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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华简《保训》篇思想三层解读

收藏本文 2024-01-15 点赞:6046 浏览:20880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 清华简《保训》篇“中”的含义,对理解整篇的思想意蕴有着重要意义。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结合起来,并参照考古材料,可以推测出《保训》篇的“中”保留了“中”的初义,应该是象征着权力的实物,它还具备类似兵符的功能。后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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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用性逐渐削弱,象征性意义增强。《保训》篇记载的首先是文王叙述舜和上甲微的史事,然后是文王欲通过史事告诫武王要有忧患意识,最后才是儒家及其后学借《保训》这个文本宣扬其德政思想。以三层意义解读《保训》篇,才能不致执泥于“中道”理念,从而避免陷入众说纷纭各有所失有所偏的境地。
关键词: 清华简;《保训》;“中”;儒家思想;陶寺遗址
清华简《保训》篇公布之后,引起学界热烈的讨论。其中,“中”的含义可以说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笔者参阅简文和翻检以往诸家的讨论后,觉得对《保训》篇的解读还有其它方式。

一、、 “中”字诸说之检讨

学界对“中”的含义探讨可谓丰富:李学勤将“中”训为“中正、中道”,并认为《保训》的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1];廖名春从《说文》入手,将“中”训为“和”,认为“中道”的实质就是和谐政治之道[2];李均明也持类似看法,认为也可以指“适用广泛的治国理念”、“保持平衡的理论”,即“中道”[3];邢文则提出“中”的解读必须同时满足15个条件才能成立,认为《保训》所描述的“中”,符合河图所见天数之“五”,也是一种“中道”[4];李锐认为《保训》篇的“中”与后世的“中庸”、“中和”等思想有关联[5];赵平安认为“中”与“诇”相似,以书的形式流传,是古代帝王即位前必须掌握的东西,“得诇得中如得天下”[6];李零认为“中”本义为“表”,即“标杆”,既可以观测日影,也常用于军中,用于合军聚众,教练士卒,因此可以引申为指挥权[7];周同科认为“中”字当为“章”之通检测字,“中”之所指皆与“婚事”相关[8];王连龙提出《保训》篇存在着两种意义层面上的“中”:前者指旂旗,后者是“中”道[9];王晖提出“中”实际上就是古文献中的木柱,这种木柱在春秋战国之后叫做“重”,“重”上有铭旌,记录先祖等名号,“中”就是这样的神杆[10];梁涛则认为“中”应是中道,《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11];曹峰认为“中”即“公平公正”的理念,做“正直无私”解。[12]
由以上可以看出,学界对“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中”在《保训》篇中的含义是否一以贯之;二,“中”是具体的实物还是思想观念。我们认为就同一篇文字来看,前后使用的概念应该是统一的,除非另有交代。这也是大多数持“实物说”或“理念说”的学者所认同的。对于第二个分歧,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理念说。《保训》篇的成篇年代,李学勤认为清华简的年代推断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约公元前300年左右[13],杜勇则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分析,认为它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14]根据著作的流传年代要早于其成册年代,则《保训》篇所反映的思想时代,和儒家思想开始广泛传播的时代很接近,因此,将“中”视为一种理念,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对“理念说”提出了质疑:作为一种抽象的处事原则,怎么能有借有还呢?[15]为此,一些学者花费巨大精力考证并给予解释。应该说,很多学者的解释,如前所引的“中道”说等,是很符合逻辑的。然而也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先秦古籍中没有“求中”或“救中”的说法,“得中”也基本局限于《易传》,与《保训》篇内容无涉,如果“中”是文王传给武王的重要观念,何以竟会随着《保训》篇的亡佚而一同亡佚,亡佚一篇文章并不奇怪,但亡佚一个词、一个曾被认为很重要的思想观念,恐怕说不过去。[16]其实,在这个强有力的质疑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历史研究,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中,逻辑的真与历史的真两者之间的张力。因此,在保证逻辑的真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回到历史的真,即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

二、、 《保训》篇“中”字初义蠡测

为了便于讨论,现将《保训》篇抄录如下:
隹王五十年,不癒。王念日之多鬲,恐坠保训。戊子自演。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女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箸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鬲丘。恐,求中。自诣厥志,不违于庶万生(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于呼!祗之哉!昔微叚(检测)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服)厥罪。微亡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祗备不解,用受大命。于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女祗备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隹宿不羕。[17]
在《保训》篇中,文王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舜和上甲微的史事,来告诫武王要慎守得之不易的权力,进而保有并光大周族。无论根据传世的《竹书纪年》等文献,还是新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18],都可以看出尧、舜的活动时期处在传说时代,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只是属于初级阶段。而上甲微也不过去舜有四百年而已,有学者用“血亲复仇”现象解释上甲微复仇有易的历史传说,这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况且殷商人对天帝的崇拜是学界公认的,他们总结并形成关于执政的形而上并且较为成熟的政治理念,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更不用说尧舜时期有这种可能性了。
再看文王及武王的表现。据《尚书大传》记载,周文王“受大命”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征伐,“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19]同样,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于,明年伐崇侯虎”,而武王继承了文王遗志,在文王崩后三年了发动了灭商的战争,这些都是极端的手段,难怪孟子对《尚书·武成》记载的“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0]的感叹。这和“中道”等理念所倡导的行为大相径庭。因此,把文王传授给武王的训导视为“中”道等理念也是不合适的。也正是基于此,姜广辉根据传统文献只讲汤武革命的一面,而不讲他们如何实行“中道”,而质疑《保训》的真实性。[21]其实,他的质疑也正说明了“理念说”看似在逻辑上是完满的,但实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而且与史实屡有抵牾。“中”字含义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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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后学所做的《中庸》也引用了孔子有关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孔颖达正义:“‘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谓头绪,谓‘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言舜能执持愚、知两端,用其中道于民,使愚、知俱能行之。”[47]郑玄、孔颖达对“中”的解释也是以“中道”为立足点。
后学中也有发挥和强调中的重要内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8]郑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郑玄将“中”的指向引向为政,可见“中道”的政治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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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很早就被奠定了。而后世的学者,因为有了儒家德政的先入之见和受前贤注解的影响,多把“中”释为中道,从而逐渐遮蔽了“中”之本意。宋人朱熹在诠释“允执其中”的“中”时也认为:“中者,无过不及之名。”[49]即是将“中”作为认知和做事的方法。而清人刘宝楠注解为“执而用中,舜所受尧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训用也。”[50]他是将“中”作为“中道”的一种,即做“中庸”解的。于是这就逐渐形成了“执中”的抽象概念,进而彰显了“中道”这个形而上的思想,乃至自成体系,蔚为大观。而在道统论中,此“中”又成了枢纽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应然的观念并非是实然的观念,《保训》中包含有后世儒者所常论的“中道”等观念,并非意味着,文王在叙述典故时就是在传授“中道”。否则,就会如姜广辉所说:得了“中”就可以最终得到天下,这个“中”可真是宝贝。[51]其实在上古时期,至少在文王所述的舜、上甲微所处的时期,“中”本身就是王权的象征。如此,或许能够解释《保训》篇“中”,亦可以大致看出“中道”观念的早期发展历程。诚然,“中”由初义发展到丰富的后起之义,有很多中间环节,但囿于本文性质,则予以略过。这个过程对我们解读《保训》有着影响,在后学托古言事、发挥微言大义的思潮中,《保训》篇的意蕴逐渐被标签化、圣人化。其实,不但《保训》篇如此,其它与《保训》篇类似的文字也是如此,被后学者的“中庸”、“中道”理念逐渐地遮蔽,只是由于《保训》篇的时代和遭遇独特,被遮蔽得比较明显罢了。

四、、 结 语

通过以上三层解读,可以看出《保训》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儒家后学者在发挥其微言大义的同时,或许把“中”本来象征忽视了。因此,把《保训》篇的“中”理解为各种理念都有所失,把整篇的主旨仅仅理解为反映儒家的“中道”观念,也是有所偏的。
《保训》一文篇幅虽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52]其中既有文王追叙舜、上甲微这两位先王的事迹,也有借以勉励武王勤于政务、保有家国而勿懈怠的殷切冀望和忧患意识,更有后世儒者以此文本借文武之道寄托其政治理想,从而规诫后世帝王赓续贤王之德,实行德政。如果不能明确其递进之关系,是无法说清该篇“中”的含义和思想内涵的。如果仅仅执泥于中道理念或者“中”是某种具体的实物,而不去追溯《保训》篇的文本背景和史实背景,进行分层解读,难免陷于众说纷纭而有所失有所偏的境地。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陈寅恪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他评判当时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时的做法,认为“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3]笔者无意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再添一说,也不执泥于《保训》篇的真伪,而是想在诸说中寻找一种方法上的突破,以管窥思想史研究中的些许特点。哲学史或思想史是“史”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它留给治史者以最大的诠释空间。当然,这也在历史和思想之间划定了一条鸿沟。陈寅恪此语即揭示了历史之真和逻辑(思想)之真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之中,才最能体现出治史者的主体意识。或许,在有限的认识和历史的真实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才是思想史的最大魅力,也是史学最大的魅力。或许,只有在这如临如履的战战兢兢之中方能体会此种魅力。
参考文献:
[1][13][52]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2]廖名春:《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3]李均明:《〈保训〉与周文王的治国理念》,《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邢文:《〈保训〉之“中”与天数“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 期。
[5]李锐:《清华简〈保训〉与中国古代的“中”思想》,《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6]赵平安:《关于〈保训〉“中”的几点意见》,《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7]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0日。
[8]周同科:《清华简〈保训〉之“中”与婚事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9]王连龙:《谈清华简〈保训〉篇的“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10]王晖:《清华简〈保训〉“中”字义及其主题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6月。
[11]梁涛:《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再检讨(上)——兼论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国学学刊》2011年第4期。
[12]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兼论“三降之德”》,《文史哲》2011年第6期。
[14]杜勇: 《关于清华简〈保训〉著作年代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05-04(12)。
[16]子居:《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简帛研究”网。[17]参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43页,部分释文和标点有所变动。

[18]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6-88页;王国维 撰,黄永年 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21][51]姜广辉:《〈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
[22]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54页。
[23]姜亮夫:《释中》,《姜亮夫全集》第18卷之《文字朴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354页。
[24]萧兵:《“中”源神杆说》,《中国文化》1994年第9期,转引自王子今:《忠观念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5]王子今:《“忠”观念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何驽、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02-2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27][29]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30]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技术组主编:《科技史文集》(第十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35-43页。
[31]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7页。
[32][36][3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3

2、117、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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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6页。
[34][3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9、22页。
[37]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8页。
[3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
[40][41][4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

1、452、1746页。

[43][44][45][4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

1、202、302、302页。

[47][4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

5、1661-1662页。

[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
[50]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7页。
[5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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