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环境视野下农民生态道德

摘 要： 农村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从环境的角度来反思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人与自然之矛盾的价值取向。农民的生态道德理念与农民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课题组对陕西合阳县城后村、黑镇村、浪后村的村民进行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农民生态道德认知水平有待提高，生态道德情感不稳定，生态道德行为与认知不一致。农民生态道德培育成为乡村环境保护的诉求。
关键词：农村环境；农民生态道德；生产生活方式；环境
1009-9107（2013）02-0001-05

一、农民生态道德观念与农民

生产及生活方式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约农民的生态道德状况，农民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和资源的制约。农民在一定生态道德理念和意识支配下进行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也会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演进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55 游牧业和农业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两大产食经济部门，与之对应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就是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和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内蒙古地区地处中亚雨量不足区，草原资源丰富，风力较大，风速较快，无霜期短，冬季漫长，这样的自然环境适合于畜牧，尤其适合游牧，历史上栖居在内蒙古草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民族选择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气温适宜，雨水充足，土地肥沃，无霜期较长，其自然环境适合于农耕，历史上居住在此地区的人们形成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生态道德有所不同。游牧民族在“人—畜—草”系统中生活，通过家畜与草原的生产力来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的需要。草原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牧民会细致观察草地的形状、长势、水利等等状况，游牧民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随季节而移动，逐水草而放牧，持有维护“人—畜—草”系统平衡的生态道德观。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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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没有“草地”概念，但是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土地不仅是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是情感归属的需要，土地价值中凝结了农耕民族对财产的理解和对家乡的眷恋。农耕民族追求土地的最大产出，持有维护地力持久产出的生态道德观。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环境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显现。在谋生压力下，农民从现有林地草场中得不到实际经济利益而失去抚育管护的积极性，同时农民在“开荒种粮、广种薄收、解决生计”的理念指导下，将具有较高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林地草场当做荒地开垦，超载过牧、滥采乱挖等现象较严重，林草资源尚未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我国草原生态破坏的具体原因中盲目开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2%，滥砍滥挖占31.8%；由于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原因，每年有200多万公顷有林地转为无林地或灌木林地。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推进了生态移民和农村能源建设等配套措施，各地也采取封山禁牧、舍饲圈养、强化监管和发展林草产业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改善了局部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农民树立了林地资源意识，带动了不合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有效保护林草植被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目标，必须引导农民树立生态道德责任，推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性转变。

二、环境的内涵

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身体健康，而且事关城市的环境状况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环保总局等8个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逐步加强对农村环保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农民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培育与提升农民生态道德观念，这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维度。
农村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从环境这个崭新的人文精神角度来反思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人与自然之矛盾的价值取向。环境是针对传统的人际而提出，它突破了人际局限，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调整的领域，它所确认的是人对自然界和对自然存在物的道德义务、道德关怀。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指出：“大自然是一个完善的进化系统，相比之下，人类却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负载物。” [3]282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人和世界属于一个整体，人与世界具有既受动又能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人从属于生命有机体，另一方面人能对所接触的生命施加各种影响，人应当自觉树立敬畏生命的精神并把它作为人内在的必然性。” [4]130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通过对沼泽、草地、森林和湖泊的细致观察，发现大地生物的多样性和共生性。由此利奥波德提出了生物的生存权，认为“学必须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有它们组成的整体”，并把“保持生态的和谐、稳定与美丽”作为学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5]193。
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坚持人为自身立法，彰显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关系的维度上强调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既实现代内间人类的整体利益，也要实现代际间人类的整体利益，整体和长远的人类利益高于人们局部和暂时利益。环境超越以往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确立整体优先于部分的态度，同时把人类实践活动控制在大自然允许的限度内，实现人与自然整体的协调统一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促使人类实现从个体本位意识向类本位意识的转变，从绝对主体意识向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从现世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

三、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调研

目的与调研设计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硬件条件，体现为环保设施的完善程度、环境法规的健全程度和环境管理的严格程度；二是软件条件，主要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观念[6]。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目前不少机构和学者开展各种各样的环境意识的调查，涉及多个群体，包括全体公民、小城镇居民、大学生群体和农村居民[710]，但是对于西部地区生态村镇的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调查研究比较少见。2011年课题组对陕西省合阳县城后村、黑镇村、浪后村的村民进行关于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调研。着眼于西部地区生态村镇建设中村民生态状况的研究，力图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增强这些地区村民的生态责任，为促进农民不合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这些地区环保工作的开展提高些许参考与借鉴。合阳县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市，总面积1 4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公顷，现辖4乡12镇353个行政村，总人口45万。合阳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和全国 25 个“国家级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县”之一。2011年合阳县建成3个省级生态镇（路井镇、坊镇、新池镇），60个生态村、100个生态示范户。
调研主要采取无记名问卷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辅以访问调查及座谈交流。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6份，收回有效问卷681份，有效率为93.8%。所有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调查对象既包括乡镇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村民、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被调查者担任村干部的占0.09%；92.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生态村建设状况有所了解。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8.2%，女性占41.8%；30岁以下的占8.7%，30～39岁的占24.6%，40～49岁的占59.2%，50岁以上的占7.5%。被调查者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占56.7%，大专及以上文凭的占31.3%。在深入调查村民生态道德状况的基础上，以期进一步探究在农村开展有效的生态道德宣传和教育、增强村民生态道德责任，引导村民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此，调查问卷设计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第二部分主要从对生态道德责任的知晓度、生态道德责任的情感认同度以及生态道德责任的践行度三个维度来调查农民的生态道德现状，将农民生态道德分解为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生态道德认知、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行为。第三部分是农民生态道德教育的影响因素、农民生态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四、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调查

结果与分析 调查分析表明，村民生态道德认知水平有待提高，生态道德情感不稳定，生态道德行为与认知不一致，村民生态道德的培育与提升成为乡村环境保护的诉求。

(一)农民生态道德认知面较广，但认知深度和准确度不足

生态道德认知就是对人与自然的交往实践而产生的道德关系及其原则、规范的观念性的把握活动，也就是人们需要科学认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明确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达到明是非、别善恶、辨美丑、识荣辱，以便确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正确的态度和理念。本部分测评指标主要包括人们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对生态知识的了解程度和获取途径以及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三个方面。
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于日常生活的生态环境问题能做出较为正确的道德判断，但是大多数农民在生态道德认知上仅仅停留在“好”与“不好”的浅层次判断上，认知深度和准确度不足，生态知识缺乏，生态道德认知水平低。对“因化工厂的废水和过量施用的化肥流入河流而使水草生长茂盛的现象”，认为是好现象的占43.2%，认为是富营养化现象的占7%，认为是不好现象的占28.7%，不知道的占21.1%。关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问题，认为“没有危害”的占10.5%，表示“不知道”的占7.1%，认为“对水体、大气、生物等都会有危害”的占82.4%，但是关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的具体危害，39.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对“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是为人类的利用而存在的”这一观点，41.2%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34.2%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24.6%被调查者认为野生动植物是和人类平等的，是人类的朋友。93.7%被调查者认识到土地、水等资源的稀缺性，这些资源也是农民、农业、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86.2%的被调查者认识到树木花草、野生动物与人类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方面”，被调查者选择土壤污染的占25.7%，选择水污染的占44.3%，选择农村生活环境污染的占30%。对于“改善目前农村环境问题重要性”， 84%的村民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改善非常重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这说明村民对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认识较为积极。调查中发现，多数村民室内、院子的卫生都较清洁，但对庭院外的公共环境则持事不关已的态度，例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等。
79%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渴望了解更多关于生态的基础知识”，特别是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以及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调查显示，这三个村庄的村民生态道德知识主要来源于广播电视和学校教育，缺乏较为广泛的摄取渠道，由于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非系统性和居民看电视选择的随意性比较大，获取生态道德知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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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存在着不稳定性和随意性，村民的生态道德知识是片面的零碎的，村民生态道德认知的系统性和准确度较差。

(二)农民生态道德情感不稳定

生态道德情感，是人们对影响生态环境事件的爱憎、好恶的态度。生态道德情感一般在人们认知基础上形成，运用生态道德观评价自己与他人的品行或某种事物而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生态道德情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能推动生态道德认知发展为生态道德信念，转化为生态道德行为。本部分测评指标主要包括人们对待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情感表现、对承担生态道德责任的情感认同两个方面。
有58.7%的村民对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的现象和行为感到担忧和愤怒。对于“秸秆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应当还田”的观点，村民选择秸秆已经还田占39.9%，选择因为麻烦不愿还田的占32.6%，选择因为贫穷做柴火烧的占18.7%。“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有助于减少白色污染，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的问题，被调查者选择因使用方便短期内仍继续使用的占38.2%，选择习惯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不会污染环境占40.3%，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占21.5%。对于“看到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被宰杀，你会如何对待” 问题，虽然村民认为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应宰杀，但是选择向有关部门的占21.1%，选择立即制止的占8.51%，有33.7%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敢制止。对于“当野生动物肉摆上餐桌，你会如何对待” 问题，选择不忍心但跟着别人吃的占36.8%，选择坚决不吃的占21.1%，选择毫不客气的吃占18.4%，选择解解馋下不为例的占11.6%。对于“如果为处理垃圾和生活污水等污染物，需要向你收取一定费用（如每月10元）” 的问题，表示同意缴纳费用的占13.9%，表示反对缴纳费用的占37.6%，表示政府部门应承担一定费用，减少村民的费用占40.8%。过半数的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道德情感，但村民的生态道德情感却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调查分析表明，当自然物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时，村民的生态道德情感就会发生波动，这说明经济落后是影响村民生态道德情感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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