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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的边界由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的相对大小决定，影响成本是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总体上考察了影响成本的内涵、来源和影响，并从组织设计、组织行为和组织治理等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成本未来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影响成本；组织行为；组织治理；组织管理
目前有关影响成本的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影响成本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做了简单的评述。首先考察影响成本的内涵、来源及影响，而后回顾和评价了影响成本在组织设计、组织行为和组织治理中的应用，最后探讨了影响成本未来的研究方向。
Milgrom（1986；1988）、Milgrom和Roberts（1988；1990）在解释科斯“为什么所有的产品不在一个大企业中生产”这一问题时提出了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在集权的官僚层级组织中，下级会花费时间和精力等去影响上级，从而使上级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而不是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些组织成员花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精力及由此导致组织偏离其最好的发展路径而带来的损失就是影响成本。虽然后来很多学者对影响成本做了进一步研究，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定义，只不过对组织的影响活动做出了一些新的界定，如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的对外影响等方面。
在不同的情境下，影响成本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利益冲突，表现为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准租金问题）、组织内部门（尤其是部门经理）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影响高层决策）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Milgrom & Roberts，1988）；二是信息不对称，源于组织成员对提供的信息的隐瞒、篡改或修饰，以
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活动对组织的影响是弊大于利，表现在：首先，组织或组织成员不断地进行影响活动，不仅直接导致组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损失，增加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而且对于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来讲，由于写作技巧人影响活动的存在，可能产生过分原谅失误、不愿创新或冒险、相互吹捧及写作技巧关系的官僚化，从而屏蔽对写作技巧人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和惩罚，使制约成本上升（Murphy et al.，1993）；其次，组织成员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导致组织正常工作（或生产性活动）的质量下降（Scharfsteln & Stein，2000；Martin，2008）；再次，组织或组织成员的影响活动将导致组织文化的不良发展，检测如组织成员通过影响活动而获得升迁，那么组织中就会存在组织成员热衷权力追寻的隐文化；最后，组织的影响活动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导致组织决策失误，从而影响到组织的生存与长远发展（Meyer et al.，1992；Wulf，2009）。“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长期积累的影响力活动足以摧垮一个组织。
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影响活动可以为企业带来益处，其影响是利大于弊。如Antonelli（2003）在内生租金和委托写作技巧框架下分析了影响活动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后提出，即使组织成员提供的信息价值很低，影响活动还是能够提高组织效率。对影响成本或影响活动的后果的具体理解的差异，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
更多的研究是用实证方法来分析影响成本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的研究领域有组织设计、组织行为、组织资本结构和组织治理。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外部市场研究影响成本。
当外部技术或者商业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可能会剥离某些绩效不好的事业单位。此时，多单位组织（Multiun-its Organizations）比集中组织（Focused Organizations）更容易产生影响活动。尤其是，部门经理如果预期组织规模将缩小和自身将失业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职位可能会有意夸大本部门的前景，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去阻止或者拖延企业缩减（Meyer et al.，1992）。实际上，企业的兼并收购或变卖事业单位（扩大或缩小规模）都会导致影响成本的产生。当企业面临不可避免的规模缩减情况时，高层领导者快速地决策和行动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部门经理实施影响活动的时间。
Rajan等（2000）利用1980年～1993年间美国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多元化企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会导致部门之间资源分配的扭曲，如果各部门所拥有的初始资源和机会相似，那么资源就会从拥有差的投资机会的部门流向拥有好的投资机会的部门；如果各部门初始资源和机会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的部门，导致低效的投资，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多元化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减少事业部门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或者直接剥离绩效不佳的部门。简言之，企业多元化意味着组织内部层级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的改变，因此应适当精简组织机构。
对于委托人来说，如何降低写作技巧人的影响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思考的问题。Delmastro（2002）在写作技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监督技术、影响活动和组织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激励结构受组织结构、组织技术的影响，组织激励结构（Structure of Incentive）的合理设计可以减少员工的影响活动；如果员工认为进行影响活动带来的收益不大于进行影响活动的总支出，那么就会将精力放在提高绩效、增加奖励的工作任务上。Bogetoft和Olesen（2003）提出，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和事业部的增多会导致企业影响成本的提高，因为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日趋复杂，内部成员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会积极影响企业决策。可见，影响成本的产生与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多事业部制的组织形式更可能产生影响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企业或者说企业规模的变化。那么，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且企业存在影响活动或个人寻租行为的情况时，企业最优规模的确定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企业的最优规模是由代表企业经济形势的生产率高低和影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组织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影响活动，分权比集权更能够降低影响成本。不过影响成本的高低还取决于不同组织环境下各类组织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目标。因此，只有针对不同的组织行为，设计不同的组织结构，才能有效降低各类组织的影响成本。
寻租是影响活动的表现之一，是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寻租行为产生不同的后果。Murphy等（1993）认为，组织的寻租行为不仅会增加组织成本，也会妨碍组织创新。Scharfsteln和Stein（2000）在分析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与部门寻租行为关系时发现，经理人员之间的“互惠交易”（For Trading）会导致内部资本分配的低效。Fan等（2006）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得出组织寻租不会导致资本的分配不当、效益越好的企业进行寻租的可能性越大、寻租能力越强的结论。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也使得组织中的某些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权威人士（领导者）。这些专业人士或者说权威人士掌握着某一方面的大部分资源和决策的话语权，组织中其他成员往往会对其进行影响活动，以期从中受益。Eguchi（2005）在探讨员工绩效的测量误差与工作期限（此工作期限能够保证员工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进行影响活动）的关系时指出，岗位轮换可以降低组织员工的影响活动，从而降低影响成本。
领导是要付出成本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导者，不同类型的领导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给组织带来不同的效率（Arbak & Villeval，2007）。领导意愿受到团队构成、性别、个人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团队自愿产生的领导者（Voluntary Leaders）可能并不会比组织直接任命的领导者（Imposed Leaders）给组织带来更高的效率。有时候，组织直接任命团队领导可以更好地避免由于个人关系带来的牵连，从而提高领导行为的效率和降低决策受团队成员影响而失误的几率，降低影响成本。
不过，人的行为往往具有难以观测性和不确定性。在开放的组织系统中，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将组织成员的行为与组织所期望的行为协调起来降低组织成员进行影响活动的动机，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Delmastro（2002）等较早地从委托人的角度探讨了降低影响成本的途径，但其研究对象停留在组织的中低层管理者，组织中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也都是针对中低层管理者的影响活动，没有考察高层管理者。从组织治理的视角看，组织中拥有自由裁量权的高层管理者之间是否存在影响活动？组织中高层管理者是否会以组织的名义对外实施影响活动？这些影响活动的成本、收益该如何衡量？高层管理者怎样才能识别下级提供的信息是否失真，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有文献对高层管理者影响活动的研究较少，今后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深入展开研究。
Inder等（2005）认为，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即未实施影响活动的高层管理者能够获得影响活动产生的收益却不用承担进行影响活动的成本和决策责任，因此高层管理者进行影响活动的动机较小；高层管理者面对的是资源分配在所有部门的总效用最大，因此高层管理者个人无法从影响活动中获益；部门管理者只考虑本部门资源分配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能够从自己的影响活动中获益。该研究隐含的前提是：高层管理者同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者说与企业目标一致的人，并且能够识别下级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益于决策。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权力配置对降低影响成本有重要作用。
Iliopoulos和Hendrikse（2009）发现，农业合作社由于其特殊的治理结构，影响成本高于投资导向的企业（Investor-oriented Firms）。根据他们的研究，组织管理者的多样性越高、年龄越大、投资越多元化，企业的影响成本就越高；企业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能力越强、管理越专业化，企业的影响成本就越低。组织治理的关键是高层管理者之间责、权、利的分配。良好的组织治理能妥善配置各种资源，有效降低影响成本。治理结构、治理环境、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都会对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产生影响，如何通过组织治理制度的安排减少影响活动、降低影响成本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 要深化对影响成本本身的理论研究。尽管近年来学者们从组织设计、组织行为、组织资本结构和组织治理等多个方面对影响成本进行了探讨，但对影响成本的外延和内涵、成因和后果等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缺乏有影响力的学说。因此，今后应注意加强对影响成本本身的理论研究，争取早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2. 要加强对影响成本和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综合研究。企业文化、组织规模、决策者的管理水平、组织的治理结构、组织的外部环境都会对组织的影响成本产生影响。现有文献往往从单一视角对组织的影响成本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缺乏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因此今后应从多角度对影响成本和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研究，进一步提高对影响成本产生机制的认识。
3. 要重视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研究。复杂组织中，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信息不对称和多级写作技巧关系往往会扩大影响活动对组织决策的不良影响，导致组织影响成本的大幅提升。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有哪些来源？如何降低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这些问题关系到复杂组织的发展和扩张及其效率，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4. 要扩展对政府和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成本研究。不仅企业组织中存在影响活动和影响成本，政府和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活动和影响成本也非常普遍。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及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活动，降低其影响成本，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Antonelli， M. Efficient Influence Activities with Endogenous Rent. Public Choice，2003，114（1/2）：219-236.
2. Arbak， E.& M.C. Villeval. Endogenous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2732， 2007：1-44.
3. Bogetoft， P. & H.B Olesen. Influence Costs in Heterogeneous Cooperatives： A Formal Model of Sales Distortion.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Canada，2003.
4.
5. Delmastro， M. On the Choice of Incentives in Firms： Influence Activity，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conomics Bulletin，2002，12（2）：1-13.
6. Eguchi， K. Job Traner and Influence Activ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ior & Organization，2005，56（2）：187-197.
7. Fan， P. H.， O. M. Rui & M. G. Zhao. Rent Seek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The 2006 Finance Summit Conference. Tokyo，2006.
8. Iider， R.，H. Muller & K. Wameryd. Influence Costs and Hierarchy.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05，6（2）：177-197.
作者简介：刘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丽群，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谷志文，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05-27。
关键词：影响成本；组织行为；组织治理；组织管理
目前有关影响成本的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影响成本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做了简单的评述。首先考察影响成本的内涵、来源及影响，而后回顾和评价了影响成本在组织设计、组织行为和组织治理中的应用，最后探讨了影响成本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影响成本的内涵、成因及其影响
影响成本是指组织成员对上级进行影响活动而导致的额外成本，主要是影响活动导致决策失误的损失。由于其难以估量及隐蔽性高，更多的时候，影响成本表现为一种隐性成本。Milgrom（1986；1988）、Milgrom和Roberts（1988；1990）在解释科斯“为什么所有的产品不在一个大企业中生产”这一问题时提出了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在集权的官僚层级组织中，下级会花费时间和精力等去影响上级，从而使上级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而不是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些组织成员花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精力及由此导致组织偏离其最好的发展路径而带来的损失就是影响成本。虽然后来很多学者对影响成本做了进一步研究，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定义，只不过对组织的影响活动做出了一些新的界定，如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的对外影响等方面。
在不同的情境下，影响成本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利益冲突，表现为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准租金问题）、组织内部门（尤其是部门经理）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影响高层决策）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Milgrom & Roberts，1988）；二是信息不对称，源于组织成员对提供的信息的隐瞒、篡改或修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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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级写作技巧关系的存在等（Milgrom & Roberts，1990）；三是决策者的管理水平。面对下级的各种影响活动，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也是导致影响成本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Bogetoft，2003；Iliopoulos & Hendrikse，2008）；四是组织规模。组织规模越大，组织层级越多，组织（决策）越复杂，产生影响活动的机会就越多（Inderst，2005）。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活动对组织的影响是弊大于利，表现在：首先，组织或组织成员不断地进行影响活动，不仅直接导致组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损失，增加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而且对于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来讲，由于写作技巧人影响活动的存在，可能产生过分原谅失误、不愿创新或冒险、相互吹捧及写作技巧关系的官僚化，从而屏蔽对写作技巧人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和惩罚，使制约成本上升（Murphy et al.，1993）；其次，组织成员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导致组织正常工作（或生产性活动）的质量下降（Scharfsteln & Stein，2000；Martin，2008）；再次，组织或组织成员的影响活动将导致组织文化的不良发展，检测如组织成员通过影响活动而获得升迁，那么组织中就会存在组织成员热衷权力追寻的隐文化；最后，组织的影响活动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导致组织决策失误，从而影响到组织的生存与长远发展（Meyer et al.，1992；Wulf，2009）。“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长期积累的影响力活动足以摧垮一个组织。
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影响活动可以为企业带来益处，其影响是利大于弊。如Antonelli（2003）在内生租金和委托写作技巧框架下分析了影响活动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后提出，即使组织成员提供的信息价值很低，影响活动还是能够提高组织效率。对影响成本或影响活动的后果的具体理解的差异，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
更多的研究是用实证方法来分析影响成本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的研究领域有组织设计、组织行为、组织资本结构和组织治理。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外部市场研究影响成本。
二、 影响成本与组织设计
合理的组织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影响成本，其中组织规模、组织结构、组织权力配置形式等是降低影响成本的关键因素。当外部技术或者商业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可能会剥离某些绩效不好的事业单位。此时，多单位组织（Multiun-its Organizations）比集中组织（Focused Organizations）更容易产生影响活动。尤其是，部门经理如果预期组织规模将缩小和自身将失业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职位可能会有意夸大本部门的前景，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去阻止或者拖延企业缩减（Meyer et al.，1992）。实际上，企业的兼并收购或变卖事业单位（扩大或缩小规模）都会导致影响成本的产生。当企业面临不可避免的规模缩减情况时，高层领导者快速地决策和行动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部门经理实施影响活动的时间。
Rajan等（2000）利用1980年～1993年间美国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多元化企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会导致部门之间资源分配的扭曲，如果各部门所拥有的初始资源和机会相似，那么资源就会从拥有差的投资机会的部门流向拥有好的投资机会的部门；如果各部门初始资源和机会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的部门，导致低效的投资，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多元化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子公司减少事业部门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或者直接剥离绩效不佳的部门。简言之，企业多元化意味着组织内部层级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的改变，因此应适当精简组织机构。
对于委托人来说，如何降低写作技巧人的影响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思考的问题。Delmastro（2002）在写作技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监督技术、影响活动和组织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激励结构受组织结构、组织技术的影响，组织激励结构（Structure of Incentive）的合理设计可以减少员工的影响活动；如果员工认为进行影响活动带来的收益不大于进行影响活动的总支出，那么就会将精力放在提高绩效、增加奖励的工作任务上。Bogetoft和Olesen（2003）提出，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和事业部的增多会导致企业影响成本的提高，因为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日趋复杂，内部成员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会积极影响企业决策。可见，影响成本的产生与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多事业部制的组织形式更可能产生影响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企业或者说企业规模的变化。那么，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且企业存在影响活动或个人寻租行为的情况时，企业最优规模的确定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企业的最优规模是由代表企业经济形势的生产率高低和影
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udooo.com
响活动水平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Kr?覿kel，2006）。由于经济外部性和搭便车情况的存在，组织中很少会有人主动提供公共物品。在存在外溢效应情况下，地方公共物品的分权管理可能会比集权管理带来更高的盈余（Cheikbossian，2008）。也就是说，只有在公共支出的外溢效应特别大及影响活动的弹性特别小的时候，集权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盈余；分权导致的搭便车成本低于集权导致的寻租或者影响活动带来的成本。不过，组织究竟是采取集权还是分权体制取决于寻租冲突或者影响活动导致的成本与内部溢出效应收益的平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组织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影响活动，分权比集权更能够降低影响成本。不过影响成本的高低还取决于不同组织环境下各类组织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目标。因此，只有针对不同的组织行为，设计不同的组织结构，才能有效降低各类组织的影响成本。
三、 影响成本与组织行为
组织雇员之所以会进行影响活动是由于组织决策对雇员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等有影响（Milgrom，1988）。Schaefer（1998）指出，组织变革的影响成本与组织成员对企业前景预期有关，只有在组织成员意识到组织面临生存风险，或者预期组织变革会带来自己所期待的组织形式（结构）的改变时，才会支持组织变革。寻租是影响活动的表现之一，是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寻租行为产生不同的后果。Murphy等（1993）认为，组织的寻租行为不仅会增加组织成本，也会妨碍组织创新。Scharfsteln和Stein（2000）在分析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与部门寻租行为关系时发现，经理人员之间的“互惠交易”（For Trading）会导致内部资本分配的低效。Fan等（2006）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得出组织寻租不会导致资本的分配不当、效益越好的企业进行寻租的可能性越大、寻租能力越强的结论。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也使得组织中的某些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权威人士（领导者）。这些专业人士或者说权威人士掌握着某一方面的大部分资源和决策的话语权，组织中其他成员往往会对其进行影响活动，以期从中受益。Eguchi（2005）在探讨员工绩效的测量误差与工作期限（此工作期限能够保证员工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进行影响活动）的关系时指出，岗位轮换可以降低组织员工的影响活动，从而降低影响成本。
领导是要付出成本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导者，不同类型的领导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给组织带来不同的效率（Arbak & Villeval，2007）。领导意愿受到团队构成、性别、个人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团队自愿产生的领导者（Voluntary Leaders）可能并不会比组织直接任命的领导者（Imposed Leaders）给组织带来更高的效率。有时候，组织直接任命团队领导可以更好地避免由于个人关系带来的牵连，从而提高领导行为的效率和降低决策受团队成员影响而失误的几率，降低影响成本。
不过，人的行为往往具有难以观测性和不确定性。在开放的组织系统中，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将组织成员的行为与组织所期望的行为协调起来降低组织成员进行影响活动的动机，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 影响成本与组织治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对于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而言，写作技巧人的影响活动是不可避免的。“用脚”的股东如何确保写作技巧人所提供的决策方案或者信息的可靠可信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搭便车问题，如何确保股东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如何解决多级写作技巧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企业存在影响成本。一些学者从组织的治理结构、治理环境、写作技巧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成本进行了探索。Delmastro（2002）等较早地从委托人的角度探讨了降低影响成本的途径，但其研究对象停留在组织的中低层管理者，组织中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也都是针对中低层管理者的影响活动，没有考察高层管理者。从组织治理的视角看，组织中拥有自由裁量权的高层管理者之间是否存在影响活动？组织中高层管理者是否会以组织的名义对外实施影响活动？这些影响活动的成本、收益该如何衡量？高层管理者怎样才能识别下级提供的信息是否失真，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有文献对高层管理者影响活动的研究较少，今后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深入展开研究。
Inder等（2005）认为，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即未实施影响活动的高层管理者能够获得影响活动产生的收益却不用承担进行影响活动的成本和决策责任，因此高层管理者进行影响活动的动机较小；高层管理者面对的是资源分配在所有部门的总效用最大，因此高层管理者个人无法从影响活动中获益；部门管理者只考虑本部门资源分配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能够从自己的影响活动中获益。该研究隐含的前提是：高层管理者同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者说与企业目标一致的人，并且能够识别下级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益于决策。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权力配置对降低影响成本有重要作用。
Iliopoulos和Hendrikse（2009）发现，农业合作社由于其特殊的治理结构，影响成本高于投资导向的企业（Investor-oriented Firms）。根据他们的研究，组织管理者的多样性越高、年龄越大、投资越多元化，企业的影响成本就越高；企业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能力越强、管理越专业化，企业的影响成本就越低。组织治理的关键是高层管理者之间责、权、利的分配。良好的组织治理能妥善配置各种资源，有效降低影响成本。治理结构、治理环境、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都会对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产生影响，如何通过组织治理制度的安排减少影响活动、降低影响成本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五、 总结与展望
影响成本是组织管理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而组织管理成本随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层级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决定了为什么组织的规模不能无限大。影响成本原理不仅可用于企业组织研究，对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都是适用的。研究影响成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提升组织绩效。不过，目前国内外有关影响成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和系统。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供未来进一步研究：1. 要深化对影响成本本身的理论研究。尽管近年来学者们从组织设计、组织行为、组织资本结构和组织治理等多个方面对影响成本进行了探讨，但对影响成本的外延和内涵、成因和后果等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缺乏有影响力的学说。因此，今后应注意加强对影响成本本身的理论研究，争取早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2. 要加强对影响成本和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综合研究。企业文化、组织规模、决策者的管理水平、组织的治理结构、组织的外部环境都会对组织的影响成本产生影响。现有文献往往从单一视角对组织的影响成本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缺乏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因此今后应从多角度对影响成本和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研究，进一步提高对影响成本产生机制的认识。
3. 要重视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研究。复杂组织中，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信息不对称和多级写作技巧关系往往会扩大影响活动对组织决策的不良影响，导致组织影响成本的大幅提升。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有哪些来源？如何降低复杂组织的影响成本？这些问题关系到复杂组织的发展和扩张及其效率，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4. 要扩展对政府和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成本研究。不仅企业组织中存在影响活动和影响成本，政府和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活动和影响成本也非常普遍。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及其他组织中的影响活动，降低其影响成本，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Antonelli， M. Efficient Influence Activities with Endogenous Rent. Public Choice，2003，114（1/2）：219-236.
2. Arbak， E.& M.C. Villeval. Endogenous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2732， 2007：1-44.
3. Bogetoft， P. & H.B Olesen. Influence Costs in Heterogeneous Cooperatives： A Formal Model of Sales Distortion.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Canada，2003.
4.
摘自：毕业论文答辩www.udooo.com
Cheikbossian，G. Rent Seeking Spillovers and the Benefits of Decentraliz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1）：217-228.5. Delmastro， M. On the Choice of Incentives in Firms： Influence Activity，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conomics Bulletin，2002，12（2）：1-13.
6. Eguchi， K. Job Traner and Influence Activ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ior & Organization，2005，56（2）：187-197.
7. Fan， P. H.， O. M. Rui & M. G. Zhao. Rent Seek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The 2006 Finance Summit Conference. Tokyo，2006.
8. Iider， R.，H. Muller & K. Wameryd. Influence Costs and Hierarchy.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05，6（2）：177-197.
作者简介：刘汉民，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丽群，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谷志文，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