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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它依赖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应运而生，既为改革开放推波助澜，又丰富了我们的当代文坛。作家们欲以文学形式表现改革主题，但又对经济改革不甚了了，且惯常于旧的思维模式，从而有负于改革文学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改革文学 改革开放 传统心理 伤痕文学 预演
改革开放已在我国推进30多年，3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痕。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看一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写的是工业战线上的改革。此时，中国的历史已由“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农业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情势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应运而生，引起的社会效应的轰动性是可想而知的。自从出现乔光朴这个人物形象之后，我国的文学画廊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开拓者家族。他们大胆、泼辣，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也成为时代的骄子。依赖有《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和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与鼓舞，蒋子龙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小说：《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因由蒋子龙的开拓，“改革文学”一时蔚为壮观，成气候者例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三千万》和《新星》，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鸡窝洼人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邵振国的《麦客》和《祁连人》，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和《古船》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工农业战线上的改革。
通观这个时期的“改革”小说，有的作品名曰“改革”，实则是对“”的一种感情上的质疑与否定，对旧的专制体制弊端的批判，对不堪回首的岁月的血泪控诉，因此，这类作品是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相胶着的文本。有的作品，例如柯云路的《新星》，通过古陵县的改革，表现了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的尖锐冲突。这部作品没有冲出“清官”形象的模式——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清官的作为。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前者着重讲述前朝后代的历史，后者侧重官场的争斗，真正涉及到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地方很少。因此，这类作品与其说是改革小说，毋宁说是官场小说，抑或政治小说。有的作品，例如邵振国的《祁连人》，写的是改革，但是，读者读了《祁连人》之后，却感到作家对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例如，作品中主人公陈望成在新时期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周旋，但传统的文化心理却制约着作家，制约着作品的境界。陈望成在上台伊始导演了一个“摘钟赏钱”的戏剧，这样，他的威信大增。这不禁使笔者想到了《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的商鞅上台伊始所导演的“移木赏银”的故事。《祁连人》中的故事无疑是从《史记·商君列传》中脱胎而来的。由此便埋下了对“权力”崇拜与畏惧的种子。商鞅的法家治国与我们今天的以法（法制）治国并不完全一致。其实，法家推行的是在加强王权的条件下，用严刑峻法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机器。法家的法制带来个人更大的权威，对“权力”与“法”的畏惧与崇拜构成法家治国的中心内容。他们是言出法随，而不是据法而言。无论是现代的“摘钟赏钱”，抑或是古代的“移木赏银”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规律背道而驰的。陈望成的魄力和才能及他的头角峥嵘的个性都和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力以及个人意志密切相联。他大权独揽，与昔日的对手李万均较量，大义灭亲撤消了自己大哥的职务，并且准备和血肉相连的村民分道扬镳，一切大事都是他一人定调。在陈望成向传统挑战、与陈规蹈矩离异之时，却在事世的治理上向传统靠拢、向陈规蹈矩亲近，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商品经济。他只有而且无可选择地向传统的宝库中寻找武器。笔者认为，并不是赚了一些钱便是真正的改革家了。他是否能成为一个改革家，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诸多条件，而且也取决于他能否战胜自己，他能否从狭隘的小农意识、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完成由双重人格向独立人格的过渡。邵振国笔下的陈望成只是向传统环境开战，并没有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全新的商品经济观念向旧的小农意识开战。他最后的良心发现，给这个村庄居民开的过好日子的药方是让众多的大婶子、大妹子都穿上条绒褂子。这是现实的，同时又是小农的。这个“都穿上条绒褂子”的现代化决不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代化，而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极端贫困的现代化，这也是小农眼光下的现代化。这个结尾表现了作家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困惑，他用传统的道德良心来预见未来的灿烂美景，他用小农心理来设计明天的幸福生活，这和五八年许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心理上有些相似。笔者以为邵振国的《祁连人》在改革文学中有某种代表性，用小农的心理和眼光来设计现代化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未来美景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这种情况在刘绍棠的长篇小说《这个年月》中也存在——徐芝罘给家乡开的改革药方是“抓粮种菜，给城市居民提供主副食品，才能十拿九稳地赚钱”。徐芝罘设计的具体方案是：“建成首都的蔬菜基地”。用传统的观点来审视，这个方案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绳之以改革的观念——商品经济规律的观念，这不过是一般市郊的传统经营方针，和商品经济相距甚远，名曰商品经济，实则是以农为本的、封闭的未开放的农业发展蓝图[3]。因此，刘绍棠的所谓改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改革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更不是多种改革方案的冲突，其实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与丑、邪恶与正义的斗争。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张炜构思的重点一则伸向历史，指出了中国历史两大对立阶级——农民与地主在文化上的同一根源，这就带来了农民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的历史循环性的悲剧；一则是着重表现农民中的一部分成员在掌权后如何残酷地剥削、欺压自己的同类。张炜的创作，与其说是改革文学，倒不如说是一种指出改革必要性的文学。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同田守诚的矛盾冲突较多地表现了改革的内容。可以算得上一部初步涉及改革的小说。但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也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历史的陈迹。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这些，便不可能展开故事的情节，也不能交待出改革的来龙去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改革文学，事实上是名不副实的。与其称为“改革文学”，不如称之为“准改革文学”，因为一来绝大部分作家还习惯于旧的思维轨迹，对于商品经济的概念是模糊的；再者是因为改革的初步实际是同守旧派进行斗争，所以文学作品中不得不重新抚摸伤痕。在这种情势下，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作品当时还未出现。众多冠以“改革文学”的作品仅仅是为改革文学预演罢了，是对时代英雄的千呼万唤和对自我迷失的改革焦虑[4]。
注释：
黄发有：《“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天涯，2008年，第5期。
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
[3]何思玉，宋立民：《独特风格与习惯性局限——论刘绍棠的长篇小说<这个年月>》，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4]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侯永超 河南省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476000）
关键词：改革文学 改革开放 传统心理 伤痕文学 预演
改革开放已在我国推进30多年，3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痕。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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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改革开放这一政治主题在文学中的表现。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作品写的是工业战线上的改革。此时，中国的历史已由“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农业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情势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应运而生，引起的社会效应的轰动性是可想而知的。自从出现乔光朴这个人物形象之后，我国的文学画廊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开拓者家族。他们大胆、泼辣，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也成为时代的骄子。依赖有《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和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与鼓舞，蒋子龙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小说：《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因由蒋子龙的开拓，“改革文学”一时蔚为壮观，成气候者例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三千万》和《新星》，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鸡窝洼人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邵振国的《麦客》和《祁连人》，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和《古船》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工农业战线上的改革。
通观这个时期的“改革”小说，有的作品名曰“改革”，实则是对“”的一种感情上的质疑与否定，对旧的专制体制弊端的批判，对不堪回首的岁月的血泪控诉，因此，这类作品是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相胶着的文本。有的作品，例如柯云路的《新星》，通过古陵县的改革，表现了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的尖锐冲突。这部作品没有冲出“清官”形象的模式——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清官的作为。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前者着重讲述前朝后代的历史，后者侧重官场的争斗，真正涉及到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地方很少。因此，这类作品与其说是改革小说，毋宁说是官场小说，抑或政治小说。有的作品，例如邵振国的《祁连人》，写的是改革，但是，读者读了《祁连人》之后，却感到作家对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例如，作品中主人公陈望成在新时期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周旋，但传统的文化心理却制约着作家，制约着作品的境界。陈望成在上台伊始导演了一个“摘钟赏钱”的戏剧，这样，他的威信大增。这不禁使笔者想到了《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的商鞅上台伊始所导演的“移木赏银”的故事。《祁连人》中的故事无疑是从《史记·商君列传》中脱胎而来的。由此便埋下了对“权力”崇拜与畏惧的种子。商鞅的法家治国与我们今天的以法（法制）治国并不完全一致。其实，法家推行的是在加强王权的条件下，用严刑峻法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机器。法家的法制带来个人更大的权威，对“权力”与“法”的畏惧与崇拜构成法家治国的中心内容。他们是言出法随，而不是据法而言。无论是现代的“摘钟赏钱”，抑或是古代的“移木赏银”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规律背道而驰的。陈望成的魄力和才能及他的头角峥嵘的个性都和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力以及个人意志密切相联。他大权独揽，与昔日的对手李万均较量，大义灭亲撤消了自己大哥的职务，并且准备和血肉相连的村民分道扬镳，一切大事都是他一人定调。在陈望成向传统挑战、与陈规蹈矩离异之时，却在事世的治理上向传统靠拢、向陈规蹈矩亲近，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商品经济。他只有而且无可选择地向传统的宝库中寻找武器。笔者认为，并不是赚了一些钱便是真正的改革家了。他是否能成为一个改革家，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诸多条件，而且也取决于他能否战胜自己，他能否从狭隘的小农意识、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完成由双重人格向独立人格的过渡。邵振国笔下的陈望成只是向传统环境开战，并没有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全新的商品经济观念向旧的小农意识开战。他最后的良心发现，给这个村庄居民开的过好日子的药方是让众多的大婶子、大妹子都穿上条绒褂子。这是现实的，同时又是小农的。这个“都穿上条绒褂子”的现代化决不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代化，而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极端贫困的现代化，这也是小农眼光下的现代化。这个结尾表现了作家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困惑，他用传统的道德良心来预见未来的灿烂美景，他用小农心理来设计明天的幸福生活，这和五八年许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心理上有些相似。笔者以为邵振国的《祁连人》在改革文学中有某种代表性，用小农的心理和眼光来设计现代化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未来美景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这种情况在刘绍棠的长篇小说《这个年月》中也存在——徐芝罘给家乡开的改革药方是“抓粮种菜，给城市居民提供主副食品，才能十拿九稳地赚钱”。徐芝罘设计的具体方案是：“建成首都的蔬菜基地”。用传统的观点来审视，这个方案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绳之以改革的观念——商品经济规律的观念，这不过是一般市郊的传统经营方针，和商品经济相距甚远，名曰商品经济，实则是以农为本的、封闭的未开放的农业发展蓝图[3]。因此，刘绍棠的所谓改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改革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更不是多种改革方案的冲突，其实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与丑、邪恶与正义的斗争。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张炜构思的重点一则伸向历史，指出了中国历史两大对立阶级——农民与地主在文化上的同一根源，这就带来了农民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的历史循环性的悲剧；一则是着重表现农民中的一部分成员在掌权后如何残酷地剥削、欺压自己的同类。张炜的创作，与其说是改革文学，倒不如说是一种指出改革必要性的文学。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同田守诚的矛盾冲突较多地表现了改革的内容。可以算得上一部初步涉及改革的小说。但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也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历史的陈迹。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这些，便不可能展开故事的情节，也不能交待出改革的来龙去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改革文学，事实上是名不副实的。与其称为“改革文学”，不如称之为“准改革文学”，因为一来绝大部分作家还习惯于旧的思维轨迹，对于商品经济的概念是模糊的；再者是因为改革的初步实际是同守旧派进行斗争，所以文学作品中不得不重新抚摸伤痕。在这种情势下，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作品当时还未出现。众多冠以“改革文学”的作品仅仅是为改革文学预演罢了，是对时代英雄的千呼万唤和对自我迷失的改革焦虑[4]。
注释：
黄发有：《“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天涯，2008年，第5期。
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
[3]何思玉，宋立民：《独特风格与习惯性局限——论刘绍棠的长篇小说<这个年月>》，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4]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侯永超 河南省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47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