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 要：夏目漱石晚年创作的小说《路边草》中多次出现了中国书法元素。中国书法元素的出现不仅与夏目漱石自身的汉学素养、晚年对书画产生的浓厚兴趣相关，更与日本明治时代对中国的文化憧憬和中日间频繁的书法交流有关。在深层意义上，
关键词：夏目漱石 《路边草》 中国元素 书法
夏目漱石是20世纪日本文学巨匠，他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和深刻的理论思索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自幼起开始阅读汉文学典籍的夏目漱石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在其诸多小说作品中也出现了对中国文学元素的借鉴和化用。而在文学元素之外，夏目漱石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中国元素”却常为人们所忽略。在其晚年创作的《路边草》（一译《道草》）中，中国书法元素多次出现，对其做出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路边草》中多次出现了中国书法元素，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目漱石对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热爱，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书法的美学精神也内在地影响了包括《路边草》在内的夏目漱石小说的创作风格。第一处出现“中国书法”元素是在小说开篇之后不久：主人公健三在一个阴雨天忽逢早已断绝关系的养父岛田，在偶遇“那人”之后童年记忆就开始一幕幕浮现于健三眼前。他深知儿时养父养母只想要占有自己，因而对他们并无好感，也不想与他们再有瓜葛，然而童年记忆中养父养母对自己的宠溺还是令健三无法忘怀，更无法在心底彻底斩断与他们的关联。健三回忆起养父曾带他在池端书店写字帖的事，“他一写东西，哪怕是一两分钱，也要讨价还价，当时为了五厘钱，居然坐在店门口死不肯走。他抱着董其昌的折帖站在一旁，瞧着他那副样子，心里实在难受，而且很不痛快”（夏目漱石著，柯毅文译：《路边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以下引自此书者均不再注）。
其后不久，岛田果然前来拜访健三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第二次来到健三客厅的岛田渐渐由谨慎变得放松起来，“他用眼睛在屋子里来回搜索。可惜室内很煞风景，既无匾额，也无挂轴。‘你喜欢李鸿章的书法吗？’他突然这么发问，健三既不说喜欢，也不说不喜欢。‘如果喜欢就送给你。那种东西如果作价的话，如今可是相当值钱啦！’”。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中国书法元素。不久之后，养母阿常也突然造访，本就拮据的健三只能依靠赚取“外块”来满足开支，在意外收到稿酬之后， “一直为自己的客厅显得很煞风景而苦恼的他，连忙跑道团子坡专做硬木家具的木匠那里，了一块紫檀挂匾，把朋友从中国内地带回来送给他的北魏二十品的拓本，选了一幅嵌在里面，然后挂在壁龛里，还用细长的斑竹做了一个环围着这匾额。”这里中国书法元素再次出现。
这样一来，有一条线索被勾勒出来：健三自小就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父岛田深知这一点，因而才会“煞费苦心”地帮他购写董其昌的字帖。而成年后的健三依然对中国书法兴趣不减，岛田试图用李鸿章的书法拉近二人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不但如此，他更加推崇魏碑书法，因此才会精心挑选一幅“北魏二十品”拓本装饰自己的书房。
一方面，这与夏目漱石自身具有的深厚的汉学素养以及他晚年对书画产生的浓厚兴趣有关。夏目漱石自幼就接触了众多与汉学有关的书籍，“经常去大儒生家荻生徂徕创办的图书馆”，进入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后系统地学习了《文字蒙求》《文章轨范》《论语》《孟子》等科目。而明治初年“开私塾的市井先生们，一般教的仍是四书、十八史略之类的古典汉学，书法也随之一起训练”③，虽然在他们内心书法仍只作为一门技艺而非专业，但它与修习学问、磨练人格是相关的。想必夏目漱石在接触汉学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中国书法的训练，《路边草》中健三幼年时想要购写董其昌字帖也许正与之相关。晚年的夏目漱石更是对书法和中国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修善寺大患之后夏目漱石的身体一直无法复原，胃病反复发作，在1912年9月又接受了痔疮手术，“这时起，他爱上书法并开始画南画风格水彩”④。《路边草》创作于1915年，这正是夏目漱石逐渐深入了解书画并试图在其中找到精神慰藉的时候，此时的小说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书法元素与他的心境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这与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有关。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推扬西方文明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业已老朽并无可取之处，“朝野上下对中国大都抱着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情”⑤。但长久接受中国古文化熏陶的文人却并非如此，虽然接受了西学的冲击，自江户以来盛行的中国汉学仍对日本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明治时代有大批书画家赴华求艺，更有中国罗振玉、杨守敬等赴日，中日书法交流频繁。曾在第五高等学校与夏目漱石为同事并且交往甚密的长尾甲于1903年赴华，并于1914年归国以清诗研究带动对中国书画的研究，在日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则长尾甲的《中国书画话》是在夏目漱石去世多年后所做演讲的集合，而在夏目漱石生前多次请他修改自己汉诗的过程中二人想必对中国的书画也做过一些探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夏目漱石对中国书法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在其作品中出现中国书法元素也绝非偶然。《路边草》中健三提到的“从中国内地带回来送给他的北魏二十品”的“朋友”想必正是明治时期来到中国求艺的众多日本文人中的一员。
摘自：毕业论文范文格式www.udooo.com
中国书法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和艺术精神也影响了《路边草》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关键词：夏目漱石 《路边草》 中国元素 书法
夏目漱石是20世纪日本文学巨匠，他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和深刻的理论思索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自幼起开始阅读汉文学典籍的夏目漱石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汉诗，在其诸多小说作品中也出现了对中国文学元素的借鉴和化用。而在文学元素之外，夏目漱石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中国元素”却常为人们所忽略。在其晚年创作的《路边草》（一译《道草》）中，中国书法元素多次出现，对其做出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路边草》中的中国书法元素
《路边草》是夏目漱石临终前最后一部完整创作的小说作品，1915年6月至9月连载在《朝日新闻》杂志上。其中讲述了主人公健三留学归来后邂逅养父以及其后逐步涉及的种种人物和事件，最后以付给养父一笔钱而了却彼此的关系而告终。题目“路边草”有“蹉跎岁月”的含义。小说中健三的遭遇与夏目漱石的人生轨迹是基本重合的，因此《路边草》被普遍视为夏目漱石带有自传性质的“实际的文学”，“兼有‘自传’和‘小说’二者的特点，交织着‘真实’与‘诗意’”①，对研究和了解夏目漱石很有参考价值。而创作于1915年的《路边草》迟至1985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仅中译本非常之少，对其进行研究介绍的文章也不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路边草》中多次出现了中国书法元素，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目漱石对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热爱，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书法的美学精神也内在地影响了包括《路边草》在内的夏目漱石小说的创作风格。第一处出现“中国书法”元素是在小说开篇之后不久：主人公健三在一个阴雨天忽逢早已断绝关系的养父岛田，在偶遇“那人”之后童年记忆就开始一幕幕浮现于健三眼前。他深知儿时养父养母只想要占有自己，因而对他们并无好感，也不想与他们再有瓜葛，然而童年记忆中养父养母对自己的宠溺还是令健三无法忘怀，更无法在心底彻底斩断与他们的关联。健三回忆起养父曾带他在池端书店写字帖的事，“他一写东西，哪怕是一两分钱，也要讨价还价，当时为了五厘钱，居然坐在店门口死不肯走。他抱着董其昌的折帖站在一旁，瞧着他那副样子，心里实在难受，而且很不痛快”（夏目漱石著，柯毅文译：《路边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以下引自此书者均不再注）。
其后不久，岛田果然前来拜访健三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第二次来到健三客厅的岛田渐渐由谨慎变得放松起来，“他用眼睛在屋子里来回搜索。可惜室内很煞风景，既无匾额，也无挂轴。‘你喜欢李鸿章的书法吗？’他突然这么发问，健三既不说喜欢，也不说不喜欢。‘如果喜欢就送给你。那种东西如果作价的话，如今可是相当值钱啦！’”。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中国书法元素。不久之后，养母阿常也突然造访，本就拮据的健三只能依靠赚取“外块”来满足开支，在意外收到稿酬之后， “一直为自己的客厅显得很煞风景而苦恼的他，连忙跑道团子坡专做硬木家具的木匠那里，了一块紫檀挂匾，把朋友从中国内地带回来送给他的北魏二十品的拓本，选了一幅嵌在里面，然后挂在壁龛里，还用细长的斑竹做了一个环围着这匾额。”这里中国书法元素再次出现。
这样一来，有一条线索被勾勒出来：健三自小就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父岛田深知这一点，因而才会“煞费苦心”地帮他购写董其昌的字帖。而成年后的健三依然对中国书法兴趣不减，岛田试图用李鸿章的书法拉近二人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不但如此，他更加推崇魏碑书法，因此才会精心挑选一幅“北魏二十品”拓本装饰自己的书房。
二、中国书法元素出现的原因
与看重中国书法相对地，健三曾见到岳父住处隔扇上的春木南湖的画、龟田鹏斋的字想起了这位“故人的兴趣”。而后在妻子临近分娩时健三又想到岳父曾购写过的画中有“类似浮世绘的美人”的团扇。健三岳父所推崇的春木南湖为江户时代著名画家，龟田鹏斋更是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汉诗人，“其诗豪宕有奇气”②。受李白影响较深，善草、楷。虽然健三没有表明对岳父审美取向的厌恶，但起码他是不赞赏的，不但如此，他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轻视情绪，认为其仅仅“不是过特别阔气日子的”官吏的附庸风雅，甚至“太俗气”。《路边草》中主人公健三对于艺术的审美取向正与作者夏目漱石一致。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夏目漱石对于江户时代书画这样的“雅”艺术并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推崇备至，对于浮世绘这样的“俗”艺术又感到不屑，但他却对中国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方面，这与夏目漱石自身具有的深厚的汉学素养以及他晚年对书画产生的浓厚兴趣有关。夏目漱石自幼就接触了众多与汉学有关的书籍，“经常去大儒生家荻生徂徕创办的图书馆”，进入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后系统地学习了《文字蒙求》《文章轨范》《论语》《孟子》等科目。而明治初年“开私塾的市井先生们，一般教的仍是四书、十八史略之类的古典汉学，书法也随之一起训练”③，虽然在他们内心书法仍只作为一门技艺而非专业，但它与修习学问、磨练人格是相关的。想必夏目漱石在接触汉学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中国书法的训练，《路边草》中健三幼年时想要购写董其昌字帖也许正与之相关。晚年的夏目漱石更是对书法和中国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修善寺大患之后夏目漱石的身体一直无法复原，胃病反复发作，在1912年9月又接受了痔疮手术，“这时起，他爱上书法并开始画南画风格水彩”④。《路边草》创作于1915年，这正是夏目漱石逐渐深入了解书画并试图在其中找到精神慰藉的时候，此时的小说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书法元素与他的心境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这与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有关。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推扬西方文明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业已老朽并无可取之处，“朝野上下对中国大都抱着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情”⑤。但长久接受中国古文化熏陶的文人却并非如此，虽然接受了西学的冲击，自江户以来盛行的中国汉学仍对日本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明治时代有大批书画家赴华求艺，更有中国罗振玉、杨守敬等赴日，中日书法交流频繁。曾在第五高等学校与夏目漱石为同事并且交往甚密的长尾甲于1903年赴华，并于1914年归国以清诗研究带动对中国书画的研究，在日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则长尾甲的《中国书画话》是在夏目漱石去世多年后所做演讲的集合，而在夏目漱石生前多次请他修改自己汉诗的过程中二人想必对中国的书画也做过一些探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夏目漱石对中国书法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在其作品中出现中国书法元素也绝非偶然。《路边草》中健三提到的“从中国内地带回来送给他的北魏二十品”的“朋友”想必正是明治时期来到中国求艺的众多日本文人中的一员。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模板www.udooo.com