并时常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2012年度，相对于中国主流媒介宣传的具有中国化内涵的备战伦敦奥运主题，伦敦方面似乎更能抓住奥运会的西方化本体，也更有可能再现古希腊奥运会的情状。依照中国媒介的传播标尺，伦敦奥运会仍将是一场中国庙会式的大杂烩式的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突出了奥林匹亚的文化性，并定于2012年6月到9月间举行历时3个月的文化嘉年华活动，活动将在不同地点举行以惠及更多市民，届时人们将欣赏到一场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第一电台举办的大型免费音乐活动，时间是6月23、24日，地点选在哈克泥沼泽球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艺活动，如沙德勒井剧院和巴比肯艺术中心首度合作制作一出大型舞蹈表演，皇家芭蕾舞团和国家美术馆以三幅提香画作为蓝本，合作推出《变形记：提香2012》，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上演由诺瑞斯执导、Blur乐团的亚邦主唱的新歌剧《迪博士》，皇家艺术学院将展出霍克尼的景观作品，国家肖像博物馆将展出弗洛伊德的肖像画。而且，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诗歌嘉年华也将在南岸艺术中心举行，届时将聚集205位来自每个奥运参赛国的诗人，而最精彩的文化活动当属世界莎士比亚嘉年华，到时会有50多个团体近千人参加表演。［10］
伦敦奥运会努力冲破体育竞技赛事的藩篱，重新将音乐、绘画等文艺活动纳入庆典范畴，这是对古希腊奥运会的精神的重新确认行为。奥运会最初的模式就是如此。“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赛会上，不仅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角逐，还可以看到各个门类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树阴下，哲学家以雄辩的口才阐发自己的观点；草坪上，年轻的选手们正围坐在竞技优胜者身旁聆听比赛经验；雕塑家在裸露出丰满肌肉的人群中穿行，用赞赏的目光搜集自己的创作素材；抒情诗人在小道上徘徊，为自己的新作酝酿；热情的观众聚集在广场上，观看滑稽喜剧或令人震撼的悲剧……赛会期间，来自各城邦的艺术家展出自己的作品，诗人吟诵诗歌，哲学家、历史学家发表演说，而商人们则借此谈写卖、订契约，使竞技会同时成为全希腊思想、文化、经济交流的盛大集会。”［11］
奥运会一度集娱乐、神圣仪式以及至高荣誉象征于一体，甚至时常成为衡量一切高贵事物的社会标准和文化尺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讲述：“柏拉图是一个雅典人，生于第八十七届奥林比亚赛会的第三年，或者据多德威尔的说法，生于第八十七届奥林比亚赛会的第四年……柏拉图受到全希腊特别是雅典人的尊敬，他活到‘第一○八届奥林比亚赛会。”’［12］中国体育学者认为：“希腊人的历史纪年方式以奥运会为其纪年标准。这一记年方式在柏拉图的《卡尔来特》对话录中首次讲到：古希腊原来并无记年制度，从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兴起，每四年称为一个‘奥林匹亚德’，成为一种记年方法。”［13］古希腊奥运会能够享有如此高的声誉，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场体育竞技会，恰恰是因为它包罗万象，涵盖了艺术、体育、文艺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而且民众参与度极高，方能获此殊荣，成为希腊人纪念的方法。
复合化的奥运会不仅未能消解奥运会的竞技因素，反而在无形中将艺术置于奥运会的从属地位，在静态的形式下提升了奥运会的传播学价值，也为过于敌对化、竞争化和攻击化的奥运会竞技增添了一种温和、婉约及优美的情愫。
2 国人始终将参与奥运会当成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标牌
1984年以前，除却极少数从事体育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士之外，普通的中国人并无多少关于奥运会的知识。然而，大众传播可以改变一切。1984年以后，随着中国央视等大型传媒集团的反复传播，中国人几乎将奥运会看成了既属于自己、又可以和世界各地民众实现情感沟通的文化实体，国人心目中的奥运会及其整体文化效应不仅是一种相对完整的信仰对象，还是值得信赖的精神家园。中国各届奥运会参赛团体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奥运会的主角，尽管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遭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抵制，而中国在那届奥运会中至少也是配角中的主角。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以后，中国的各大媒介集约性地传播奥运会，国民空前一致地认可并接纳了奥运会，并将其视作展示中华风貌的理想场所。从以后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及作为其继承体的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和国际奥组委的运行节奏十分吻合，国家体总跟进奥运会的节拍一向顺畅有序，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团队规模日渐扩大。1984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每届奥运会，由于政府对奥运会的主导参与作用，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范围内对奥运会最为关注的国家。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堪称数十年来独立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的典范和楷模，中国已然成为奥运会的中坚力量，并为奥运会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曾遭受到势力的骚扰，但国际奥运会坚决地站在了中国政府一边，因为势力同时挑战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组委。中西方两大文化集团终于寻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体现了空前的团结与合作的态势。当奥运会官员怒斥势力骚扰的镜头反复呈现时，中国人从另外的层面上感受到奥运会的独特价值，人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并体味到国际奥组委和中国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相对务虚的所谓共源于：怎么发表职称论文www.udooo.com
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而恰恰建立在更为坚实、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1840年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中国毕竟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世界级大国，此后的百余年来，中国尽管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的洗礼，但仍旧留存有自己的文化根脉，这种文化根脉至今仍具有勃勃的生机，尚可在局部压制住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钱穆、杜维明、余英时等新儒学信奉者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发行，新儒学对西方文化的制约作用空前显现。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并非主流意识形态，却是良性的主体意识形态，是属于仅次于三个代表、和谐理论之下的第二级思想意识。由于和谐社会理论吸收了孙中山的治国思想，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同样也间接地吸纳、兼容了新儒学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现代奥运会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它除却具备祭祀学、仪式学和一定的神学价值以外，还体现出至少三方面独有性价值。其一，反映了古代希腊人的自由、浪漫的精神；其二，展示出古希腊人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包括为后世建立起合乎现代意义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其三，奥运会尊重肉体的纯洁性，为人类物种学学科的建立培育了试验场。当然，现代奥运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奥运会，而其中较为重要的便在于现代奥运会还是进化论的延伸物，它勾连起了人类学和物种起源、物种演变、物种兴替等多元学科。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情感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西方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传入中国后，一直遭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抵触，国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有一种不和谐记忆，并时常持淡然态度，但是，奥运会几乎是个例外，奥运会使得中国人获得了尊严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程序进入了健康、明朗及和谐的轨道。质言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情感始终呈现出相互矛盾、抵触、对立的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奥运会却体现出相对纯洁的感情。奥运会可以超越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不良记忆。随着1984年新中国首次加入奥运会大家庭，新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竞技成绩逐渐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运动员优良的竞技成绩带给国人一种满足感，也逐渐融解掉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中的某种负面、扭曲和不良的形象，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中国人逐渐地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和接纳，而这种认可和接纳的方式最为直接的场域竟是奥运会。
1984年以来，中国各大媒介都加大了针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竞技体育由此升温，并逐渐成为一种中国符号，奥运会也成了世界认知中国的便捷通道。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端。2012年是伦敦奥运年，中国央视体育台近期不断播出带有“备战伦敦”字样的广告，用以触及观众的，为奥运会的电视转播预热，中国各大媒介大肆传播伦敦奥运会的信息，继续维持着对现代奥运会的认同、接纳和尊崇情绪。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恰是因为中国和西方一度有百余年文化交流不顺畅的先例，国人才将奥运会当成了一种集约式的沟通西方文化的途径。而中国人虽然也始终认可奥运会所提倡的重在参与的价值，但在行为上却一直将夺取奥运金牌当成了趋向西方文化的见面礼。这是大国认可陌生文化的惯常途径。奥运夺冠就成了中国人所秉持的独特的奥运情结、奥运观念和奥运信仰。中国政府之所以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精力去赢得奥运会冠军的荣誉，却未曾遭受到本国国民强劲的反对，已然堪称一种文化的奇观。即便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花费掉上万亿人民币，也同样没有多少中国人觉得不该如此，而只是认为北京举办奥运会物有所值。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前前后后，民众支持举办奥运会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从未跌落到90%以外，维持着罕见的高支持率。从中不难看出，并非中国政府单方面地对奥运会情有独钟，中国人民同样极度热爱奥运会。原因在于中国对奥运会的理解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殊的历史记忆迫使中国人几乎将一种温和的西方文化当做了济世的诺亚方舟，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积极接纳态度不仅具有爆破性，还具备了巨大的情感、信仰和狂欢的倾向。
依照国际通行标准衡量，中国的体育策略确实有所偏颇，国家体总的奥运争光战略实际上要优先于全民健身战略，至少在传媒学的领域里呈现出了如此的状态。与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总数世界第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民体质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当然，奥运金牌第一的价值不可低估，因为即便从精神治疗学的角度看，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信息对经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它对关注体育的民众来说，具有提升自信力、消解创伤记忆、回归健康心态的深度性心理治疗的综合性效应。
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历史渊源等因素的影响，任何社会都只能在想象世界里做到完美，任何国家也无以承担其所谓的足以代表人类文明新秩序的社会典范的示范功能。体育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具有补充作用。康德就认为体育是弥补社会缺陷的补丁，更是弥补人类肉体力量和灵敏度不足的补丁。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中国现今依旧停留在将奥运会当成属于自我论证符号的初级阶段，国民中的许多人更习惯于将奥运会看作是证明中国人强大感的符号，甚至将其当做一种国家强大的象征物和挣脱现实困境的济世良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奥运会本真的游戏性遭到了极大限度的轻视和忽略，奥运会始终难以发挥其纯粹的娱乐身心的功能。中国大多数奥运观众更喜欢守在电视机和电脑旁关注奥运会的消息，而并不在意奥运会是否可以带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对大多数中国国民来说，奥运会的观赏性符号学价值仍旧要大于其参与性休闲学价值。2011年10月17日，第6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曾就“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举行全体会议。新华社记者林琼、危玮在当天的专电《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将体育融入全球发展合作议程》中曾引用王民的发言内容：“体育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加强各国民众沟通的桥梁。在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各国发展休戚相关的今天，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与理解已成为各方共识，联大全会审议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议题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14］王民说：“体育对促进社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将体育融入维和、发展、教育、卫生、男女平等、残疾人权益保障等全球合作议程，并更好发挥体育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15］针对奥运会对全世界民众的对全球性多元危机的心理抚慰价值，王民还指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有助于应对全球危机。他说，应对危机离不开各方共识，达成共识的前提是相互理解与尊重。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等理念，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他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必须继续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尊重文化差异，加强相互理解，和平解决争端，为建设一个平等、和谐的世界而共同努力。”［16］为表示对奥运会的敬意，王民表示：“在中国，奥林匹克精神已深入人心。中国将8月8日暨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这是中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的庄严承诺。”［17］
然而，中国人理解的奥运会还大体局限于体育荣誉的获取和竞技体育竞争力的世界性影响层面，健身体育、全民体育和民间体育尚无法成为中国体育的主导性要素。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育带给中国人的益处还不算多，中国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在世界顶级赛事中的优异成绩更像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为，高水平竞技者担负着单独摘取金牌的任务，而其他的国民根本无法跟进他们的竞技节奏，甚至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存在的价值。中国目前的健身性体育依然处于一片自发的状态，难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强度、高亮度和高维度的重视。
中国运动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倾向让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整体性的提升。尽管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具有治疗国民心理疾病的作用，但是，中国已经将体育治疗民心和抚慰民身的功能分离，并强化了奥运精神对民族精神的治疗功能。于是，一方面是精神上极度匮乏的专业运动员群体正在逐渐脱离正常的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却是处于劳动性疲劳状态的非体育人口长久无法享有运动带来的快乐，民众无法享受到运动的综合性益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优秀的专业运动员所取得荣耀的背后是金钱，金钱的背后却是无数的职业竞技难以避免的身体损害，而更多的中国人因为未曾享受到高品位体育运动的实惠，反而成为国民健康领域的暗点。这是中国当代体育的真实状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职业竞争空前激烈，中国在2010年获得了GDP世界第二的排位后，却发现中国人几乎是拿健康、生命乃至种族优质基因遗传退化的代价换取来了这样的经济成绩和国际地位。目前，中国劳动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已经雄居世界首位，人均工作时间达每年2200小时，而素以敢于拼争的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是每年1758小时，美国人是一年1610小时，荷兰人是每年1389小时。国外许多媒体都报道过中国是全球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在物价高扬的时代，中国普通百姓承受着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压力，中国国民的生命时而突破了健康的规限，并经常性地抵达亚健康、非健康乃至死亡的临界点。据央视2012年5月4日播出的《新闻1+1》节目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平均每天猝死约1500人，其中多数为过劳死。猝死者中以男性人群与中青年居多。早在20年前，人们谈论过劳死最多的还是日本，日本的经济奇迹同样是国民拼争的结果，但是，中国近年来过劳死的发病率直线飙升，如北京1998年的中青年猝死者为80余名，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70余名，沿海城市青岛每年也有500人因过劳或其他原因而猝死，这些人已被媒体解释为累倒的一代。
健康匮乏症不仅导致中国的蓝领猝死率提升，白领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死亡率更高。以知识分子为例，198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58.52岁，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8岁。199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下降到了53.34。国民身体素质令人堪忧，就连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员现在也被三高困扰，身体呈现亚健康状态。周立波在东方卫视2011年2月2期的除夕特别节目《一周立波秀》中讲述过一句话：“一群该运动的人坐着看一群该休息的人玩命的运动。”
可见，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仍然是荣誉体育、形象体育和体育等体育的外在性形态。大范围、制度性、普及性的大众体育的缺位，恰是造成国民体质普遍低下的最大原因，大量的普通民众无法从体育中受益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人整体性体育水平提升的因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有别的国家所难得一见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一直尊崇读书唯上的传统，在此制度引领下，中国的数代青年几乎是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样一种堪称狂热化乃至病态化的读书运动之中。由于盲目地投入到阅读竞争当中，中国几代青年的视力已经受到极大的
源于：论文网www.udooo.com
损害，中国当代青年极高的近视率已经威胁到人种遗传学的纯洁性。在这样的境遇下，中国傲人的奥运会成绩反倒成为国民体质低下的一种反讽。而从另外的层面来看，中国层出不穷的奥运明星也额外地担负上了扭转国民亚健康形象的沉重使命。3 奥运金牌是中国人关于进化论中强者意志的想象图景
中国人热衷于奥运会的现象并非主流媒介动员的结果，恰是举国民众的自发性、自然性和自觉性选择，具有普泛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同样和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性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其中足以沟通奥运精神和中国人普遍接受情感的流行性思想便是进化论。摘自：学年论文范文www.udooo.com
奥运会和进化论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同样和两者中所寄托的大同社会的理想难以分开。“马克思、恩格斯和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有的时候把进化论的观点演绎到社会问题。”［25］奥运会的情况同样如此，时至今日，奥运会在中国很难成为文化的均衡器，而很可能是理想主义、精神至上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文化形态。激进的进化论思想曾经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急速消解，而举国尊崇的奥运精神却成为中国国民信仰的临时性替代物，国民对奥运会的信奉程度已然达到了宗教信仰的境地，从而严重削弱了大众体育的地位，中国国民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奥运会的宗教价值，从而弱化了其世俗的参与性、健身性和娱乐性价值。文化的融合从来呈现出自觉或非自觉的两元状态。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文化思潮很多，其中最为成功的则是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及其相关的精神附带物。从历史的高度看，中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吸纳力，同时也不乏改造力。与其说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奥运精神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力补充，倒不如说是三者的激进主义理想吻合了积贫积弱国家的有病乱投医式的激进主义文化需求，更不如说三者原本都是理性而温和的文化形态，却在中国得到了破天荒的激进性开掘，中国人独特的历史记忆帮助国人发掘到了三者内在的激进化的思想品质。激进不是一种自觉的状态，却是一种自然情态。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看，激进比温和更难控制，也更充满了新鲜性、创造力和破坏力。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讲时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6］至今人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时仍能感受到马克思所倡扬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紧密联系。龙漫远认为：“在社会主义者眼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这和进化论者表达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观念是一致的。”［27］1931年苏联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布声明说，达尔文曾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的尊崇程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泰伦斯?波尔在1979年发表文章认为达尔文的信并非写给马克思，马克思也从未有过要将《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达尔文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种事实，已经形成一种传播学的现象，或许马克思本人未必看重进化论，但是的确有社会主义者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当中。
林垚的观点说：“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推重并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对宣传达尔文主义也‘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28］进化论在中国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是完美无缺的。李大光认为：“在西方，进化论是在讨论的情况下被接受的，而中国人则是不检测思索地接受。”［29］进化论在中国仅仅是片面、歪曲和误导化的存在物，为此李大光认为：“尽管中国人认可进化论观点的比例更高，但这并不能说明进化论在中国更加成功。”［30］
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奥运会传入中国受到空前重视的情况可以看出一种规律，中国人似乎对蕴含有等级制度和大同社会内涵的思想更有亲和力。进化论表面上宣扬了野蛮的原始竞争和生物进化法则，却暗合了儒家学说的等级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带给参考优胜者社会地位突变性演进的价值内涵。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都具有完整的理想国精神价值。三者得到中国人的青睐就不为奇怪了。相反，如李大光的文章所指：“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有不同的命运。比如，与进化论备受拥戴相反，‘人口论’在中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在这截然相反的待遇背后，他看到了‘相同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公众通常并没有判断，而是‘由政府和科学家判断对错’。当政治运动一来时，他们也更容易被利用，对某种观点盲目地‘批判和打倒’。”［31］
中国毕竟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进化论所认可乃至推崇的丛林法则和中国人原有的自然物化崇拜观念十分的密和，马克思主义和奥运会都为中国人提供了足够完善的信仰客体，三者都是在中国空前的历史变革前夕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类别，且共同完成了重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任务。
4 结语
中国需要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则必须通晓流行于世界的现代性。现代性有诸多的内涵和功能，其最大的功能则是对固有古老信仰体系的祛魅化过滤。然而，在当代中国宗教资源匮乏、信仰体系断裂、礼乐文化灭失的境遇下，某种新型的国家理想和民族意志往往会成为时代的主体精神。缺失了文化精神后的中国人只能在各种非常规的文化类型中强力地提炼一种信仰的对象。于是，奥运会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抗拒祛魅的元素，奥运会以及奥运精神也便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奥运主义的内涵，为此，奥运会及其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具有了超常态的魅力。去除了休闲娱乐功能后的奥运会并未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简单的观赏工具，而是立即递进、升级并演化为一种更加神圣化的信仰对象。中国人遗弃了它的肉体性内核，或许享受不到它本应给民众带来的身体改良的福祉。国人企图恢复奥运会的精神性风貌，用以挽救信仰资源匮乏的现状。国人将奥运会视为一次肉体狂欢的程序的努力显然不及将其视作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客体更具可操作性。
有识之士面对拼争于日常生活中且体质堪忧的中国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恢复奥运会的健身价值，但是，比健身更为迫切的是中国人极为渴求精神的崇拜元素，奥运会的英雄化、神话化、强权化、仪式化和史诗化的倾向，不断地成为其超越一切现世价值的直观的精神动员能量。或许中国民众应当拒绝过度神圣化的奥运会，努力将其看做一种休闲性的娱乐方式，因为只有将其看作一种怎么写作性元素方能享受其蕴含的简单而肉身性的快乐。但是，大国文化的吸纳性、变革性和改良性同样具有强力的惯性，随着中国媒介对奥运精神的反复倡导，一场旨在急剧提升奥运会精神内涵的泛文化运动已在实施之中。这种文化传播的力度、速度和强度早已超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构建起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新型的民族意志的长城。奥运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从来不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连续举办。这便形成一种征象，它宛如一只美丽、健康、慷慨的候鸟，不断在这个星球上移动、漂流、传播其既有的价值观，奥运会已然构成了一种集感性与理性、教化与奉献、平和与崇高等元素的调节人类紧张情绪的中坚力量。或许奥运会更像一种柔性的和平符号，旨在飞速地传扬一种和平的信息，但是，即便是和平精神的象征物或替代物，经过非凡的文化过滤后的奥运会，其价值同
源于：论文网www.udooo.com
样要面临反复改造和重新融合的考量。经典的奥运会模式或许只能在理想国的层面呈现，中国人接纳和改造出的奥运主义在本质上更加逼近古代和现代奥运会共同拥有的价值。参考文献：［1］ ［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283-284.
［2］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8:70.
［3］ 韩非子.韩非子［M］.郑州:中州古籍
源于：毕业生论文网www.udooo.com
出版社，2008:464.［4］ ［魏晋］谯周.古史考.引自［清］马骕.绎史.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0:5.
［5］ ［东晋］王嘉.拾遗记.引自［清］马骕.绎史.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0:5.
［6］ 赵国炳，杨忠伟.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源:基于对身体和娱乐的考察［J］.体育科学，2012(1):90.引自Did G Mccomb.Sports in World History［M］NewYork:Taylar&Francis Inc,2004:24-25
［7］ ［俄］瓦?利?施泰因巴赫.奥运会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19.
［8］ ［西］萨马兰奇.孟宪臣译.奥林匹克回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76.
［9］ 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宪章》［M］.詹雷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7.
［10］参见王磊.伦敦奥运，文化先行［J］.中国报道，2012(96):56-57.
［11］胡小明.体育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56.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53-159.
［13］李力研.“人的力量”与“人的觉醒”——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现象学释义［J］.体育与科学.1993(2):2.
［14］［15］［16］［17］林琼、危玮.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将体育融入全球发展合作议程［EB/OL］.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8日.
［18］严复.严复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2-13.
［19］［20］［23］［24］［25］［27］［28］［29］［30］［31］张伟、刘旸.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N］.中国青年报.2009.
2.25.
［21］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10.［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71.
［26］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辑（下）［M］.北京: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发行，19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