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青年团音乐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1925年1月）

摘 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创立的最早的革命青年组织。1920年夏天，刚建立不久的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北京、长沙、广东、武汉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团的“一大”正式召开，大会制定和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团执行委员和书记。此时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动员青年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斗争。1922年1月团创办机关刊物《先驱》，引用大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反对检测社会主义，并引导青年展开非基督教运动。1923年10月团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为革命的青年做革命的指导”为目的，鼓舞青年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以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热烈的思想感情教育了一代青年。1922年5月至1925年1月，团的“二大”“三大”相继召开。两次会议都坚决拥护党所制定的方针，与党保持一致行动。
关键词：新音乐；革命音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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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的新音乐文化及革命音乐的萌芽

(一)新音乐文化建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音乐文化建设也开始迈向新的方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正是我国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初期。受到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主张“以西为师”，“兼收并蓄”。以萧友梅为代表的一些音乐家认为要借助西方完善的音乐技术来改进我国的“旧乐”，建立“新乐”。在这种新的音乐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受到西方音乐教育的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当时中国新音乐文化的主要建设者，他们奉行着“以西为师”的路线，实行音乐改革。这些音乐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型音乐社团的创立。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的音乐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他们有以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主，普及中外音乐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北京国乐改进社”等，还有市民自发组成的民乐社团及习唱戏曲的“票房”等等；
2、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五四”以后，音乐教育开始纳入普通教育范围，以萧友梅为代表的我国第一批专业音乐家开始为普通学校教育编写音乐课程教材，并创作了一批深受学生喜爱的学校歌曲。同时创

摘自：学报论文格式www.udooo.com

办了如“北京音乐传习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等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机构，证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开始起步。
3、这一时期的新型音乐创作也开始起步，使得该时期的音乐体裁有了扩展。除了各种学校歌曲外，还出现了现代艺术歌曲和抒情的独唱歌曲。这些音乐体裁以其朴实优美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渴望追求新生活，新文化的心态。如萧友梅创作烦的歌曲《问》、《南飞之雁语》、《五四纪念爱国歌》等，大都节奏平稳，旋律易于传唱，篇幅简短，曲式上大多为方整性结构，且有钢琴伴奏，音型织体比较简单。这歌曲反映了他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因此在器乐曲方面的体裁较为广泛，涉及了钢琴曲，管弦乐曲，大提琴曲等，并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为当时我国音乐家中唯一的器乐创作的开拓者。赵元任的第一部曲集起名“新歌诗集”来表明他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

(二)革命音乐的萌芽——工农歌咏活动

中国近代历史上，早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就出现了以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为主题的新民歌，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民歌《义和团》、河北曲阳民歌《打洋鬼子》、山东惠民民歌《洪秀全起义》等等，它们直接产生于群众斗争生活，反映出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后来随着西洋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甲午战争”以后的军队中出现了西式军乐队的设置，在军队内习唱军哥也由此开始。辛亥革命前的各新军中都出现了为士兵写军歌和习唱新军歌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他特别重视通过军歌的习唱以达到练兵的目的，并亲自动手编写相当数量的军歌。这些歌曲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曾给我国新型军队的建设产生了不少的影响。1921年中国建立，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具有了现实意义，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使得中国青年运动有了组织和方向。随着工人运动和农动的不断展开，在群众革命斗争生活中出现的“工农歌咏活动”，即是“新军”歌唱活动的发展，代表着我国近代革命音乐的开端。这些歌曲大都以原有曲调配上新词，易于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传唱。

二、音乐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的作用及影响

(一)与青年团有关的音乐活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工农歌咏活动”，不少团员也参与到革命歌曲的创作和改编当中。如《少年先锋队歌》就是由当时在青年团工作的李伟森同志由苏联歌曲填词改编的。歌词“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少年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弄人的少年先锋队！”号召全国青少年拿起武器，朝着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理想前进，为青少年运动指明了方向。
1923年2月7号爆发的“二七”大罢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加罢工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多名员、团员和工人牺牲、被捕。这次惨案揭开了吴佩孚的检测面具，暴漏了军阀的残暴，也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歌曲《二七纪念歌》是李伟森同志为悼念“二七”惨案死难者所改编的歌曲。该曲被收录在李伟森同志编印的《革命歌声》一书中。“二七”惨案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于元宵节举行提灯游行，千名学生手持“打到军阀”、“还我自由”、“援助工人”等字样的灯笼，列队到天安门前。提灯大会促进了学生提高了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促进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赤潮曲》是我国工农革命歌曲中留存的唯一的创作歌曲，由革命领导人瞿秋白创作并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季刊》上（《新青年季刊》是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教育，动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的刊物）。这首歌曲以高昂的革命和坚定的信心，歌颂了无产阶级的崇高伟大理想，对当时青年一代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青年团与革命音乐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是党和团创立的初期阶段，中国的革命音乐也由此开始萌芽。但是，此时的革命音乐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中产生，但并非是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出现的，它与当时中国音乐界几乎没有联系，而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出现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当中。革命音乐活动的参与者也主要是实际参加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工农群众本身，与专业音乐家之间亦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革命音乐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供其继续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军，为各项工农运动和青年活动的顺利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革命音乐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出现在群众生活中时，青年团组织青年团员和群众参与到革命音乐的学习和创作中，这也使得当时的大多数工农歌曲都是以现成曲调填上新词而成的，尤其是以我国的民间歌曲和城市小调为旋律发展而来，为革命音乐的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这些歌曲始终被铭记在革命人民的心里，暗地里在群众中传播，它们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鼓舞着广大革命者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